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姨妈已经七十三岁了，她住在河对面的高楼里，有一个外侄女同她住在一起照顾她。自从母亲去世以后，姨妈就成了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母亲生前同姨妈不和，所以我同姨妈很少见面，只是由我逢年过节给她打电话问候，她却从不打电话过来，因为怕我母亲会接电话吧。母亲的葬礼她当然没来，说：“人都死了，还去看什么呀？”我小的时候姨妈是常来的，那时父亲还在。姨妈来了之后就从手提袋里拿出编织活，坐在椅子上织毛衣。她还帮我父亲织过一件毛背心呢。父亲其实很看不起姨妈，说她“好逸恶劳”，“贪图享受”。他说她就是因为贪图享受才一辈子没结婚。当父亲这样说时，母亲总是为姨妈辩护。母亲的理由是姨妈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当然就任性。她不结婚是因为太有主见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再说她还有份受人尊敬的职业，她又没有妨碍别人。父亲冷笑着，懒得同母亲争执。父亲死了之后姨妈就同我们家疏远了。开始还一年来几回，后来干脆来也不来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问母亲，母亲说姨妈随年龄的增长胆子越来越小，又爱挑剔，她既怕坐公共汽车出事，又怕路上的尘土污了她的鞋袜。所以她每次从我们这里回去之后都后悔得要命，发誓再不来第二回。

“我就告诉她说你不用来了。”母亲这样说。

我心里对母亲很不满，因为姨妈是唯一的亲戚，来了之后还给我零钱，母亲为什么这样容不得人呢？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姨妈并不是因为母亲的一句话就不来我家了。像姨妈这样的人才不会受别人情绪的影响呢。应该说，姨妈不来我家是自然而然的事，她厌烦了走亲戚，就停止了走动，这正是她行事的作风嘛。

姨妈接到我的电话就十分亲切地问候我和我母亲，然后详细告诉我她的近况。

“游乐场的门票又涨价了，贵得荒唐。游人还是有那么多。昨天一对夫妇从空中列车上掉下来，据说脑袋都摔得没有了。现在空中列车停开了，可是空中飞象还在开。要我说呢还是赏花比较好，就坐在绿水波光之中，看那些荷花缓缓开放。”

姨妈住二十层楼，从窗口望出去视线里头是一个游乐场，她一边织毛活一边看游乐场，所以每次在电话里头说的也是游乐场。我去过游乐场，场地很大，收费也贵，各种各样的娱乐设施一个挨一个。因为全市的人都喜欢去里头娱乐，所以一年到头灰雾冲天的，又嘈杂。有时一些刺激的项目还要排队，如空中列车之类。但是姨妈的窗口离游乐场较远，看不到细节，所以游乐场就被她在脑子里美化了，居然变成了“绿水波光”！那里倒的确有一个大水池，池里养了荷花，但因管理不善水都臭了，游人只得捂着鼻子绕道走。有一点是肯定的，姨妈绝对不会去游乐场玩那些“低俗的游戏”（她就是这样形容的）。我心里想，姨妈天天坐在窗口看游乐场，这么多年都不厌倦，说明她真是一个具有奇思异想的人。还有一次她在电话里头对我说：

“小妹（我的小名）啊，你怎么也想不到会有那么大的推土机开进来，一会儿工夫就把整个游乐场推平了。那些人就和蚁巢里的蚁一样四处奔逃，大血案啊。”

但是当天的报纸和广播并没有报道此事，我也没有听谁说起。然而蚊子是成灾了，烟都熏不出去，整夜在蚊帐外头示威一般地叫。母亲夜里起来两三次，压低声音在黑暗里同什么人打电话。我竖起耳朵监听了好久，终于确定电话线的那一头不是姨妈。她当然是不会同姨妈打电话的，可是除了姨妈，她又还能同谁打电话呢？第二天我问她同谁打电话，她没直接回答我，只是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说道：“你再仔细想想看，我还有谁可以通话。”

母亲的话把我吓出一身冷汗，也不敢追问她了。我想的是：莫非她在同死去的父亲通话？姨妈在电话里说的事是一种预兆吗？父亲临死的时候显得很不甘心，坚决不肯闭眼。我记得姨妈在我身后轻声嘀咕了一句：“太贪心了。”当时我对姨妈极为反感。

去姨妈家的路很不好走，车水马龙，人行道又窄得不行。过河的时候坐轮渡更是挤得没法呼吸，满船都是农民和小贩，流着臭汗，你贴着我我贴着你。船开到河中央，并没起风浪，却剧烈地摇晃起来，我还以为末日到了呢。在一片尖叫声中，船身又稳住了，缓缓地朝码头靠去。

下得船来，发现我的浅色布的鞋面被许多人踩过，成了黑的，于是想起久违了的母亲，这双鞋还是她做的呢。由于想心事，路上总是撞着行人，不断招人恶骂。终于到了姨妈的楼房门口，进了电梯，这才松了一口气，定下心来了。

姨妈住在狭长的走廊的东头，房间门口装着森严的铁拉门。我按响电铃之后，瘦小的姨妈就快步走过来了，一大串钥匙在她手里叮当作响。过了好一会她才陆续打开两道门的锁。她拉开铁门的力气大得令我吃惊，那完全不像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我不由得在心里叹道：姨妈真是在养精蓄锐啊，要是母亲像她这样，也不至于死于心脏病了。奇怪的是姨妈费这么大的力气开门，外侄女宜香却若无其事地坐在桌边写字，完全没想到要过来帮忙。姨妈看出我的疑惑，解释说是她要宜香在“记录一些事件”。她还说这项工作一旦开始就收不了场了，什么都要记，“生活太精彩了”。

我坐在姨妈为我搬来的藤椅里头，低头伤心地看着被踩得脏兮兮的布鞋。

“小妹啊，你怎么总是这么怀旧呢？”

我抬头直视姨妈，看见她下面的那排牙又掉了一颗，说话有些漏风。她头上是曲卷的白发，像朵大菊花。她的眼睛，那双深陷在眼窝里的褐色眼睛居然还像年轻人一样明亮。

“姨妈，你以前在我们家里看到过什么吗？”

“你们家？”她眯了眯眼，“对了，有一只看家的老蜘蛛，身子是红色的，我认识它。那时你们家里蚊子要少得多。你的父亲捕杀了它。”

“真可惜，父亲遇事总想不开。”

“你也看出来了啊——”她取笑地拖长了声音。

姨妈邀我去看她的一个老朋友。我们走在灰尘眯眼的马路边，别看姨妈年纪老了，走路比我还快。她低着头往前冲，谁也不望，没有人敢来撞她。她的派头正好同我相反。同她走在一起我感到很惭愧。

那位老朋友是一个小学退休的校长，我们经过几棵古槐来到一座破旧的平房前面，我才忽然记起，这正是我就读过的小学。三十多年前，小学的大门是朝西开的，现在大门已经改到了东面。我还记起了校长的姓，我们叫她袁校长。那时她总是剪短发，穿鱼白色的上衣，眼梢有点往上吊。姨妈一喊“老袁”，紧闭的大门就开了。

走出来的并不是我所认得的袁校长，而是一个身材像八九岁小孩的老太婆，老太婆的头发上还蒙着一块黑布。我又仔细看了看她的眼睛，发现眼梢不但不往上吊，还往下垂，这使她脸上显出一副苦相。刚才我还在为不知怎么同她寒暄而犯愁呢，既然我不认识她，就不用寒暄了。

“这是我的侄女，当年她可没让你少操心。”

姨妈说出来的话让我吓一大跳，我赶紧盯住袁校长。可是袁校长脸上什么反应也没有，她哪里还认得出我来呢？这时操场那边发出一阵喧闹，是很多学生在那里打架。

袁校长看着操场皱了皱眉，问姨妈：

“我们这就走吗？”

“这就走啊。”姨妈高兴地说。

我悄悄地问姨妈我们要去哪里，姨妈大声回答说：

“去游乐场坐空中列车！”

一路上我的手心都在出汗，脚也发软。在人行道上，我差点摔了个大跟头，致使两位老人停下脚步，不无担忧地打量起我来。

“小妹体质不好。”姨妈说，“她担心自己掉下来。其实啊，那只不过是想象罢了，谁都不曾掉下来过，也不会轮到我们。哪里会有这么巧的事呢？”

好不容易走到空中列车那里了，等待的时光真是比死还难受。

姨妈和袁校长迫不及待地爬到座位上，最后我也爬了上去，系好了皮带。我闭上眼，等待那一声致命的轰响，在心里不停地说：“啊，死也不过如此可怕吧！”

经过了漫长的等待，电车还是停在轨道上。在我前面，姨妈和袁校长已经在解下安全带下车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往回走的路上我突然发现游乐场里头有那么多的人，他们一脚一脚地踩在我的布鞋上，踩得我不住地发出尖叫。姨妈和袁校长镇定地走在我的前面，不时地交头接耳。我一抬头，赫然看见空中列车轰隆隆地朝我压过来，我短时内失去了知觉。

“小妹啊，你还想再玩一次吧？”姨妈捏了捏我的手心。“不！不！”我惊恐已极地说。

姨妈和袁校长都笑起来了。

“她应该多来这里玩玩。”袁校长说，“我和你的心脏病都是被空中列车治好的，真是激动人心的体验啊。”

我一点都没体会到乘坐空中列车的刺激，我自卑地落在两位老人的后面。出了游乐场的大门，我想回家，姨妈拖住我，说还要到袁校长家去吃饭，因为袁校长为请我和姨妈吃饭做了好长时间的准备。我听了感到很吃惊，原来这位老校长一点都没忘记我。于是我脑海里模模糊糊地浮出一个场面。那是夏天，烈日高照，我在学校操场上跑呀跑的，跑了一个小时了，身上的汗都快出完了。我是唯一体育考试不及格的女生，班主任似乎是为了讨好校长，就反复训练我。她和校长站在树阴下，看我跑了一圈又一圈。开始我还能看见那两个白衣青裤的女人，后来我眼里就什么都一片模糊了。我是慢慢倒下去的，有种解脱感。

我们经过操场的时候有很多学生在后面跟着我们，他们称袁校长为“老太婆”，称姨妈为“厨娘”。

“老太婆今天要请客了啊，真稀奇！”

到我们进了屋，关上了门，他们还不放过，在门口叽叽喳喳的。

袁校长家里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只有当你在木沙发上坐久了时，才会感到光线暗淡的房内有股阴沉之气。一会儿饭菜就上桌了，我们三个人围坐在小圆桌旁吃了起来。菜很好，很别致，都是主人自己制作的腊味，一碟一碟地堆满了桌子。我没想到身为校长的单身老太婆还有这份持家的本事。后来又喝了甜酒和白酒，三个人都喝得脸上红彤彤的，我担心自己和姨妈要喝醉了。姨妈不听劝，说：“一辈子也难得聚这么一回。”

三杯白酒下肚，对面老太婆下垂的眼梢渐渐往上吊起来了。直到这个时候，往昔的那张脸才隐约地闪现于我眼前。也许因为我自己已经醉了？

“卢小非呀，”她叫出我的名字，“你总算熬出来了嘛。那一回在操场上，我可是为你捏了一把汗啊。你的那位班主任真是煞费苦心。现在啊，再也找不到那么敬业的教师了。”

“我的班主任，她还好吗？”我想把话岔开，因为实在不愿回忆那个夏天的事。

“她不好。这样的人好得了么？她患了癌症。”

“哦——”我看着校长说不出话来。

门外爆发出大笑，一个男孩尖着嗓门喊道：

“癌症病人啊——癌症病人！”

袁校长并不因此发窘，还是严肃地瞪着我，使我有种无处可逃的感觉。我在心里暗暗埋怨姨妈，可是姨妈慈祥而鼓励地向我微笑，静静地坐在那里吃菜，一脸满足的表情。

“我倒是希望学生们来闹一闹，这里太寂静了。”

袁校长说这话仿佛是为自己辩护，她又往口里倒了一小杯酒。

我本来还想问袁校长一些事情，但袁校长喝了酒之后就站起来说她困了，然后就到后面房里睡去了。姨妈红着眼睛，还在喝瓶里剩下的酒。

“你们的校长啊，我还从来没见过她像今天这么幸福呢。”

“幸福？”

“是啊，幸福。你、你就是她的未来。一个人，看见自、自己的未来，这辈子就无所求了啊。有十、十多年了，她在远处看着你，哈哈！”

“我不明白。”我皱着眉头说。

“你、你不明白就算了，去、去问门口的大槐树吧。”

姨妈说完这句话就往桌上一趴，打起鼾来。这时我才发觉自己一点都没有醉。

我该怎么办呢？两个老的不管不顾地睡着了，抛下我一个人面对一桌残酒剩菜。一个念头在我脑子里一闪，我马上站起来往外走。

我穿过操场，上了大路，远远地看见轮渡码头。我心里有种复仇似的快意。既然姨妈可以出于某种秘密的目的将我骗到袁校长家里来，我不告而辞也就算不得什么不礼貌的举动了。

船上还是那么人挤人，所有的人都很强硬，没人愿意让步。于是我的脚又被人踩了好几次。我甚至闻得到自己鼻孔里呼出的酒气。对面的一名妇女谴责地看着我，她的脸十分面熟，是不是同那小学有关呢？

我常常想，姨妈是个有信念的人。她坐在二十层楼上的公寓里，手里织着毛活，两眼不知疲倦地观察着下面的游乐场。我不知道她这样做已有多久了，至少有十几年了吧。她眼里的游乐场绝不是我眼里的游乐场，我隐约地感到那是她生命中的一个演习场所。空中列车上的那一幕充分地证明了我只是一个局外人，因为我在原地未动。也可能因为我在原地没动，我才成了姨妈和袁校长的参照物？我就是未来，不管我干出什么事来。都是她们所盼望的？有信念的人真幸福啊。而我，坐在河东的平房里，细细地琢磨着姨妈的生平，驱不散心中的茫然。

也许，母亲和姨妈并不是真的不和，她们之所以要在老年分开，是为了更好地惦记对方。当我接电话时，与其说是姨妈和我通话，不如说更像是姨妈通过我在同母亲通话。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她在同死去的父亲通话。我至今记得那一天母亲在半夜起来同人打电话的事，当时母亲是多么激动啊！她放了电话去睡，然后又起来打，一共打了三次。现在，姨妈大概也在半夜接到过那种电话吧。想到这里我身上便有些冷。

这间平房是父母留给我的房子，姨妈看着我在这里长大，她一定对我的前途作过一些设想了，她是那种深谋远虑的人。一年里头有两三次，我一路撞撞跌跌地赶到那二十层楼的公寓里，我的脚步并不因年龄的增长而变得稳健一点。我总是没有把握的样子，姨妈为什么不指点我一下呢？当我到达姨妈家门口时，她就迅速地走来为我开铁门，沉重的大铁拉门难不倒瘦小的姨妈，她浑身都是精力。当我看到姨妈用单薄的肩头一抵，将铁门抵开时，我想，姨妈是什么样的人呢？太阳亮晃晃地照在地板上，她和外侄女两人安静得如两只猫，一个坐在藤椅里头织毛活，一个坐在书桌边写“备忘录”。姨妈从未提议过让我看她的“备忘录”，她对我说，那只是家庭开支的流水账。我不相信她的话，流水账怎么会记不完呢？每一次，我都看见那侄女在低着头写呀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