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不能别哼了？”我对凯蒂说，“你这样我哪里还能专心思考？况且对我来说那也不是什么美好的回忆。”

我没有哼啊。

“那好，别哔哔乱叫了。你以为你是哔哔鸟[1]吗？”那声音起初还算柔和，像蚊子一样在我耳边嗡嗡，但后来却越变越大，简直震耳欲聋。

“别吵了！”我的头开始疼起来。

真正的头痛。从眼窝深处向周围蔓延，直至变成难以忍受的偏头痛。

我像这里的坟墓一样安静。

“真幽默。等等，那不是你。听起来像呼啸的警笛。妈的，怎么回——”

她快不行了！有人喊道。谁快不行了？

旁边，凯蒂一声叹息。这是个哀伤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撕裂一片破旧的蕾丝花边。她低声叫着我的名字，说道：时间。我被吓住了，既因为她声音中透出的精疲力竭，也因为这两个字本身。难道我的大限已经到了？我为什么不多说些话呢？为什么不多问些问题？我到底出什么事了？我想她肯定知道，“凯蒂？”

没有回应。

突然，我翻着跟头坠落下去。

我能听到人的说话声，却听不懂说的什么。疼痛的感觉强烈而持久，逼得我快要发疯，我必须用尽所有的力气才能控制自己不叫出来。

全都让开！

我感觉灵魂正慢慢离开我的身体。我想睁开眼睛——或许已经睁开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周围的黑暗像煤层一样丑陋、冰冷、深厚。我大声求救，可声音并没有钻出我的脑袋。我根本张不开嘴。我想象出来的声音在脑海中回响着，渐渐消失了，我也一样……

2010年9月3日

早上6:27

强尼站在9号外科病房外。他用了整整五秒钟才决定跟着贝文医生，但来到这里后他一秒钟都没有犹豫就推开了病房门。他毕竟是个记者，最擅长去他不受欢迎的地方。

刚打开门，他就被一个穿手术服的女医生撞了个正着，对方二话不说就把他推到了一边。

他连忙躲开，侧身溜进了稍显拥挤的病房，而且尽量不妨碍任何人。病房里明亮得耀眼，一群身穿手术服的男男女女挤在一张轮床周围。同一时间仿佛有好几张嘴在说话，一些人时前时后地变换位置，有条不紊得如同钢琴上的琴键。他们的身体把轮床围得格外严密，强尼看不到病人，只看到从蓝色的无纺布一头露出几个赤裸的脚趾。

警报声响起。有人喊道：“她快不行了。充电。”

尖锐的蜂鸣声在人声之上嗡嗡作响。强尼感觉自己连骨头都跟着振动起来。

“全都让开！”

他听到呜的一声，病人的身体先是向上弓起，随后又重重落下。一只胳膊被震得垂下来，耷拉在床边。

“心跳恢复了。”有人报告说。

强尼在心跳监视仪上看到了跳动的波浪。众人似乎松了一口气。几个护士从病床前退开，他第一次看到了床上的病人。

塔莉。

空气仿佛突然倒灌进病房，强尼终于吸了一口气。地板上全是血。一名护士不留神踩了上去，差点滑倒。

强尼走近了一些。塔莉仍处于昏迷状态，她满脸是血，胳膊上的一根骨头从撕裂的皮肉中暴露出来。

他轻轻念着她的名字，或者他只是以为自己在念着那个名字。他来到两个护士之间的空隙，其中一个护士正盯着吊瓶，另一个则把蓝色的无纺布向上拉一拉，盖住塔莉赤裸的胸部。

贝文医生走到他身边，说道：“您不该在这儿的。”

强尼摆了摆手，却说不出一句话。他有许多问题要问医生，可是站在这里，看着伤痕累累的塔莉，他心里剩下的只有羞愧和内疚。他认为对于塔莉的不幸，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他一味地指责塔莉，尽管很多事并不是塔莉的错；是他把塔莉硬生生赶出了自己的生活。

“雷恩先生，我们需要把她送进手术室。”

“她还有救吗？”

“从目前看还不容乐观。”贝文医生说，“请您让一让。”

“一定要救活她！”强尼说着，踉跄地退到一边，为轮床让开了路。

他木然地走出病房，沿着走廊来到四楼的手术等候区。一个女人手中拿着毛衣针，正坐在角落里哭泣。

到服务台登了记，并告诉值班的女护士说他在等塔莉·哈特的消息，之后他便在虽然开着却没有图像的电视机旁找了个位置坐下。头隐隐作痛，他只好靠在椅背上休息。

凯蒂不在的这几年，他经历了许多坎坷，也犯过许多错误，但此时他不愿回想这些，毕竟生活就是如此，虽然磕磕绊绊，却总有值得铭记的地方。他不由自主地开始祈祷。上帝，凯蒂去世的时候他曾一度对他失去了信仰，然而玛拉出走之后，无助的他又重新回到了宗教的怀抱。

连续几个小时，他静静地坐在等候区，看着数不清的陌生人来来往往。他还没有给任何人打电话通知塔莉发生意外的事。他要等待医生给他更确切的消息。噩耗，对这个经历过不幸的家庭来说太过残酷。如今巴德和玛吉都住在亚利桑那州，如果不到万不得已，强尼不想让玛吉又一次急匆匆地赶去机场。他很想给塔莉的母亲打个电话，虽然现在天色还早，可他没有她的联系方式。

当然，还有玛拉。只是他甚至不知道女儿会不会接自己的电话。

“雷恩先生？”

强尼猛地抬起头，看到医生正向他走来。

他想上前迎一迎，但浑身虚弱的他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医生扶住他的肩膀，说：“雷恩先生？”

强尼用尽全力站起身，“她怎么样了，贝文医生？”

“性命暂时保住了。请随我来。”

强尼梦游般地跟着医生离开了等候区，来到附近一间没有窗户的、狭小的会议室。会议桌的中央没有常见的鲜花，只孤零零地放了一盒纸巾。

他茫然坐了下来。

贝文医生坐在他对面，“现在最棘手的问题是脑水肿，也就是大脑里的肿块。她遭受了极为严重的颅脑损伤。我们已经在她颅内植入了一个分流器，但具体效果还有待观察。我们给病人降低了体温，并用药物使她处于暂时昏迷状态以控制血压，不过她的情况非常危险，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我能看看她吗？”强尼问。

医生点点头，“当然可以，跟我来吧。”

他领着强尼穿过几道白色的走廊，进电梯，出电梯，最后来到了重症监护病房区。贝文医生走到一个用玻璃墙围起来的病房前。这样的病房前后共有十二间，呈马蹄状围着一个忙碌的护士站。

塔莉躺在一张狭窄的病床上，被一堆仪器包围着。医生已经剃掉了她的头发，并在头盖骨上钻了个洞，从而插进导管减轻颅内压。她身上还插着许多别的导管——有呼吸管、饲管，还有另一根插进颅内。病床后面的黑色屏幕上显示着她的颅内压，另外一个监视器显示心率。她的左胳膊上打了石膏。苍白得有些发青的皮肤上反射着冰冷的光。

“脑损伤这种情况很难预料。”贝文医生说，“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她受伤的程度和范围。这是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内我们希望能搞清楚的。我很想说得更明确些，可惜这个领域就是如此，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强尼对脑损伤并不陌生。他自己在伊拉克做战地记者的时候就有过亲身经历。他在接受了好几个月的治疗之后才算恢复正常，可尽管那样，他记忆中关于自己在爆炸中受伤的经历仍是一片空白。

“她醒来之后还能记得以前的事吗？”

“能不能醒来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她的大脑功能还在，只是因为用了药，我们暂时还不知道有多少功能是完好无损的。她的瞳孔还有反应，这是个好兆头。但愿昏迷能使她的身体有机会自我调节和修复。但如果出血面扩大，或者脑肿持续……”

他不需要继续说下去，强尼知道结果是什么。

呼吸机扑哧扑哧的声音不断提醒着他，塔莉还不能自主呼吸。

监视仪的哔哔声、指示器的嗡嗡声、呼吸机的扑哧声，各种刺耳的杂音汇聚在一起，像一只无形的上帝之手，艰难维持着一个生命的延续。

“她究竟怎么受的伤？”强尼最后问道。

“只知道是车祸，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贝文医生向他扭过头，“她是信徒吗？”

“据我所知，不是。”

“真遗憾。这种时候，信仰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是啊。”强尼深有同感地说。

“我们认为多和昏迷的患者说说话能起到帮助作用。”贝文医生说。

随后他再次拍了拍强尼的肩膀，转身出了病房。

强尼在床边坐了下来。他就这样坐着，盯着塔莉，心里一遍又一遍重复说“坚强点，塔莉”。他坐了多久？久到足以让内疚和遗憾化作喉头上一阵又一阵的颤动。

为什么非要等到悲剧之后才能看清生活的原貌？

他不知道该对塔莉说些什么。他们之间说过的以及还未说出口的话都太多太多。但有一点他非常肯定：倘若凯蒂在这里，一定会好好教训他的，为他赶跑了她最好的朋友，以及他对塔莉所做的一切。

强尼只想到了一件事，尽管他觉得这样做非常愚蠢，但还是硬着头皮做了。漫长的沉默之后，他开始轻声唱起了一首歌，一首每当回荡在他脑子里时就会想起塔莉的歌：“只是一个小镇姑娘，生活在一个寂寞的世界上……”

我在哪儿？死了？活着？或者两者之间？

“凯蒂？”

我忽然感觉身旁有股暖流，心里不由松了一大口气。

“凯蒂。”我说着扭过头，“你去哪儿了？”

走了。她淡淡地说，现在又回来了，睁开眼睛。

我的眼睛闭着吗？难怪周围这么黑。我缓缓睁开眼，就像迎着太阳醒来。光和热如此强烈，我禁不住喘息起来。几秒钟之后我的双眼才适应明亮的光线，而适应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医院的病房，我又看到了我的身体。它就在下面，手术正在进行当中。几个身穿手术服的人站在手术台旁。手术刀和其他器具在银色的托盘里闪闪发光。手术室里到处都是仪器设备，哔哔声、嗡嗡声、嘶嘶声响成一片。

看，塔莉。

我不想看。

快看。

我移动起来，尽管我的意志极力抗拒。一阵冰冷的恐惧攫住了我。它比疼痛更可怕。我知道我将在那张光滑的手术台上看到什么。

我，好像又不是我。

我躺在台上，身上盖着蓝色的手术单，单上单下全是血。护士和医生正在交谈，有人正剃我的头发。

没有了头发的我看上去像个孩子，弱小而苍白。一名手术人员在我光秃秃的脑袋上涂了一层褐色的液体。

我听到一阵嗡鸣，仿佛是发动电锯的声音，不由恶心起来。

“我不喜欢这里。”我对凯蒂说，“带我到别的地方去吧。”

我们哪儿也不会去的，不过你还是闭上眼睛吧。

“我很乐意。”

这一次，突如其来的黑暗让我倍感恐惧。我不知道为什么，总之是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因为虽然我的灵魂中储存了许多黑暗的情感，但恐惧并不在其列。可以说，我原本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哈。你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人都惧怕爱，所以你才会不停地考察别人，而后又把别人推开。睁开眼睛吧。

我顺从地睁开眼，最初的一秒钟，眼前仍是一片黑暗；但是随后，色彩像《黑客帝国》中的电脑编码一样，一串一串地从头顶那令人费解的黑色中垂下。首先显现的是天空，完美的、没有一丝杂质的蓝；随后是正值花开的樱桃树——一簇簇粉色的小花爬满枝头，甜香的空气中飞落着花瓣雨。建筑像有条有理的素描画，一点点浮现出轮廓，粉色的哥特式结构，优雅的侧翼和塔楼；最后才是碧绿碧绿的草，嵌在四通八达的水泥人行道之间。原来我们回到了华盛顿大学的校园。那些生动活泼的色彩令人陶醉。校园中到处是男男女女，还有孩子们，背着背包，有些在玩沙包，有些躺在柔软的草地上，手里拿一本掀开的书。有人带了便携式音响，并把音量调高到极限，扬声器中传出刺耳的歌声，那歌曲是《未曾有过自我》[2]。天啊，我讨厌这首歌。

“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我说，“对不对？”

真实是相对的。

离我们在草地上所坐的位置不远，并排趴着两个小姑娘。她们一个是金发，一个是深褐色头发。金发的那个穿着降落伞裤和T恤衫，面前放着一本摊开的活页日记本。另一个——好吧，我知道那是我。我仍然记得自己什么时候留过那样的发型——硕大的头箍把头发全部向后拉，在脑后扎起一个高高的马尾；我也记得那件松松垮垮的露肩式白毛衣，它曾经是我的最爱。她们——我们——看起来好年轻，我情不自禁地微微一笑。

我重新躺下，感受着胳膊被小草刺痛的感觉，闻着熟悉的草叶的清香。凯蒂也随我一起。我们盯着同一片蓝色的天空。在华盛顿大学的四年里，我们不知道这样做过多少次。周围的光充满奇幻感，清晰而闪亮，像阳光照耀下的香槟酒。这光辉让我感到平静。在这里，尤其在凯蒂的陪伴下，痛苦仿佛成了遥远的记忆。

今晚发生什么事了？她问。短暂的平静被撕开了一个缝。

“我不记得了！”奇怪，这竟然是真的。我真的不记得了。

你能想起来。只是你不愿意罢了。

“也许这是有原因的。”

也许。

“凯蒂，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是你让我来的，还记得吗？我来这里是因为你需要我；同时也是为了提醒你。

“提醒我什么？”

塔莉，回忆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人到终了，只有回忆相随。相对于别的一切，爱和回忆才是永恒的。所以在临死之际我们总会走马观花般回望浮生——我们只挑选自己钟爱的回忆，就像打包一堆行李。

“爱和回忆？那我就惨了。我什么都不记得，至于爱——”

你听。

这时一个声音说道：“她醒来之后还能记得以前的事吗？”

“嘿，”我高兴地说，“那是——”

强尼。她说自己丈夫名字的时候，语气之中既有满满的爱也有深深的痛。“能不能醒来现在还是个未知数……”一个男人回答说。

等等。他们在谈论我的生死。而且情形并不乐观，脑损伤？我心中突然闪出一幅画面——我，被禁锢在床上，浑身插着导管，不能思考，不能说话，不能移动。

我努力集中精神，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医院的病房。

强尼站在我的病床边，低头看着我。他身旁站着一个身穿蓝色手术服的陌生人。

“她是信徒吗？”陌生人问。

“据我所知，不是。”强尼的声音格外沧桑，哀伤。我真想拉住他的手，尽管我们之间发生过那么多的不愉快。

他在我的病床边坐了下来。“对不起。”他对那个昏迷中的我说。

他口中的这三个字我已经期待了很久，可是为什么呢？显然他很爱我，从他湿润的眼眶、发抖的双手，以及祈祷时低下的头颅，我看得出来。他不是一个喜欢祈祷的人，至少我认识的那个他不是；他的下巴已经快要抵住胸口，这是绝望，是投降的表示。

他会怀念我的，即便经历了那么多事。

我也会怀念他。

“坚强点，塔莉。”

我想回答他，让他知道我已经感受到他的关怀与鼓励，让他知道我听见了他的话，可我无能为力。“睁开眼睛。”我命令我的身体说，“睁开眼睛，告诉他你也很愧疚。”

接着他开始用嘶哑的嗓音唱起了歌：“只是一个小镇姑娘……”

上帝呀，我爱死这个男人了。凯蒂说。

歌唱到一半时，有人推门走进了病房。那是个结实健壮的男人，上身穿棕色运动服，下身穿蓝色宽松长裤。“我是盖茨警探。”那人说道。

听见他们提到“车祸”两个字，我的脑海中立即闪出许多画面——下雨的夜晚，水泥柱，我的双手握着方向盘。回忆接近成形，我几乎快要想起什么了，可就在我准备将这些碎片整理在一起的时候，胸口突然一疼，我好像被什么东西猛烈地撞到了墙上。那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撕心裂肺的疼痛。

蓝色警报，快叫贝文医生。

“凯蒂！”我大喊道，可她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周围响起一片噪声，像打雷一样，伴随着回声、撞击声和蜂鸣声。我无法呼吸，胸口的剧痛让我后悔自己还活着。

全都让开。

我像小孩子的布娃娃一样被抛向空中，随即化作一团火焰。当这一切结束之后，我再次飘浮起来，并同那满天的星光一道向下坠落。

黑暗中，凯蒂抓住了我的手，坠落停止了，我们飞了起来。最后我们平稳落地，像蝴蝶一样轻盈地落在两把破旧的、面朝海滨的木椅子上。世界一团漆黑，但却仍有点点光明：洁白的月亮，数不清的星星，古老的枫树枝头，梅森罐中的祈愿烛发出摇曳的光。

她的后花园，凯蒂的后花园。

在这里，疼痛的感觉终于有所缓解。感谢上帝。

我听到凯蒂在我一旁呼吸的声音。她每呼出一口气，我都能闻到薰衣草的味道，还有别的，也许是雪。强尼已经垮了。她的话让我想起我们之前待过的地

方——我静静躺着听别人谈论我的生死的地方。我没想到他会垮掉。

“我们都垮了。”这就是令人悲哀的真相，“你就像维系我们的强力胶，没有你……”

漫长的沉默。我不知道她是否在回想她的一生，她深沉的爱。得知别人离了自己就无法生活是种什么感觉？得知自己被那么多人深爱着又是种什么感觉？

他搬到洛杉矶之后你是怎么过的？

我叹了口气，“难道我就不能直接走进那片光里，一了百了吗？”

是你呼唤我的，还记得吗？你说你需要我。喏，我来了。这就是原因：你需要回忆。仅此而已。现在，我们聊聊吧。

我靠在椅背上，望着梅森罐中燃烧的祈愿烛。罐子被细麻绳系着悬在枝上，偶尔微风吹来，罐子随风摇摆，将烛光投到昏暗的树枝后面，“你去世以后，强尼和孩子们搬去了洛杉矶。搬家的事非常突然，好像是强尼一时心血来潮做出的决定，总之我知道的时候他们已经要走了。我只记得在2006年11月的一天，我和你的父母站在门前为他们送别。随后我就回了家……”

一头栽到床上。我知道我需要开始工作，但我振作不起来。说实话，我连工作的念头都不敢动一动。刚刚失去最好的朋友，我还没有力量重新开始生活。

悲痛压得我直不起腰，我索性闭上眼睛。人偶尔消沉低迷也在情理之中，有何不可呢？谁都会遇到这样的时候。

总之我失去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严格地说并非失去，因为我知道时间去了哪里，也知道我自己身处何地。我就像一只受伤的小动物，躲在黑暗的巢穴，舔舐着扎在爪子上的刺，却苦于找不到任何人帮我拔出来。我每天晚上11点都会给玛拉打电话。因为我知道她也一样睡不着。我躺在床上，听她抱怨爸爸搬家的决定，然后安慰她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我们两个谁都不相信这种话。我答应她会尽快去看她。

最后，我终于受不了了。我一把掀掉被子，穿过公寓，打开电灯，拉开窗帘。屋里顿时充满了光明，在这光明中，我第一次看清了自己：我的头发又脏又乱，眼神黯淡呆滞，衣服皱皱巴巴。

我看起来简直和我的妈妈一个德行。我又羞又恼，恨自己这么快就堕落成这副鬼样。

该振作起来了。

于是，我有了自己的目标。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但它不能成为我意志消沉、自甘堕落的借口；一味地悲伤下去是谁都不愿看到的。我必须放下包袱，奔向新的生活。

我知道该怎么做。我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啊。我立刻给我的经纪人打了电话，约定见面的时间。他也住在洛杉矶。我要去见我的经纪人，尽快复工，顺便去看看强尼和孩子们，给他们一个惊喜。

对，好极了。我有了一个计划啦。

约定时间后，我顿时感觉畅快了许多。于是我洗了个澡，好好给头发做了个造型。梳头的时候，我注意到我的发根已经开始变白。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不由皱起眉头，把头发扎起来，好盖住白色的发根。我笨拙地给自己化了个妆。毕竟我要重回外面的世界，如今这年头，照相机可是无处不在的。穿衣打扮也要格外注意，既要舒服又要掩盖我日渐肥胖的臀部。我给自己选了一条黑色的针织铅笔裙、一双及膝长靴和一件带不对称衣领的丝质衬衣。

很好。我先给旅行代理人打电话办好预订事宜，然后就精心穿好衣服。做这些事的同时，我一边微笑一边提醒自己：我能做到的，一定能。一切妥当，然而当我打开公寓的门，竟忽然感到一阵慌乱。我喉咙发干，额头上渗出的汗珠蜇疼了我的皮肤，而我的心脏更是跳得厉害。

我害怕离开我的公寓，害怕到外面去。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但我决不要临阵退缩。我深吸一口气，只管迈开步子向前走。进电梯，下楼，到停车场，坐上驾驶座。一颗心在胸口怦怦直跳。

发动引擎，我开着车子驶上西雅图熙熙攘攘的大街。天上下着大雨，雨点噼里啪啦砸到我的挡风玻璃上，扰乱了我的视线。每一秒钟我都想掉头回去，但我克制住了。我强迫自己继续向前，直到我登上飞机，在头等舱里坐下。

“马丁尼。”我对空姐说。对方用一脸惊愕的表情提醒我此时还不到中午。管他呢，现在我只想喝酒。

两杯马丁尼下肚，紧张的情绪稍稍缓解，我总算能靠在座位里合一会儿眼睛了。开工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能拯救我的只有工作。

到了洛杉矶，我看见一个身穿黑衣服的司机举了个牌子在出站口等候。牌子上写着：哈特。我把我的小牛皮手提袋递给他，跟着他走到一辆林肯城市轿车前。从洛杉矶国际机场到世纪城[3]的交通非常拥堵，车子一路走走停停。高速路上的司机们疯狂按着喇叭，好像那么做能管什么用似的。骑摩托车的在各个车道间钻来钻去，让旁观者都为他们捏了一把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