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笑小说》（一九九六年七月　集英社）

这本书的理念和《怪笑小说》相同。其中收录的那篇名为《诱拐天国》的短篇小说，本来是打算写成长篇的。之所以突然写成短篇发表，是因为某个短篇连载的企划没能启动，而杂志上又不能留下空白版面的缘故。那个短篇连载的企划一年后又重新开始了。

《恶意》（一九九六年九月　双叶社）

从某一时期起，推理小说中犯人的动机开始受到了重视。作家们绞尽脑汁就为了想出一个出乎意料的动机来，这种情况到现在也没有太大变化。但是，只有动机就会杀人吗？还是说，发生命案必须要有大家都认可的动机存在？我在思考这两个问题的时候产生了这本书的灵感。直觉告诉我这次要让刑警加贺出场，结果此书真的大获成功。

《名侦探的诅咒》（一九九六年十月　讲谈社文库）

这是为讲谈社文库二十五周年纪念企划而新创作的小说。年初出版的《名侦探的守则》大受好评，所以我想写一部“名侦探系列”的长篇。起初，我打算延续“守则”那种讽刺搞笑的风格，但是随着想法慢慢沉淀，我的心境也发生了变化。很多人读了这部作品都在想，“东野已经脱离本格了吗？”其实并没有这回事。但是，渐渐无法写出本格推理作品也是事实。我早晚都要写出“名侦探系列”第三部《名侦探的使命》，不过具体时间未定。

《侦探伽利略》（一九九八年五月　文艺春秋）

我一直都想运用自己掌握的理科知识写一部小说，这个想法在这本书中实现了。该书提到的科学知识都是已经存在的，不过一般人可能接触比较少。书里说的那些在理论上都可行，而在实践上是否可行我没有验证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要验证的话就必须得杀人。学文科的人可能有很多地方都不明白，而就算是学理科的可能也不太了解自己专业之外的知识。即便如此，我还是希望大家能从这本书中获得乐趣。

《秘密》（一九九八年九月　文艺春秋）

该书的基本构想产生于我在公司工作的时候。那时我曾经读到一本书，里面写到在一场伤亡严重的事故中，有个年幼的孩子获得了身旁死去的人的记忆。这个情节给了我很大启发。我最先想到的是，如果恋人的魂魄附在小女孩儿身上，那么滚床单的事应该如何解决呢？后来我把这个珍藏已久的想法写成短篇发表出来。那时虽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思路，但是我很想把这个短篇发展成一部长篇小说。我和几个出版社谈了这件事，文艺春秋对我的想法很感兴趣。作品完成的时候，我的确对它的销量有所期待，但我做梦也没想到它居然卖得如此之好。这部作品后来被搬上荧屏，这对我来说也像天上掉馅饼一样。我想这就是老天爷对我兢兢业业努力写作的褒奖吧。

《我杀了他》（一九九九年二月　讲谈社）

不用多说，大家也能看出来这本是延续了《谁杀了她》的模式，只是这次嫌疑人增加到了三名，三人从三个视角以第一人称讲述事情的经过。在《梅菲斯特》上连载的时候，为了消除连载与单行本在阅读体验上的差异，我花了不少功夫。我找人事先阅读文稿，听了他们的感想后再着手修改。与此同时，网上有关本书的推理论战也愈演愈烈，作为作者，我实在非常高兴。然而，至今都没人提出愿意写写这种类型的小说。我想，这种手法要是成为一种固定的写作模式就好了，不过似乎推广起来还是有困难的。同系列的第三本书我也有想法了，题目就叫《你杀了人》，至于是不是继续沿用这本书的形式，我还没有想好。

《白夜行》（一九九九年八月　集英社）

我想写一个人的成长经历，而这个人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犯罪小说。另外，我打算只从周围人的视角进行描写，至于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则只能依靠想象。小说中出场的人物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真相只有读者才清楚，这就是本书的基本架构。在《小说SUBARU》上连载是个错误的决定，当时我采用的是短篇连作的形式，连载的第一回相当于本书的第二章。那个时候，我必须定下尚未写成的第一章的基调，把后面的故事都当成一个衔接紧密的长篇小说来写。仔细想想，这也太难了。结果如何暂且不论，但是这书确实是我下了很大功夫的。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里并没有出现“心理创伤”这个表达，我也根本不想写一本只用这样一个简单词汇就能概括的小说。但是，自以为是的评论实在太多，我只能闭口不语。

《再一个谎言》（二〇〇〇年四月　讲谈社）

这是“加贺恭一郎”系列的第一部短篇集。这些故事都是从犯人或者刻意隐瞒真相的人的视角进行叙述的，而加贺就是他们的敌人。但是，我不想写成像《神探科伦坡》或《古畑任三郎》那种观众从一开始就知道事件真相的推理作品。话说回来，我写《毕业》的时候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会这么折腾加贺。现在他是在练马署的警局工作，不过我觉得也该给他换个地方了。

《预知梦》（二〇〇〇年六月　文艺春秋）

这是“侦探伽利略”系列的第二部。前一本里涉及到很多专业工具，也许会让不少读者产生一定的抵触心理。因此，这本书的重点完全放在了“揭示神秘现象”上。相应的，主人公运用理科知识解谜的部分减少了，这样做是好是坏我也不太清楚。话说，上一本和这一本出版之后都赶上电视剧《圈套》<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2/1-20041201155c64.png" />热播，对此我只能苦笑。我并不认为别人抄袭了我的点子，物理学家揭示神秘现象内幕本来就很常见嘛。

《单恋》（二〇〇一年三月　文艺春秋）

《秘密》一书里写到了母亲的灵魂附在女儿体内，这种外表与内在的差异让丈夫十分困惑。我在想像这种情况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会怎样的时候，突然想到了性别认知障碍这一问题。我不想草率处理这个题材，于是我深入思考了男女性别差异等诸多问题，还走访了完成日本第一例变性手术的埼玉医大附属医院。在执笔过程中我逐渐形成的关于性别的看法至今未曾改变。正因为如此，每当看到电视节目上一些名人由于无知而信口开河说出一些错误的观点时，总是气得要死。不过算了，自己生闷气也无济于事。还有，虽然我在几个访谈中都提到过，但是这里还要再说一遍，这部作品的氛围借鉴了SMAP的歌曲《夜空的彼端》。

《超·杀人事件》（二〇〇一年六月　新潮社）

最早写成的是那篇《超理科杀人事件》，我看到有些作家在作品中照搬照抄大段大段的理科资料，所以就想写这么一篇具有讽刺意味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很受欢迎，于是我又写了《税金对策杀人事件》、《超高龄化社会杀人事件》等等。虽然每个题目里都有“杀人事件”，但是其实故事本身一点儿推理元素都没有。尽管如此，在某次对谈中，有位评论家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就算是讽刺文坛之怪现象，也不用非得写成推理小说。”根本没读过就胡评一气，这种人真应该买一台“书评机器”<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2/1-20041201155c64.png" />。

《湖边凶杀案》（二〇〇二年三月　实业之日本社）

这是一本未经连载就直接出版的新作，但是这个故事是有原型的。我曾经连载过一部名为《不要再去杀人森林》的失败之作，我认为这样的故事绝对出不了书，所以干脆就重写了一遍。说实在的，这事真没什么值得自豪的地方。可是我对这部小说的内容相当中意，于是也就得意洋洋地认为自己写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结局。

《时生》（二〇〇二年七月　讲谈社）

我想写个傻瓜男人的故事，这本书的主人公宫本拓实就是个地道的傻瓜。写傻瓜的故事让我觉得很开心，也许是自己内心深处许多封印被解开的缘故吧。本书写到了时间旅行这个题材。从很早以前我就深入思考过“时间悖论”<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2/1-20041201155c64.png" />的问题，我想写一本书，里面的主人公不是时间旅行者本人，而是他周围的人。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成功。文库本出版的时候，“时生”两个字的写法从片假名改为了汉字。

《绑架游戏》（二〇〇二年十一月　光文社）

这是我首次尝试绑架题材。其实以前有很多作家都写过这一题材，其中也不乏名作，但是绝大多数都把重点放在犯人与警察之间的博弈上。如果只从犯人的视角进行描写会怎样呢？于是我有了这本书的灵感。小说的主要设定就是“一个装腔作势的男人在高层建筑里喝着啤酒，只凭借一部手机索取赎金”。二〇〇三年本书被改编成电影《g@me》。藤木直人先生那副装腔作势的扮相真的很不错。我也在电影中露面了，但却很少有人发觉，一定是出场时间太短暂的缘故吧。顺便说一下，这部小说在杂志《Gainer》上连载的时候，题目叫《青春的死亡面具》。这个题目我也很喜欢，但是我想到书名还是应该体现内容才对，所以就改成“绑架游戏”了。

《信》（二〇〇三年三月　每日新闻社）

一家人里出来一个罪犯该是怎样的悲剧啊，我就是想写写这种理所当然的事。因为要在报纸的周日版连载，所以我认为还是不要写残忍的场面和复杂的诡计。我想详细描写一个孤单的弟弟看了服刑中的兄长的来信后会产生怎样的想法，会选择何种生活方式。结果，写到最后这书已经不是推理小说了，不过这样也好，我想通过这个故事打碎那种表面的善意与虚伪的道德。不能因为别人的家庭成员里有个罪犯就歧视人家——这是不现实的，人们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要是我女儿的恋人是个罪犯的弟弟的话，我是绝不会允许他们结婚的。

《我是冷面老师》（二〇〇三年五月　集英社文库）

有个儿童杂志找我约稿，我想这也是作家之路上必须的一步，于是就接受了。其实，我对这项工作真没多大兴趣。要设置怎样的情节，要如何控制难度，这些我心里全没谱。而且，我也不觉得现在的孩子喜欢读小说，所以我做好了心理准备，反正这个连载肯定不会受欢迎的。然而，万万没想到，第二年这个杂志又来找我约稿了，也许是小读者喜欢主人公冷静的性格吧。顺便说一下，这本书里《幽灵打来的电话》一篇被收入了某个出版社出的一本选集之中，但是并未事先得到我的许可，我嫌麻烦没起诉他们就是了。

《杀人之门》（二〇〇三年八月　角川书店）

杀人是什么滋味呢？大多数人都想过这个问题吧。我想写一个故事，那里面的主人公从小就抱有杀人的念头，长大也一直被这个念头掌控。在《白夜行》里，我只是客观描写了主人公的行为，而在这部作品中，我运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手法直接展现了主人公扭曲的内心世界。如果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情不自禁地对主人公喊出“还磨蹭什么！快杀了他呀！”，那么作为作者，我将感到无上的满足。

《幻夜》（二〇〇四年一月　集英社）

这是很难评价的一部作品。若是被问及本书与《白夜行》的联系，现在我也无法做出回答。这个故事开篇就写到了阪神大地震，我担心这会不会触及受灾民众的心里创伤。我在公司工作的经历以及父亲的工作经历都对写作此书很有帮助。另外，参加陶艺课程学到的东西也十分有用。

《挑战？》（二〇〇四年五月　实业之日本社）

我对滑雪运动有着狂热的喜爱，这一兴趣无法通过自己的工作展现出来，这让我很是遗憾，于是我决定写一组与滑雪有关的随笔在杂志上连载。然而，滑雪的话题渐渐说完了，所以只好又写了不少与滑雪无关的文章充数。

《彷徨之刃》（二〇〇四年十二月　朝日新闻社）

复仇是违法的，然而这个世上有些事让人忍不住想要认同这种复仇的举动。警察要逮捕试图复仇的人，但他们真实的心声又是如何呢？这个想法成为写作本书的契机。小说中涉及到少年法，但是我总觉得不光是少年法，现今的法律都对犯罪者保护得过多。

《黑笑小说》（二〇〇五年四月　集英社）

这是继《怪笑小说》、《毒笑小说》之后，“笑之系列”的第三部作品。在我看来，这也是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一部作品。书里涉及了很多文坛八卦，编辑也曾再三提醒我要悠着点儿写，别爆料太多。顺便提一句，本书单行本的封面上正是作者本人和编辑们，地点在市内某烤串店里。据说那位店主做梦也没想到自家店面的照片竟然被用于此种用途。可是，并没有对店家起到任何宣传作用，真是抱歉。

《嫌疑犯X的献身》（二〇〇五年八月　文艺春秋）

这本书为我带来许多荣誉。它甚至还引发了一场本格与非本格之间的论战，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这也算该书为我带来的荣誉之一。我认为，一本书是否属于本格推理，应交给读者决定，不同的读者自会有不同的看法。大多数人觉得推理小说中人设是为诡计服务的，而事实上正相反，我通常是先设定主人公的性格特点，然后再考虑与之相适应的诡计，这样做更容易想出好点子。

《科学？》（二〇〇五年十二月　角川文库）

一部随笔集里所有文章都以科学为主题，这对我来说实为不易。纠结到最后，我在这本书里塞进了不少诸如职业棒球、恋爱问题、少子化对策等等基本上与科学无关的话题。书名里的那个问号与《挑战？》里的那个问号一样，都是我缺乏自信的表现。

《梦回都灵》（二〇〇六年五月　光文社）

我一直都喜欢各种冬季运动，所以也希望能亲自去冬奥会观战。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张，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我看到了很多比赛。可是，如果只写一本观赛记录，那就太无聊了。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我决定写一本幻想小说。如果大家不明白我的意思，那就去看书吧。

《红手指》（二〇〇六年七月　讲谈社）

人到了这个岁数，和朋友们聊天的话题也与年轻时代有所不同了——中年人凑在一起都会多少抱怨几句照料父母的种种辛劳吧。写这本小说根本没有四处取材的必要，只要听听自己周围的人怎么说就行了。不，其实不用听，我也能在书里表达出他们的苦衷。我大姐读完本书后，是流着泪给我打电话的。

《使命与心的极限》（二〇〇六年十二月　新潮社）

我母亲饱受大动脉瘤和癌症的折磨，最后撒手人寰。医生对这两种病症束手无策，而我对他们却全无不满。在母亲去世前的这两年里，他们尽心尽力地为母亲诊治，对于他们的付出我表示由衷的感谢。这本书里写到了很多那时学到的知识。不过，对于医学领域，我还是知之甚少，医学推理我写不了，但是想写写对于医疗行业的希冀与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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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伦 (1934-2005)， 比利时艺术家、画家、雕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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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西·乔伊娜·柯西(1962- ) ，美国著名七项全能和跳远选手，曾六次获得奥运会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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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书中一个能用光演奏音乐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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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悬疑电视剧，讲述了一位女魔术师与一位物理系副教授联手揭开各种神秘事件真相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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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杀人事件》中提到的可以自动生成书评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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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悖论有多种表达，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种被称为“祖父悖论”，即某人回到过去，在自己父亲出生前杀害了自己的祖父。既然祖父已死，就不会有其父亲，也不会有他；但是，既然他不存在，又怎么能回到过去，杀死自己的祖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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