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伸出双臂，身体就失去了平衡，一个趔趄向一侧倒去。幸亏警察眼疾手快及时拉住我，我才没有摔倒在人行道上。我集中精力又试了一次。

结果我戳到了自己的眼睛。

他把一个酒精测量仪伸到我面前，说：“对着吹一下。”

我很确定今晚我没有喝酒，可坦白地说，我并不相信自己。我的意识有些模糊，但我心里还清楚，倘若我没有喝酒，就不必对着酒精测量仪吹气。“不。”我抬起头，盯着他轻轻说道，“我没有喝酒。我有恐慌症，我的药是有医生处方的——”

他二话不说抓住我的双手，给我戴上了手铐。

手铐？！

“等等。”我喊道，心里盘算着该如何解释，但他哪里肯听我的，拉着我便来到了警车旁。

“我有处方。”我恐惧地小声辩解，“是治疗恐慌症的。”

他向我宣读了权利，告诉我我被捕了，并拿出我的驾驶证在上面打了一个孔，然后硬生生把我塞进了警车的后排。

“拜托。”警官坐上驾驶座时我恳求道，“别这样。求你了，今天是平安夜啊。”

他一句话也不说，径直把车开走了。

到了警察局，他扶我下车，并搀着我的胳膊走进大楼。

在下着雪的节日的夜晚，警局里的人寥寥无几，这是我唯一的安慰。我早已羞愧难当，心里不停责骂自己。我怎么能蠢到这种地步？一个身材健硕的女人把我带进一个小房间，从头到脚又摸又拍地搜查了一遍，就像对待恐怖分子。

他们拿走了我的首饰和全部物品，而后是登记并按手印，最后还给我拍了照。

眼泪涌上来了，我知道怎么哭都无济于事——犹如雨滴落进沙漠——所以在它们流下来之前，我忍了回去。

平安夜在监牢里度过。这也算惨到家了。

我孤零零地坐在监区刷了油漆的水泥长凳上，在一盏耀眼的电灯下面瑟缩成一团，两眼盯着乌黑冰冷的铁栅发呆。牢房另一头的办公室里，几个面容疲倦的男女警官坐在各自的办公桌前，桌上放着塑料咖啡杯、家人的相片和各种各样的圣诞饰品，他们有的忙于处理文件，有的则轻松地聊着天。

夜里快11点——这真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几个小时——那个粗壮的女警官来到牢房门前，打开锁，“我们暂时扣下你的车。找个人来接你吧。”

“我能搭出租车走吗？”

“抱歉，不行。我们还没拿到你的检验结果，不能贸然释放你。必须要有人来保释才行。”

脚下的地板仿佛突然消失了，我坠入无底的深渊。该死的，这件事已经朝着不可收拾的方向发展了。

看来我只能安心在牢里待着了，平安夜我怎么忍心让玛吉过来保释我呢？

我抬头注视着这个女警官疲倦的、遍布皱纹的脸。看得出来，她是个慈善的女人，今天是平安夜，而她却还要守在警局加班。“你有家庭吗？”我问。

她被我问得一愣。“有啊。”她清了清嗓子才回答。

“今天夜里还要加班，挺不容易的啊。”

“有工作我已经很知足了。”

“是啊。”我叹口气说。

此时如果非要我给一个人打电话的话，我能想到的只有一个名字，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是怎么突然蹦出来的。“德斯蒙德·格兰特。”我说，“他是圣心医院的急诊医生。说不定他能来，我的手提包里有他的电话号码。”

女警官点点头，“那就打给他吧。”

我慢慢站起，感觉自己就像半截旧粉笔，了无生气。我们沿着一条绿色的走廊来到一个摆满空桌子的房间。

女警官把我的手提包递给我。我顾不上颤抖的双手，在里面翻找起来（这会儿要是能吃一片阿普唑仑就好了）。很快我就找到了他的号码，还有我的手机。

在女警官的注视下，我拨出了那个号码，然后屏住呼吸，等待着。

“喂？”

“德斯蒙德？”我的声音细若蚊蝇。电话接通的一刹那我已经后悔了。他是不会帮我的，他凭什么要帮我？

“塔莉？”

我什么都不想说了。

“塔莉？”他又叫了一声，且多了几分关切，“你怎么了？”

泪水开始在眼眶里打转，刺得两眼发疼。“我在金恩郡警察局的牢房里。”我轻声说，“罪名是酒后驾车。但我实际上没有喝酒。这是一场误会。他们不让我走，除非有人来保释。我知道现在是平安夜，可我实在是——”

“你等着，我马上就到。”他说。滚烫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沿着脸颊滚滚而下。

“谢谢你。”

我清了清喉咙，挂掉了电话。

“跟我来。”女警官说。她用手指轻轻戳了我一下，提醒我动起来。我跟她进了另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更大，也更忙碌，尽管今天过节。

我坐在墙边的一张椅子里，虽然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些醉汉、妓女和街头小混混被带进来，但我连头都懒得抬一下。

终于，门开了，德斯蒙德走了进来，身后是随风盘旋的雪花。他的长发湿漉漉、亮晶晶的，肩膀上还残留着几片没来得及化掉的雪花，他的鼻尖冻得通红。

我晃晃悠悠地站起身，羞愧得甚至不敢抬头。

他大步向我走来，长长的黑大衣像翅膀一样在身后张开，“你没事吧？”

我抬起头，“已经好多了。真对不起，这么晚了还麻烦你，而且今天还是平安夜，来的又是警察局。”我说不下去了，此刻我真希望有个地缝可以钻进去。

“反正再过十分钟我就下班了。”

“你在值班？”

“替那些有家室的人值的。”他说，“我应该把你送到哪儿？”

“我家。”我说。我什么奢求都没有，只想在我自己的床上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也许醒来时就能忘掉这个倒霉的夜晚了。

他搀着我的胳膊，领我来到他的车前——他居然在警局门前违法停车。我告诉他地址，我们就那样在沉默中走了几个街区，一直到我的公寓楼下。

车子刚在楼下停好，一个身穿制服的门童便立刻站在了车门旁。

德斯蒙德扭头看着我。

我知道他想问什么。事实上，我并不想邀请他上楼，我不想强颜欢笑，不想假装没事一样和他闲聊，可是今天这种情况我怎么好意思拒绝他呢？他刚刚才为我跑了一趟警察局呀。

“一起上去喝一杯吧？”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不安和怀疑，但最终还是说道：“好吧。”

我打开车门，下车时由于动作猛了一点还险些摔倒，幸亏门童及时伸手扶住了我。“谢谢。”我咕哝了一句，推开他就向前走。我仿佛忘了身后还有一个德斯蒙德，头也不回地穿过大厅，高跟鞋在大理石地板上嗒嗒有声。来到电梯前，我按下了按钮。进电梯之后我们仍然没有说话，镜子里的我们和镜子外面的我们，仿佛处在同一个世界。

来到公寓，我打开门并请德斯蒙德进屋。他跟着我穿过门厅来到客厅，在这里，西雅图美丽的夜景一览无余。雪花从黑色的天幕上洋洋洒洒而来，在柔和的霓虹灯光中焕发出绚丽的色彩。“喝酒？”我问。

“还是喝咖啡吧。”

他的话让我不禁想起这个狼狈的夜晚。我甚至有些恨他。

我到厨房里煮咖啡，这其间我找了个借口，钻进了洗手间。结果我被镜子里的自己吓了一跳——头发被雪压得贴在头皮上，还微微打着卷；脸色苍白，满面倦容，而且我今天没有化妆。

天啊。

我打开药柜，找到我的阿普唑仑，吃了一片之后才返回客厅。他找到了我的CD播放器，放起了圣诞节的曲子。

“我很意外你居然给我打了电话。”他说。

我没说什么，因为答案实在太可悲。我在沙发上坐下，准确地说是瘫倒在沙发里。我今天遭受的打击已经太多，再也站不住了。阿普唑仑没有起到效果，恐慌感正向我袭来。“德斯蒙德·格兰特。”我说。我只想随便说点什么，好打破这令人尴尬的沉默，“我曾经和一个叫格兰特的男人睡过几年。”

“哇。”他走过来坐下，离我很近，我能闻到雪花在他的大衣上融化后散发的气味和他呼吸中带出来的咖啡的味道。

“哇什么？”我问，他审视我的样子让我很不自在。

“我没想到你会这样说，睡过几年，大部分人都会采用其他的说法，比如谈过几年恋爱、做过几年朋友之类的。”

“我是记者，在选词上我力求准确。我只是和他睡觉，没有谈过恋爱。”

“你好像说过你曾经爱上过一个人。”

我不喜欢这场谈话的走向。酒后驾车还不够可悲吗？我耸了耸肩，“我那时才19岁，还是个孩子。”

“后来怎么了？”

“我直到快40岁时才意识到我爱他。”我试着微笑，“陈年往事了。6年前他和一个名叫迪安娜的女人结了婚。”

“那一定很遗憾。那个叫格兰特的呢，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花花公子吧。他送过我很多花和首饰，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那些礼物代表的意思并非要和你厮守终生。”

“那什么礼物才代表想和你厮守终生呢？”

我耸耸肩。我怎么知道？“拖鞋？或者法兰绒睡衣？”我无力地叹了口气，“德斯蒙德，我真的很累。”这一天已经把我折腾得快要散架，“我很感谢你去接我。”

他把咖啡杯小心放在桌子上，向我这边缓缓转过身。他抓住我的一只手，拉着我站起来。他看我的眼神让我喘不过气。难以置信，他居然看出了我的脆弱和恐惧。“塔莉，你就像丁尼生[4]笔下的夏洛特女郎，从安全的高塔上俯视着世界。你功成名就，实现了大多数人连做梦都不敢想的目标。可为什么在平安夜你却连个可以打电话来接你的人，或者说连个可去的地方都没有呢？”

“你回去吧。”我疲倦地说。我讨厌他的问题，因为他毫不留情地揭穿了我的孤独和恐惧，而且还间接指责了我的不作为。“求你了。”我的声音出现了嘶哑的痕迹。现在我什么心情都没有，只想上床睡觉。

明天也许会好些吧。

[1]　《虎派》（Tiger Beat）：欧美知名的时尚娱乐杂志。

[2]　雾角：设在海边用于雾天警示靠岸位置和水中船只的号角。

[3]　诺曼·洛克威尔（1894—1978）：美国20世纪早期重要的画家及插画家。

[4]　丁尼生（1809—1892）：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受欢迎、最具特色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