他们说，医院才是我最好的去处。

你是个坏孩子，多萝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可为什么偏偏你这么自私呢？你的爸爸当然是爱你的。你为什么要说出这么不懂事的话？

你可能不相信平行宇宙的存在，但实际上它是存在的。它就存在于你的心里。前一分钟你还是个活生生的普通女孩子，后一分钟却只剩下一具空壳。你可以转个弯——或者在你黑暗的卧室里睁开眼睛——就能跨入一个看起来像是你的但又不是你的世界。

医院——他们口中的疗养院——位于另一座城市。甚至到现在我还说不清它究竟在哪里。可能是火星也说不定。

他们给我穿上一件约束衣。用穿白大褂的那些人的说法，是为了防止我伤害自己。

结果，一个16岁的小姑娘，头上带着扯掉头发之后落下的斑秃，就这样被人像捆一只鹅一样捆绑了起来。她不叫才怪呢。妈妈每看到我就哭，不是因为我遭了罪，而是因为我喊叫的声音太大了，吵得她难受。至于爸爸，他甚至没有跟我们一起去。

这事儿交给你了，孩子她妈。他说。

到地儿一看，那里简直像一座建在山上的监狱。

你能保证老老实实吗？要是能保证我们就脱掉你的约束衣。

我保证一定老老实实，我知道，老老实实就是要我安安静静的。50年代的女孩子都讲究文静。他们解开了我的约束衣，让我走上一道宽宽的石阶。妈妈走在我旁边，但故意和我保持着距离，就好像我有什么传染病似的。我犹如走在一团雾里，醒着，也睡着。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给我吃了药。可我居然一点印象都没有。我只记得爬那些石阶的时候非常吃力，就像在水下走路一样。我知道自己在哪儿，也知道我在看什么，只是我眼中的一切都有些模糊，比例似乎也不对。

我特别希望妈妈能够拉着我的手，而且我十分确定我一直在呜呜咽咽地求她，可那只是令她走得更快。嗒、嗒、嗒。那是她的鞋跟踩在台阶上发出的声音。她的手一直紧紧攥着手提包上的皮带，我都担心那皮带会被她揪断。

到了屋里，每个人都穿着白大褂，看起来全都冷冰冰的。我记得就是在那时我注意到了窗户上的铁栅栏，加上当时我浑身轻飘飘的，所以心里就想，如果我愿意的话，说不定能从那铁栅栏中间飘出去。

医生的名字很怪，听起来像一种布料，只是记不清是灯芯绒还是天鹅绒，或者别的。他嘴巴紧绷，酒糟鼻子。看到他时我忍不住笑了起来。我觉得他的鼻子就像一顶张开的红色降落伞，我笑得越来越厉害，最后竟哭了起来。妈妈在旁边一直嘘我，提醒我别那么没规矩，她抓着提包皮带的手指攥得更紧了。

坐下，哈特小姐。

我照做了，坐下的同时也止住了笑。这时我才意识到办公室里的寂静，随后是那古怪的灯光。那个房间没有窗户。我猜一定有许多人第一次看到灯芯绒医生的鼻子时惊讶得跳起来。

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被送到这儿吗？灯芯绒医生问我。

我现在很正常啊。

不，多萝西。正常的女孩子不会揪掉自己的头发，不会像疯子一样大喊大叫，更不会无端栽赃爱自己的人。

没错。妈妈在一旁插话说。可怜的温斯顿（我的爸爸）都快气疯了。她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无助地望着灯芯绒医生。他说，只要你乖乖听话，我们肯定能把你治好。

我不相信他。于是我转向妈妈，求她带我回家，并发誓说以后一定老老实实的。

最后我跪在了她面前，又喊又叫。我对她说我不是有意那么做的，我很抱歉。你看见了吧？妈妈对灯芯绒医生说。你看见了吧？

似乎不管我说什么她都无法理解我有多么抱歉，多么害怕。情急之下，我哭喊了起来。我知道那样做不对，简直大错特错，因为声音太大了。我向前摔去，头撞在妈妈所坐的椅子的硬木扶手上。

妈妈也尖叫起来。快想想办法！

我感觉有人从后面过来抓住了我。

醒来时，我已经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躺在一张床上，手腕和脚踝都被死死绑着，无法动弹。

陆续有穿着白大褂的人来到我身旁，像狂欢节大转轮上的目标一样走来走去。我记得自己曾试图喊叫，可惜什么声音也没有喊出来。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针对我，却没有一个人看我一眼。

我听到轮子滚动的声音，此时我才意识到我的头仍能扭动，尽管需要费点力气。一个护士——后来我知道她叫海伦——推着一台仪器进了病房，直走到我的病床前才停下。

有人摸了摸我的头，把一团凉凉的、黏糊糊的东西涂在我的太阳穴上。我把头扭向一侧，只听那人说了句“他妈的”，然后用手拽住了我的头发。

海伦俯身下来，她的脸离我特别近，近到我能看见她鼻子里的黑毛。“别害怕，一下下就好了。”她说。

我感觉到了流泪带来的灼痛。真是可悲，这么一点点好意都能把我感动得想哭。

灯芯绒医生随后走进来，噘着嘴，伸着鼻子。他一言不发，在我的脑袋两侧各放了一个金属盘。那两个盘子我感觉就像两块冰，既让我觉得冷冰冰，又觉得热烘烘。我开始唱起了歌。

唱歌。

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怪不得他们会把我当成疯子。我躺在病床上，眼里淌着泪，声嘶力竭地唱着比尔·哈利[1]的《整日摇滚》。

医生用一条皮带固定住我的头。我想告诉他皮带勒得太疼了，而且我很害怕，可我嘴里的歌似乎根本停不下来。他在我嘴里塞了一团什么东西，我差点吐了。

所有人都开始往后撤，我心里一惊，想道：炸弹。他们一定在我头上绑了个炸弹，我马上就要被炸成碎片了。我试图吐出塞在我嘴里的东西，然而这时……

我很难描述当时的震惊。现在我知道那是电击。我像个布娃娃一样浑身乱抖，还尿了裤子。传进我耳朵里的声音频率很高，呜的一声，非常刺耳。我想大概我全身的骨头都断了。电击结束的时候，我像个死人一样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我听到吧嗒吧嗒的声音，那是我的尿透过床垫滴在了亚麻地板上。

你瞧，海伦说，没那么可怕对不对？

我闭着眼睛，祈求上帝把我带走。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做了什么了不得的错事要接受这样残酷的惩罚。我想要一个妈妈，但不是我的妈妈，当然，我绝对不想我的爸爸。我猜我只是特别希望能有个人抱着我，爱我，并告诉我不要害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可是……俗话说，如果愿望都能实现，世界上还会有叫花子吗？

可能因为你很多时候见我都是一副半醉半醒的样子，所以就觉得我这个人一定很蠢，不过实话告诉你，我可是很聪明的。没用多久我就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哦，在来医院之前我就知道他们希望我怎么做，我怎么可能会乖乖就范呢？只是我没有想到不配合的后果竟如此严重。现在我知道了。天啊，我太知道了。

老老实实、安安静静。让干什么就干什么。问什么就答什么。永远别说不知道，永远别说你的爸爸侵害了你。也不要说你的妈妈知道一切实情但却选择了视而不见。哦，不。永远都不要说你很抱歉。他最恨这个。

来到这个医院时，我几度崩溃，万念俱灰。但我很快就学会了如何振作起来。我勤点头，多微笑，医生给药我就吃，还时不时问问他们我的妈妈什么时候过来看我。我不和任何人交朋友，因为其他女孩儿都是坏孩子，是些真正的病人。妈妈是不会同意我和她们交往的。我怎么能和企图割腕自杀或者放火烧死自家狗狗的女孩子交朋友呢？

因此很多时候我都踽踽独行，孤苦伶仃，沉默寡言，但我时常笑容满面。

在那里，时间是个很奇怪的东西。记得那时我经常盯着外面的树叶，看它们渐渐变黄，最终随风飘零。那是我判断日子的唯一方式。有一天，经历又一次电击治疗后，我来到了游戏室——之所以称这里为游戏室，我估计原因可能是这里的桌子上摆了几张棋盘。我坐在轮椅上，面对窗户。我的手又控制不住地抖起来，不过我尽力不让别人看到。

多萝西·吉恩？

我妈妈的声音从来没有那么温柔过。我循着声音缓缓扭过头。

她比我记忆中要清瘦了些，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且看着仿佛喷了一层漆。她穿了一条花格裙子和一件整洁的小圆翻领毛衣，戴着一副黑色的牛角框眼镜。她双手攥着提包的皮带，不过这次她戴了手套。

妈妈。我尽力克制着不哭。

你还好吗？

好多了，我发誓。我能回家了吗？我会乖乖的。

医生们说你可以回家了。但愿他们没有说错。真不敢相信你居然……和这些人待在一起。她环顾了一下四周，不由皱起眉头。

这才是她戴手套的原因。她不想被传染上神经病。不过她敢于伸手摸我，敢于呼吸我所呼吸的空气，我猜我应该为此感到高兴才对。后来我真的假装喜气洋洋呢。和灯芯绒医生告别时我尽可能地礼貌；我和海伦握了握手，在她对我妈妈说我给他们带去了很多乐趣时，我还努力笑了笑。我跟着妈妈出来，上了她那辆蓝色的克莱斯勒牌轿车。刚一上车她就点着了烟，车子开动时，一截烟灰掉到了座椅上。就是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她有多么心烦意乱。因为我的妈妈是最见不得半点脏乱的。

回到家时，我特别留心看了看。单层平房的装修故意向牧场靠近，屋顶竖着一个马形的风标，车库门是按照谷仓的风格设计的，窗户上带有西方典型的回纹装饰。车库前面，一个铁皮做的黑脸骑士伸手摆出欢迎的姿势。

那就是一个弥天大谎，一个能够穿透平行宇宙的谎言。对它瞥上一眼你就会改变，而你又不能不看它。

车子开上车库前的车道，但妈妈却不让我下车，她不想让邻居们看见。“待在车里。”她对我说，然后砰的一声关上车门去打开车库的大门。车子开进车库之后我才下车。我摸黑回屋，走进了充满未来风格的明亮的客厅。屋顶是斜着的，上面装饰着五颜六色的石子。透过巨大的落地窗可以直接看到后院里波利尼西亚风格的泳池。壁炉所在的那面墙是用巨大的白色石头砌成的。屋里的家具井然有序，一尘不染。

我的爸爸站在壁炉旁，他依旧穿着那套弗兰克·辛纳屈[2]套装，一手端着一杯马丁尼，一手拿着一根点着了的骆驼牌香烟。约翰·韦恩[3]爱抽的那种牌子——美国良烟。他戴着一副用金属丝和玳瑁壳做框的眼镜，面无表情地盯着我说：他们放你回来了。

医生们说她没事了，温斯顿。我妈妈说。

是吗？

我应该让那个老畜生去死，但我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像朵花一样在他贪婪的目光的惩罚下慢慢枯萎。我知道当众出丑的代价。我很清楚这个世界上谁更强大，反正不是我。

你瞧，她在哭呢。

如果不是他指出来，我还不知道呢。但我一直默不作声。

我知道他们希望我怎么做。

从疯人院回到家，我的名声算是臭了。在火烈鸟牧场，我成了下贱的罪人，仿佛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让我的父母也为之蒙羞。后来，他们都视我为危险的动物，只允许我在有限的范围内活动，丝毫不得逾越。

如今，像你和《菲尔医生》[4]的节目都会告诉人们，有了伤痛和压力就要大胆讲出来。然而在我们那个年代却恰好相反。有些事是永远都不能说的，我进过疯人院的事就正好属于这一类。极其偶尔的情况，妈妈不小心提到我住院的那段时间时，会委婉地称之为度假。她唯一一次看着我的眼睛并说出“医院”那两个字是在我回家的第一天。

记得当晚我正为晚餐准备餐具——我尽量机灵，多做力所能及的事。我缓缓转身偷看妈妈，她正在厨房里搅着什么东西。我想应该是皇家奶油鸡。那时她的头发依旧是棕色——我想应该是染过的——虽然卷曲却规规矩矩，像个小帽一样盘在头顶，那样的发式并不是人人都驾驭得了。她的面容在今天应该可以称得上英俊；方方正正，带着点男子气概；额头宽阔，颧骨突出。她依旧戴着那副猫眼黑牛角框眼镜，穿着炭灰色的毛衣。总之她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柔和的地方。

妈妈？我轻轻叫了一声，走到她身边。

她微微抬起头，只到能够看见我的程度。多萝西·吉恩，如果生活给了你一个柠檬，你就要拿它来做柠檬汁。

可是他——

够了。她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想再听到这件事。你必须把它忘掉。只要做到这一点，你很快就能学会重新微笑着面对人生。镜片后面，她圆睁着双眼，眼神中满含期许。求你了，多萝西，你爸爸是不会允许的。

我说不准她到底是想帮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帮，还是她根本就不在乎。我只知道一件事，倘若我再旧事重提，或者流露出哪怕一丝痛苦和哀怨，我的爸爸就会再次把我送回疯人院，而妈妈绝对不会阻止。

那时我总算知道，世界上的确存在更恐怖的地方。医院里那些双手颤抖、眼神空洞得如同黑板一样的孩子有时会说起些可怕的事，比如用冰水洗澡，或者更甚，脑叶切除。

我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