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我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抑郁的感觉像口大钟罩在我的头上。我远离了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甚至连每周三晚上与玛吉通电话的事都不能让我提起精神。

我懒洋洋地爬下床，迷迷瞪瞪地走向洗手间。昨天夜里我吃了多少安眠药？我想不起来了。这着实吓了我一跳。

我吃了一片阿普唑仑，走进淋浴间。说实话，阿普唑仑的效果已经越来越弱了。我需要多吃好几片才能起到我想要的镇定效果。我知道这是一种危险的苗头，应该引起警惕。而事实上它的危险已经逐渐显露出来，在我的精神上。

冲过澡，我把湿漉漉的头发扎成个马尾，穿上一套卫衣。这时只觉得头一阵阵地痛。

吃点东西也许会好些，可我的胃像被一双无形的手攥着一样，我担心吃什么都会吐出来。

上午的时光一点点溜走，我试着读了一会儿书，看了会儿电视，甚至搬出吸尘器打扫卫生。可不管做什么，糟糕的心情始终得不到缓解。

或许该喝点酒？只喝一杯。

已经过了中午了。酒的确起到了一点作用，尤其第二杯。

手机响时我再次萌生戒酒的念头。看到来电显示，我一下子扑过去，好像给我打电话的人是上帝。

“玛吉！”

“你好，塔莉。”

我蜷缩在沙发里，意识到此刻我多么需要听到一个朋友的声音，“能听到你的声音真是太好了。”

“我到城里来了，想着应该顺便看看你。再过十分钟我就到你家，等着给我开门。”

我霍地站起身，激动得差点哭出来。谁都想不到玛吉的到访对我有多重要。我已经堕落得人不人鬼不鬼了。我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而玛吉——待我像妈妈一样的人——是最合适的人选。也许她能帮我走出困境，“好的，我等着。”

挂掉电话我便冲进洗手间，迅速吹干头发，又涂了大量的发胶，给自己梳了一个精神的发型。然后草草化了个妆，换上牛仔裤和短袖上衣。我渴望见到亲人，渴望被接纳和被需要的感觉。最后我又特意穿了一双平底鞋（真不该喝那两大杯红酒，否则就可以穿高跟鞋了）。

门铃响了，我急切地冲过去打开门。

站在门外的人却是我的妈妈。天啊，她已经瘦成什么样了。她穿着宽松肥胖的长裤，勃肯凉鞋，还有一件我已经多年不见的带绣花的墨西哥束腰上衣，看上去就像70年代难民营里的难民。她灰白的头发抗拒着把它们扎成一团的皮绳，其中几缕散漫地垂在她瘦小而又布满皱纹的脸前。她的突然出现使我大感意外，一时之间竟不知道该说什么。

“是玛吉让我来的。”她说，“不过是我的主意，我想见你。”

“她人呢？”

“她没有来。想见你的人是我。但我知道你是不会为我开门的。”

“你来干什么？”

她从我身边挤过去，来到屋里，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仿佛这世上没有任何理由能够阻止她这么做。

走进客厅，她转身面对我，犹豫片刻之后，终于用沙哑的声音对我说：“你有酗酒和药物上瘾的问题。”

我听了一愣，有那么一两秒钟，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想：糟了，被发现了。这是很恐怖也很丢人的事，我感觉自己像被人剥光了衣服丢在她面前，无地自容，不知所措。我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摇着头说道：“不，不，我的药是有处方的。你说得倒好像我嗑药似的。”我甚至觉得好笑起来。她是不是以为我从后街那些毒品贩子手里搞到毒品，然后用针管注射到自己的身体里？天啊，我会堕落到那个地步吗？我有医生的处方，药物都是从沃尔玛买的。这时我不禁开始怀疑，她应该不会平白无故地指责我，她听到了什么？

妈妈上前一步。在我精心设计的房子里，她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在我眼中，她额头上的皱纹、脸颊上的雀斑，无不诉说着对我的失望。记忆中她从来没有抱过我、亲过我，或者对我说过她爱我。可现在她却跑过来无端端地指责我滥用药物，还想拯救我？

“我接受了戒毒治疗。”她怯怯地说，“我想——”

“你没资格对我说三道四。”我冲她吼道，“没资格，你明白吗？你凭什么跑过来指责我？”

“塔莉。”妈妈说，“玛吉说前几次和你通电话，你连话都说不清楚。我在电视上看到你被捕后的照片了。我知道你正经历着什么。”

“你走。”我嘶哑地喊道。

“你到斯诺霍米什找我是为了什么呢？”

“我正在写回忆录，反正跟你也没多大关系。”

“你心里有疑问。”

我一阵苦笑，忽然间我感觉到了呼之欲出的眼泪，这又让我懊恼不已，“哼，是啊。那次还真是没有白去。”

“塔莉，也许——”

“没有也许。尤其是你。我不想重蹈覆辙，我受不了。”我拉住她的胳膊就往外拖——天啊，她可真轻。她还没有来得及开口，我就已经把她推到了走廊里，并摔上了门。然后我回到卧室，爬上床，用被子蒙住脑袋。黑暗中，我听到自己沉重的呼吸和怦怦的心跳。

她错了。我才没有问题。就算我需要阿普唑仑安定情绪，需要安必恩睡觉，那又怎样？就算我夜里喜欢喝酒又怎样？我能控制这一切，只要我想，随时都能停下。

可是，该死的，我的头又开始疼起来。我的痛苦全是她造成的，我的妈妈。她和玛吉合伙背叛了我，这才是最残酷的。我对妈妈本来就没什么指望，可是玛吉呢？她曾是我最安全的港湾。她的背叛对我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想到这里，我的愤怒已经转化为深深的绝望。

我翻了个身，拉开床头柜的抽屉，找出阿普唑仑。

你以为这就是背叛？凯蒂在我旁边说道，她的声音把我从回忆深处拖了出来。

我忽然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我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连着呼吸机，头顶上钻了洞，看着我的人生一幕幕从我眼前闪过。

“我当时遇到了麻烦。”我轻声说。而他们只是想帮我。

如此明显的事为什么当初我没有想明白呢？

你现在想明白了，对不对？

“停停停。我不要再想这些事。”我翻了个身，闭上眼睛。

你需要记住。

“不，我需要忘掉。”

2010年9月3日

下午2:10

医院会议室里，警探两腿大大叉开，站得稳稳的，就算发生地震恐怕也不会晃上一晃。他手里拿着一个翻开的小笔记本，正低头查看刚刚记录的内容。

强尼环顾会议室，大部分座椅都藏在桌面以下，仅仅露出一点椅背。桌子中间放着两盒纸巾。旁边，玛吉尽力坐直身体，却发现这样做费神费力，只好一次次无奈地放弃。强尼今天早上给她打的电话，上午9点15分她和巴德已经在亚利桑那登上了飞机。此时巴德正在强尼的家里等待两个小家伙放学。玛拉在病房里陪着塔莉。

眼前的情景他和玛吉恐怕都会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是啊，同一个会议室。几年前他们也曾在这里等待，结果等来的却是医生告诉他们凯蒂的手术失败了，癌细胞已经扩散至淋巴结，他们到了做最后决定的时候。

他抓住玛吉冰凉的、关节粗大的手。

警探清了清嗓子。

强尼抬起头。

“毒理学报告一时半会儿还拿不到，不过我们在搜查哈特女士的住所时找到了好几种处方药，主要有止痛药维柯丁、镇定药阿普唑仑和安眠药安必恩。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事故的目击者，不过从事发现场的情形分析，当时她正沿哥伦比亚街朝海边方向行驶，我们估计她的时速超过了50英里，而且天下着雨。她以高速撞上了水泥柱。”

“有刹车痕迹吗？”强尼问。他听到玛吉倒吸了一口气，明白她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撞击之前如果有刹车痕迹，说明司机曾试图停车。倘若没有刹车痕迹，则意味着有其他的原因。

警探看了看强尼，“我不清楚。”

强尼点点头，“谢谢你，警探先生。”

警探离开后，玛吉转身面对强尼。他看见她的双眼中噙满泪花，顿时后悔自己问了那个问题。他的岳母已经承受了太多不幸与痛苦，“对不起，玛吉。”

“你是说……你怀疑她是故意撞上去的？”

这是强尼最怕面对的问题。

“强尼？”

“最近你见她的次数比我多，你觉得呢？”

玛吉叹了口气，“我觉得这一年来她特别孤独。”

强尼站起身，借口要去洗手间。暂时离开了会议室。

在走廊里，他低头靠在墙上。终于抬起头时，看到大厅对面的一扇门上镶了块牌子，写着：教堂。

他上次去教堂是什么时候？

凯蒂的葬礼。

他穿过大厅，推开那扇门。这个房间极为狭小，看起来顶多像个多功能室，里面摆了几张长凳，和一个仅作权宜之用的圣坛。开门之后他首先感受到的是这里的安静，其次是坐在前排右侧的一个女孩儿。她低低地缩在凳子上，只露出一个头顶，强尼盯着那粉红色的头发，愣住了。

他慢慢走上前去，脚步在铺了地毯的地板上没有发出一丝声响，“我能陪你坐会儿吗？”

玛拉猛然抬起头。强尼看到了她哭红的双眼。“我又拦不住你。”她说。

“你想拦住我吗？”他轻声问。在女儿身上他已经犯过太多错误，所以不想在这个时候这个场合再惹她不高兴。

她盯着爸爸看了许久，最后慢慢摇了摇头。她看上去是那么楚楚可怜，像万圣节里故意穿着奇装异服吸引大人注意的小孩子。

他小心坐下，等了一会儿才开口说：“祷告能让你好受些吗？”

“暂时还没有。”她的眼眶再度溢满了泪水，“你知道我上周对塔莉做了什么吗？”

“不知道。”

“她这次意外完全是我造成的。”

“宝贝儿，这跟你没关系。她出的是车祸。不管怎样你都阻止不了。”

“你也有责任。”玛拉痛苦地说。

强尼无言以对。他知道女儿的意思，因为他有同样的感觉。他们全都辜负了塔莉，把她赶出了他们的生活，因此造成她孤独抑郁，最终酿成了悲剧。

“我受不了。”玛拉哭着站起身向门口走去。

“玛拉。”他喊道。

走到门前她停住了，扭头看着爸爸。

“别伤害自己。”他关切地说。

“太晚了。”她小声说，随后便走了出去。门应声关上。

强尼吃力地站起来，仿佛55年的岁月全都压到了两条腿上。他回到等候室，看到玛吉坐在角落里，摆弄着她的毛衣针。

他在玛吉身边坐了下来。

“我又给多萝西打电话了。”她过了一会儿才说，“还是没人接。”

“她会不会看到你让巴德在她门上留的纸条？”

玛吉似乎突然泄了气。“迟早会看到的吧。”她轻声说，随后又哀伤地加了一句，“但愿能早一点。”

2010年9月3日

下午2:59

9月的午后，天气格外凉爽。斯诺霍米什呈现出一派迷人的秋色。树叶飘零，落在马路上、停车场上、河岸上。多萝西·哈特站在农贸市场中自己的摊位前，望着那司空见惯、早已成为她生活一部分的景象，不过，她的眼中倒的确看到了一点点美。那是路对面红桶里装着的最后几朵野玫瑰。卖花的是一个年轻女人，名叫艾瑞卡。她背上背着一个胖乎乎的鬈发婴儿，婴儿手里拿了一块儿熏鲑鱼，正啃得不亦乐乎。旁边有个小男孩儿，用纸杯喝着他们家自制的苹果汁。农贸市场人来人往，喧闹异常，视野之内是各种东西、各种颜色、各种动作，耳朵里充斥着各种声音。市场距镇中心只有几个街区，坐落在一段人行道上，每周五中午到下午5点开市。每逢开市，路两旁一水儿的白色帐篷，看上去活像冰淇淋的尖顶。帐篷下面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一堆堆水果、坚果、浆果、香草、蔬菜、蜂蜜和各种手工艺品。在日渐萧索的秋天，这里倒是五彩缤纷，艳丽非凡。

多萝西的摊位并不大，也就是一张稍微长一点点的矮桌，桌上铺了一层报纸——周日版的彩色连环漫画——上面摆着这个星期的货：盒子里装着鲜红的苹果、圆溜溜的覆盆子；篮子里装着香草、叶菜、青豆、番茄、花椰菜和西葫芦。不过此时已经全都卖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几个苹果和一把青豆。

天空蔚蓝，万里无云。今天的生意不错，她把篮子盒子全都收起来，沿着一条过道来到卡斯卡德农产品卖场的摊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