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哪儿？

黑暗。

我睁不开眼睛；或许眼睛睁开了，只是周围太黑看不到东西；又或者，我的眼睛已经不中用了。也许我已经瞎了。

让开！准备除颤！

什么东西在我胸口重重击了一下，我的身体不受控制，先是向上弓起，后又轰然坠下。

没有反应，贝文医生。

我突然感觉一阵剧痛，一种难以想象的痛，痛得我连求生的意志都想要放弃。紧接着，又是一片虚无。

我陷入了奇怪的静止状态，像死死屏住的一口呼吸。包围我的黑暗浓厚而安静。

现在我可以很轻松地睁开眼睛了。四周仍然一片黑暗，但与之前却有所不同。液体，乌黑得如同海底的水。我试着移动，发现阻力异常强大。于是我不停地推啊推，直到坐起来。

黑暗在渐变性地消退，变成一片灰蒙蒙；远处出现了光，呈漫射状，像朦胧的日出。可是随后突然之间，一片光明。

原来我在一个房间里，而我的身体却高高在上，正俯瞰着房间里的一切。

下面有群人正紧张地忙碌着，他们嘴里不时冒出些我听不懂的话。房间里有各种仪器，白色的地板上有红色的东西在流动。这情景似曾相识，我以前肯定见过。

这些人里面有医生也有护士。哦，原来我在医院的病房里。他们正忙着拯救某个人的生命。只见这群人围在一台轮床的两侧，床上躺着一个人，一个女人。等等，有点不对劲。

躺在轮床上的人竟然是我？

那个一丝不挂、遍体鳞伤、浑身淌着血的女人正是我自己啊。地板上流动的血来自我的身体。我能看到自己满是血污的青肿的脸。

可奇怪的是我竟没有丝毫的感觉。那的确是我，塔莉·哈特。躺在轮床上奄奄一息的病人。可我也是我呀，我正浮在屋顶的角落里，像个旁观者一样看着下面的一切。

急救人员围在我的身旁。他们互相叫喊着——从他们张大的嘴巴、涨红的脸和深皱的眉头我能看出他们的焦灼和忧虑。他们把更多的仪器拖进房间，轮子在淌着血的地板上吱呀打滑，红色的版图上留下一道道白色的痕迹。

他们的声音对我来说似乎没有任何意义，就像《查理·布朗[1]》特别节目中的成人配音：哇——哇——哇。

她快不行了。

我似乎应该关心才对，可我不在乎。眼前的情景就像我曾经看过的肥皂剧。我翻转身体，墙壁忽然消失了。远处有一片沸腾的明亮的光，它召唤着我，温暖着我。

我心里想着：过去吧。而身体却已经在移动。我飘进了一个明亮得刺眼的世界。蓝，蓝的天；绿，绿的草；棉絮一样的云朵里落下雪一样洁白的花。还有光。美丽，耀眼，见所未见。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如此平静，如此安宁。当我穿过草丛，面前忽然出现了一棵树，起初还是棵幼小的树苗，枝干弯曲，浑身疙疙瘩瘩；可我站在那里的当儿，它却疯狂地生长起来，不断地开枝散叶，直至占据了我的全部视野。我心想要不要往回走，万一这棵树继续生长下去，把我吞进它那错节纠缠的根里呢？树生长的同时，黑夜降临在我的周围。

抬起头，我看到了许多星星，北斗七星、猎户腰带，都是我小时候在我们家庭院里就已经认识的星座，那时的世界似乎很小，小到装不下一个女孩儿所有的梦想。

从某个遥远的角落我依稀听到了歌声。比利，别逞英雄[2]……

在某种程度上，这首歌启发了我，使我难以呼吸。13岁那年这首歌曾经让我哭泣。那时我以为它讲了一个悲惨的爱情故事，但现在我认为它是一个悲惨的人生故事。

生命不能拿来开玩笑……

我的面前出现了一辆自行车，一辆旧式的带香蕉形车座的女式自行车，前面还装有一个白色的车篮。它斜靠在一道玫瑰篱笆上。我走过去，骑上车子，踩下踏板……可是去哪儿呢？我不知道。车轮下忽然出现了一条路，一直通往我目力所及的地方。这是个星光灿烂的夜晚，我忽然又像个小孩子一样骑着车子飞也似的冲下山坡了。我的头发随风飘动，不时扫在我的脸上。

我知道这个地方。这是萨默山。它早已融入我的灵魂。显然我并不是真的在这里。真实的我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奄奄一息呢。所以说，这一切都出自我的幻想，但我并不介意。

我张开双臂，任由自行车越跑越快。我想起第一次这么做时的情景。当时我和凯蒂都上初中。我们骑的也是这种自行车，走的也是这条山路。我们的友谊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并成了我人生中唯一一段真挚纯洁的感情。当然，凯蒂之所以能跑出来和我一起疯，完全是被我逼的。是我在三更半夜的时候用石头砸她卧室的窗户，把她叫醒并央求她和我溜出去的。

难道我早就知道那一次选择会改变我们两个的人生吗？不。但我确实知道我的人生需要改变。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妈妈虽然没有丢弃我，但却对我不闻不问，我的整个童年不得不假装现实的一切都是虚幻的。只有与凯蒂在一起时我才会真正坦诚相见。她是我永远的好朋友，是唯一一个无条件接受我并爱我的人。

我们成为朋友的那一天我终生难忘。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会记得那么牢了。我们都是14岁的小女生，都没有什么朋友；我们两个就像盐和胡椒一样特立独行、与众不同。我们认识的那天晚上，我对酩酊大醉的妈妈说我要去参加一场中学生派对，她交代我说要尽情地玩。

在一片黑暗的树丛里，一个我刚刚认识的男孩子强暴了我，并把我一个人丢在野地里。独自走回家的途中，我看到凯蒂坐在她家的篱笆墙上。从她家门前走过时，她忽然开口和我说话了。

“我喜欢在晚上来这里，星星很亮。有时候如果一直看着天空，会觉得星星像萤火虫一样在四周飞落。”牙齿矫正器使她说起话时有些含混不清。“也许这条街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跟你说这些，你八成觉得我是书呆子吧？……嘿，你脸色不太好。而且身上有呕吐的臭味。”

“我没事。”

“真的没事？”

真是见鬼，我竟然哭了起来。

那就是我们两个故事的开始。我把我最羞愧的秘密告诉了她，她伸出手，我紧紧握住。自那天起，我们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从高中到大学，以及毕业之后。我的任何经历只要还没有与凯蒂分享就不算是真的；一天之中倘若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那么这一天就是不完整的。到18岁时，塔莉与凯蒂这两个名字已经紧紧连在了一起，什么都无法分割。我陪她经历了人生中一件又一件大事：结婚、生子、写书；2006年她咽下最后一口气时，我仍然陪在她身边。

我张开双臂，让风从我的发丝间流过，让记忆与我并肩同行。我心里想：我就应该这样死去。

死？谁说你要死了？

不管在哪里我都能认出这个声音。过去这四年里，没有一天我不在怀念着它。

凯蒂。

我扭过头，看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一幕：凯蒂骑着自行车就飞驰在我的旁边。她的形象无比巨大，而我也毫不奇怪地认为这是自然。这是我进入光明的时刻，而她一直都是我的光明。在这短暂而美丽的最后瞬间，塔莉与凯蒂再度重逢了。

“凯蒂。”我充满敬畏地叫道。

她冲我微微一笑，短短几年，这笑容似乎变得麻木起来。

然而紧接着我只知道，我们又像过去那样坐在了皮查克河绿草如茵的岸边，恍如回到了70年代。空气中飘荡着雨水、泥土、青草和绿树的气息。我们靠在一根行将腐朽、浑身苔藓的木头上休息。河水打着旋，发出汩汩之声，从我们前面流过。

嘿，塔莉。她说。

听到她的声音，一股莫名的幸福感油然而生；一只美丽的、浑身雪白的鸟儿张开了翅膀。到处都是光芒，笼罩着我们。在这光芒中，我又一次感受到了美丽的宁静，它令我安然、舒适。我已经痛苦了太久，而孤独的时间甚至更长。

我转向凯蒂，贪婪地望着她。她的身体几乎透明，且微微发光。当她移动时，哪怕是无比轻微的一个举动，我也能看到她身下的小草的影子。当她看着我时，我能从她眼中同时看到忧伤与快乐。我很奇怪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感怎么能在她身上实现如此完美的平衡与共存。她叹了口气，我闻到一股薰衣草的芳香。

河水冒着泡泡，轻轻拍打着河岸，送来阵阵浓郁丰饶的同时包含着新生与腐朽的气息。这气息继而又变成了音乐，我们的音乐；水波形成音符，不断升高；我仿佛听到特里·杰克斯唱起了《阳光季节》：我们拥有幸福快乐，也曾拥有阳光季节。多少个夜晚，我们带着收音机来到这里席地而坐，一边谈天说地，一边聆听一首首老歌：《舞后》《你使我感觉像在跳舞》《加州旅馆》《心跳节拍》等。

出什么事了？凯蒂悄悄问道。

我知道她在问什么。“我为什么会在这儿”——还有“我为什么会在医院”。

跟我说说吧，塔莉。

上帝呀，我多么怀念她这句话。我想跟我的好朋友说说话，告诉她我有多么失败。她总能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做得妥妥当当。可是想说的话全都离我而去。我搜肠刮肚也找不出一个合适的字眼，每当我刚一靠近，它们就像精灵一样全都溜走了。

你不必说话。只需闭上眼睛回忆。

我还记得开始出问题的时间。那一天，比任何一天都阴暗；那一天，改变了一切。

2006年10月。葬礼。我闭上眼睛开始回想，我又站在了圣塞西莉亚教堂的停车场上……

我孤身一人，周围规规矩矩地停满了车子。我注意到，有好多越野车。

凯蒂临终前曾送给我一封信和一个iPod作为告别礼物。按照她的要求，我应该听着《舞后》，独自跳上一曲。我不想这么做，但我没有别的选择。而实际上，我听到第一句歌词：你可以尽情舞动。在那短暂而奇妙的一瞬间，音乐把我的灵魂带走了。

也就在这时，尴尬的一幕出现了。

我看到她的家人向我走来。强尼、凯蒂的父母巴德和玛吉、她的孩子们、她的弟弟肖恩。他们像一群刚刚经历过死亡行军的战俘——筋疲力尽、意志消沉，却又因为自己还活着而惊讶不已。我们碰了面，有人说了些话，谁说的，说了什么，我全不知道，反正我只管回答。我们都假装没事一般。但强尼一脸不悦——除了愤怒，他还能怎样呢？

“客人们都要到家里去。”他说。

“这是她的意思。”玛吉说。（她怎么还站得住？她那瘦小的身躯怎么可能承受如此沉重的悲痛？）

对凯蒂生命的庆祝？这想法让我觉得恶心。

我没有化悲痛为力量甚至化悲痛为欢乐的本事。我做不到。我一直要求她战斗到最后一口气。这是个错误。我应该多听一听她的恐惧，安慰她。可是相反，我向她保证说，一切都会好起来，她会痊愈的。

但我又向她做了另外一个保证。那是在她弥留之际。我答应她好好照顾她的家人，保护她的孩子，再也不让她失望。

我跟着玛吉和巴德上了他们的沃尔沃轿车。车里的味道使我不由想起了我在他们家——穆勒齐家度过的童年时光：薄荷香烟、露华浓香水，还有发胶。

我又开始想象凯蒂就坐在我的旁边；我们在后排，她的爸爸开着车，妈妈朝开着的车窗外吐着烟。我甚至听到约翰·丹佛[3]又唱起了他那首经典的《高高的落基山》。

从教堂到雷恩的家虽然只有短短的四英里，可走起来却仿佛没完没了。不管我朝哪个方向看，眼睛里都是凯蒂的生活。她经常光顾的汽车咖啡店，有她最喜欢吃的牛奶焦糖冰淇淋的冰淇淋店；圣诞节期间，她最先光顾的总会是书店。

后来我们就到了家。

院子里杂草丛生，毫无规矩。凯蒂早就说要学习园艺，可到头来也没有成行。

车刚一停稳我就钻了出来。凯蒂的弟弟肖恩走到我跟前站住。他比我和凯蒂小5岁，可他身体瘦长，一脸书呆子气，又有点弯腰驼背，因此看上去倒更老些。他的头发正日渐稀疏，眼镜也早已过时，可是镜片后面那双绿色的眼睛却像极了凯蒂，我禁不住抱了抱他。

紧接着我后退了一步，等着他开口说话。可他不言不语，我也一直保持沉默。我们平时就没有太多话说，显然谁也没打算把今天作为对话的开始。明天他就要回硅谷去，继续干他的高科技工作。我想他大概独身一人，夜里喜欢玩电脑游戏，每顿饭就只吃三明治应付了事。我不知道这与他真实的生活是否接近，但我就是这么想的。

他转身走开了，剩下我一个人站在车旁，凝视着这栋我一向将其视为自己家的房子。

我不能进去。

我做不到。

但我必须进去。

我深吸了一口气。如果这世界上还有一件事是我知道该怎么做的，那就是咬紧牙关继续向前。我已经升华了克制的艺术，不是吗？我总有办法忽视自己的痛苦，微笑着继续向前。这就是我现在要做的事。

为了凯蒂。

我走进屋子，并到厨房给玛吉帮忙。我们一起着手聚会的准备工作。我手脚不停，像勤快的蜂鸟一样飞来飞去。这是我忘掉痛苦的唯一方法。不要想她，不要回忆。我和玛吉成了配合默契的搭档，一言不发地准备着这场我们谁都不愿意参加的聚会。我在屋里支起一个个画架，摆上凯蒂精心挑选的能够反映她一生的照片。可我一张都不敢直视。

我不停地深呼吸好让自己保持镇定，这时门铃响了。身后很快就传来鞋踩在硬木地板上的声音。是时候了。

我转过身，努力微笑，但我的笑容极其勉强，而且很难保持。我小心穿过人群，给客人倒酒，收走用过的碟子。每一分钟都像是意志的胜利。在人群中走来走去，我无意中也能听到人们聊天的只言片语。他们在谈论凯蒂，在分享回忆。我不想听——任何关于凯蒂的片段都能深深刺痛我，我已经快要承受不住——但这样的故事无处不在。我听到人们说起她在扶轮社[4]拍卖会上的事，忽然发觉这个屋子里的人们所谈论的是另一个凯蒂，一个我不熟悉的凯蒂；我的心一下子更疼了，而且我尝到了嫉妒的滋味。

一个穿着落伍且极不合身的黑裙子的女人走过来对我说：“她经常把你挂在嘴边。”

我感激地报以微笑，说：“我们是三十多年的好朋友。”

“化疗期间她真的好勇敢，你说呢？”

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因为当时我并不在她身边。在我们三十多年的友谊中，曾有过一段为期两年的裂痕，那是我们争执最激烈的时候，严重到互不往来的地步。我知道凯蒂消沉了很久，我也曾试着帮助她，可一如既往，我在方法上出现了错误。最终，凯蒂被我伤透了心，而我也始终没有道歉。

我不在的那段时间，我的好朋友和癌症进行着殊死的搏斗并切除了两个乳房。当她的头发严重脱落时，我不在她身边；当她的病情出现恶化时，我不在她身边；当她决定终止治疗时，我仍然不在她身边。我注定要为此内疚一辈子。

“第二轮化疗实在太残酷了。”另外一个女人说。她下身穿了一条黑色紧身裤，脚上穿着芭蕾平底鞋，上身是一件大号的羊毛衫，看上去就像刚刚练完瑜伽过来。

“她剃头的时候我正好在场。”又一个女人说道，“当时她还笑呢，说自己成了女大兵。我从来没见她哭过。”

我的喉头一阵哽咽。

“还记得吗，玛拉参加比赛时她还带去了柠檬条小吃，”另一人说，“自己都没几天好活了，却还记得带小吃，这种事也只有凯蒂才做得出来。”说到这里，女人们都沉默了。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凯蒂曾特别嘱咐我，要让人们微笑着参加聚会。没有人比你更能活跃气氛了，塔莉，答应我，一定要到场。

义不容辞，亲爱的。

我从那群女人的包围中逃离出去，走到CD播放器前。正在播放的是一首忧郁沧桑的爵士乐曲，这样的音乐只会让人们的情绪越来越低落。“凯蒂，这首曲子是送给你的。”我说着把一张CD塞进了碟仓。音乐声响起时，我把音量调到了最大。

我看到了屋子另一头的强尼。他是凯蒂的人生挚爱，可悲的是，他也是我人生中唯一的男人；或者说他是我见过的唯一可以称得上是男子汉的人。然而我看到的这个人憔悴不堪，几乎已经垮了。也许不认识他的人看不到这一点——他那佝偻的双肩，刮脸时漏掉的胡楂，眼角的皱纹，都说明他已经数日不曾睡过好觉。我知道他不可能给我安慰，因为悲痛已经榨干了他的身体。

我和这个男人相识已久，或者可以说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与他有着交集。起初他是我的老板，后来他成了我最好朋友的丈夫。我们是彼此人生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这对我来说已是最大的安慰。只要看见他，我的孤独就减少了一分。在失去最好朋友的日子里，孤独是最可怕的敌人，因此我需要他的存在。不过在我走向他之前，他却转身走开了。

音乐，我们的音乐，像灵丹妙药一般注入我的血管，充满我的身体。我不由自主地便随着节拍晃动起来。我知道我该保持微笑，可哀伤再度苏醒，转眼就肆虐成河。我看到人们注视我的目光，那是一种责备的眼神。就像我的行为极不得体，亵渎了死者。但这些人，他们并不了解凯蒂，我才是她最亲密的朋友。

音乐，我们的音乐，又把她重新带回到我的身边，这是任何语言都不具备的魔力。

“凯蒂。”我低声叫道，仿佛她就在我旁边。

我看见人们纷纷躲我而去。

我不在乎他们怎么想。只要一转身，凯蒂就在我面前。

凯蒂。

在一个摆着照片的画架前我停了下来。那是凯蒂与我的合影。照片中的我们多么年轻，笑容多么灿烂；我们臂挽着臂，没有一点距离。我想不起来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了——不过从小背心、工装裤和典型的《老友记》[5]中瑞秋的发型来看，应该是90年代。

悲痛瓦解了我的小腿，我双膝一软跪在地上。压抑了一天的泪水决堤而下，我再也控制不住，呜咽起来。这时歌曲变成了Journey乐队[6]的《不要放弃信仰》，我哭得更厉害了。

我那样跪了多久？只有“永远”可以形容。

最后，我感觉有只手爬上了我的肩头，它温暖又温柔。我抬起头，泪光中看到了玛吉。她亲切而柔和的凝视让我的眼泪再度夺眶而出。

“快起来。”她说着扶我站起身。我像藤蔓一样攀附在她身上，任由她搀着我进了厨房。厨房里乱糟糟的，一帮女人正忙着清洗碟子。她转而带我去了洗衣间，那里倒格外安静。我们紧紧握着对方的手，却不说一句话。有什么好说的呢？我们都深爱的那个女人已经不在了。

永远离开了。

我突然感觉好累，累得难以支撑。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朵凋零的郁金香。睫毛膏蜇得我双眼发疼，视野仍被泪水浸染成水汪汪的一片。我摸了摸玛吉的肩膀，方才注意到她瘦得几乎只剩下骨头，仿佛一阵风就能把她吹倒。

我跟随她离开昏暗的洗衣间，重新回到客厅。但客厅里的气氛使我望而却步，我知道这里已经没有我的立足之地。真是惭愧，我无法完成凯蒂的遗愿了。我无法假装庆祝她的生命。我，一个一辈子都在强颜欢笑的人，此刻竟然装不下去了。我需要时间。

接下来我只记得到了早上。眼睛尚未睁开，心却开始痛了。她离开了。

我大声呻吟。像轮回一样不停感受失去挚爱的痛苦，难道这就是我今后的生活？

好不容易从床上爬起来，头又开始疼了。疼痛点聚集在眼窝里面，以及两侧的太阳穴上。这是自幼形成的习惯，它预示着悲痛又复活了；并以此提醒我，我很脆弱。

这种状态让我大为恼火，但我却无力反抗。

我连自己的卧室都感觉陌生起来。过去5个月中我几乎没有在这里住过。6月得知凯蒂患上癌症之后，我立即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离开了我那正火得一塌糊涂的脱口秀节目，离开了我的公寓，一门心思去照顾我的好朋友。

手机响了，我踉跄着走过去，心中感激万分，这个时候任何打扰都是欢迎的。来电显示的联系人为雷恩，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凯蒂打过来的。于是心中一阵狂喜。可是马上我又意识到自己是异想天开。我拿起手机，用略带紧张的声音说：“喂？”

“你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强尼连招呼都懒得打，一副兴师问罪的口吻。

“我做不到。”我说，身体不由自主地瘫在床边的地板上，“我已经尽力了。”

“是啊。谁敢不信。”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坐直身体，“你是指音乐吗？那是凯蒂要求的。”“你和你的教女说过一句话吗？”

“我试过了。”我觉得委屈极了，“她只想和她的朋友们在一起。另外两个小家伙睡觉之前我给他们读了个故事。可是……”我的声音嘶哑起来，“我控制不住，强尼，没有她我受不了……”

“你们闹矛盾那两年你还不是照样过得挺好？”

我不由猛吸一口气。他以前从没说过这种话。6月里凯蒂给我打过电话后我就直接跑到了医院，强尼当时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欢迎我重新回到这个大家庭。“她原谅我了。而且实话告诉你，我过得一点都不好。”

“哼。”

“这么说你是不肯原谅我了？”

他叹了口气，“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顿了顿，他又接着说道，“她爱你。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都很难过。天啊，我们该怎么熬过去呢？每次只要我看一眼床，或者看一眼她衣柜里的衣服……”他清了清已经哽咽的喉咙，“我们今天要去考艾岛。”

“什么？”

“我们需要在一起共渡难关。这也是你说的。我们的航班是夏威夷时间下午2点。”

“时间这么仓促，恐怕来不及准备吧。”我说。一幅美丽的画面在我眼前瞬间展开——我们五个人躺在迷人的沙滩上，一起治愈心灵的伤痛，“太好了，阳光还有——”

“是，我得挂了。”

他说得没错。我们可以稍后再聊。现在我需要抓紧时间。

挂了电话我便开始行动起来。因为兴奋，收拾东西并没有花多少时间。不到二十分钟，我就已经收拾完毕，还洗了个澡。我把潮湿的头发扎了一个马尾，并以最快的速度化了个淡妆。强尼讨厌我迟到。塔莉，时间，他总这样说，而且样子比数学老师还要严肃。

在我的步入式衣帽间，我挑了一件青白相间的莉莉普利兹牌连衣裙，配上银色高跟凉鞋，头上选了一顶白色宽檐帽。

套上裙子的时候，我开始联想这次度假的情景。这是我当时最需要的东西——和我唯一的家人在一起。我们会一起悲伤，一起分享回忆，让凯蒂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中间。

我们需要彼此。上帝最清楚，我需要他们。

11:20，我准备妥当，只比原计划晚了几分钟。我叫了辆林肯城市[7]。要说时间还不算太晚，到机场办理手续两个小时绰绰有余了。

我抓起手提包，离开公寓。大楼前面，已经有辆黑色的林肯城市在等着我。

我把行李往靠近车尾的马路边一放，吩咐司机说：“去机场。”

意想不到的是，在这个温暖的秋日的上午，交通居然有些拥堵，我急得不停看手表。

“开快点。”我一边跺脚一边催促司机。汽车直接开到了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的候机楼，司机还没开门，我就已经迫不及待地下了车。“快点。”我一边看表一边催促司机搬出我的行李。已经11:47，我迟到了。

终于，我挎上手提包，一手按着头上的帽子，一手在身后托着行李箱向候机楼里跑去。包不停地从肩上滑落，勒着我胳膊上的皮肉。候机楼里人头攒动，我在人群中搜索着他们的身影，终于，我找到他们了，就在夏威夷航空公司的票务处前。

“我来了！”我大喊一声，并像渴望引起别人注意的游戏竞赛节目中的选手一样挥动着手臂；随后便激动地向他们奔去。强尼惊讶地盯着我。难道我做错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