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说人生像个舞台。不过，像我这样从行将结束少年期开始，就一直被人生是个舞台这种意识纠缠住的人，恐怕为数不多。这已经是一种确实的意识，但它非常朴素，同浅薄的经验夹杂在一起，令我心中总有些疑惑：“人们不会像我这样走向人生吧？”但我内心七成相信，任何人都是这样开始自己的人生的。我乐观地相信：只要表演完毕，好歹就会闭幕。我早死的假说与此有关。到了后来，这种乐观主义，或者不如说梦想，遭到了非常严厉的报复。
为慎重起见，我必须补充一句，我在这里想说的不是通常的“自我意识”的问题。仅仅是性欲的问题，而并非其他问题。
本来所谓劣等生的存在是来自先天性的素质，而我为了想跟普通人一样升班，就采取了权宜之计的手段。即考试的时候，我不知其内容，都偷偷地照抄了同学的答案，佯装若无其事的样子交了答卷。有时候，这种比作弊更无智慧、更厚颜无耻的方法会获得表面上的成功。他升班了。以低一年级所掌握的知识为前提上课时，只有他全然不懂。就是听课也全然不明白。他的前途只有两条，一条是走上歧途，另一条是拼命装懂。究竟走哪条路，这是由他的软弱性和勇气的气质来决定，而不是由量来决定的。因为不论走哪条路，都需要等量的勇气和等量的软弱性。而且不论走哪条路，都需要有一种对怠惰的如同诗一般的持久的渴望。
有一回，我加入一伙人的队伍，从学校的围墙外，边走边七嘴八舌地议论某个不在场的伙伴，说他喜欢上了乘坐往返学校的公共汽车上的女售票员。不久，这种背后议论就被一般评论所取代，认为公共汽车女售票员有什么好呢。于是，我有意识地用冰冷的口吻扔下一句话：
“可能是喜欢她的制服呗。穿在她身上很适体，觉得好呗。”
当然，我压根不曾领略过女售票员这种肉感的魅惑。这是类推——纯粹是一种类推——再加上我希望对待事物能拥有像大人那样冷漠的好色之徒的看法，这种与年龄相应的自我炫耀也帮了忙，让我说了这番话。
我所得到的反应有些过度了。这伙人都是品学兼优的稳健派。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真惊人，你真有两下子！”
“要不是有相当经验，说不出这种一针见血的话来呀！”
“实际上，你好像很可怕啊！”
碰上这种天真而令人感动的批评，我觉得太切中要害了。同样的话，也可以用不那么刺耳的朴实的说法，也许这种说法会使人对我留下某种深刻的印象。我反省着，说话应该多斟酌些啊！
十五六岁的少年在操作这种与年龄不相称的意识时，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以为唯有自己比其他少年能够更早地形成坚定的意念，才有可能操作自己的意识。其实不然。我的不安，我的不确定，只不过是比谁都早地要求限制自己的意识。我的意识，只不过是错乱的工具。我的操作，只不过是不确定的胡猜的估量罢了。根据茨威格的定义，“所谓恶魔性的东西，都是天生在所有人的内部，走向自己的外部，驱使人超越自己，走向无限境界的不安定的东西。”而且，它“恰似自然从其过去的混沌中，把某种不应除去的不安定的部分，留在我们的灵魂里”。这种不安定的部分带来了紧迫，且“欲图还原到超人性的超感觉的因素”。在意识具有单纯的解说效用的时候，人就不需要意识，也是合乎道理的。
我本人丝毫也没有从女售票员那里接受其肉体的魅惑，可是却有意识地以纯粹的类推和通常的技巧说了那番话，使伙伴们震惊、羞愧和满脸绯红。而且他们以青春期特有的敏感的联想能力，从我的言谈中隐约地领受到肉感的刺激。目睹眼前的这般情景，我当然涌现出人的要不得的优越感来。然而，我的心并非到此为止。这回轮到我本人受欺骗了。因为优越感发生了偏颇的醒悟。过程是这样的：一部分优越感使我自命不凡，以为自己比别人进步，从而自我陶醉，这陶醉部分比其他部分更快醒悟过来。尽管其他部分尚未觉醒，自己却以为所有部分都已醒悟，犯了估计上的错误。所以，“比别人先进”这种自我陶醉，后来被“不，我也和大伙是一样的人啊”这种谦虚感所修正。而由于估计上的错误，又被演绎成“当然在所有点上我和大家是一样的人”这种说法（还没觉醒的部分，使这种演绎成为可能，并支持了它），终于得出“谁都是这样子”的狂妄的结论，意识不过是错乱的工具，在这里起了强有力的作用……就这样，完成了我的自我暗示。这种自我暗示，这种非理性的、愚蠢的、虚伪的，乃至连自己都察觉到明显欺瞒的自我暗示，从这时候起至少占据了我的生活的百分之九十。我想，也许没有什么人比我对附体现象更脆弱了。
读了这些，人们可能明白了吧。其实理由很简单，我之所以能够说出公共汽车女售票员有点肉感的话来，就是因为我对这一点没有觉察到——这确实是很简单的理由，归根结蒂，我对女性的事情没有像其他少年所有的那种先天性的羞耻。
为了避免招来责难，说我只不过是用现在的思考来分析当时的我，现将十六岁时我自己所写的一节抄录如下：
“……陵太郎毫不犹疑地加入了陌生的朋友中。他的举止显得比较快活——也许是佯装让人看的——因为他相信可以把那毫无理由的忧郁和倦怠掩盖起来。迷信作为信仰最良好的因素，把他置在一种白热化的静止形态中。他一边参与无聊的嬉笑和耍闹，一边却不断地在想：‘我现在既不郁闷，也不寂寞。’他将这称为‘忘却了忧愁’。
“自己是幸福的吗？这样也算快活吗？周围的人始终不断地为这样的疑问而感到苦恼。正如疑问这个事实是最实在的东西一样，这是幸福的正当的理想状态。
“然而，陵太郎独自下了定义‘是快活’，并把自己置在确信之中。
“人们的思想，会按这种顺序向他所说的‘确实的快活’发展下去。
“虽说朦胧，却是真实的东西，它被有力地封锁在虚伪的机械里。机械开始强有力地运动了。人们却没有察觉到自己就在‘自我欺骗的房间’里……”
——“机械开始强有力地运动了。……”
机械果真强有力地运动了吗？
少年期的缺点就是，相信只要把恶魔英雄化，恶魔就会心满意足。
不管怎么说，我向人生迈步的时刻逼近了。我登上这个旅途的预备知识，就是许多小说、一册性典、朋友中轮流传阅的淫书、野外演习的每夜里，从朋友那里听来的许多淫猥之谈……首先就是从这里开始。炽烈的好奇心胜过这所有的一切，是我忠实的旅伴。我认为出门的准备也只是“虚伪的机械”，这种决心是最为上乘的。
我仔细研究过许多小说，调查过我这般年龄的人如何感受人生，如何对自己搭话。没有寄宿，没有参加运动俱乐部，再加上我的学校里装腔作势的人很多，一旦过了无意识的“低级游戏”时期，就很少介入下流的问题，况且我又非常腼腆，要把这些事情同每个人的本来面目加以对照，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不得不从一般的原则出发作出这样的推理：像“我这般年龄的男孩子”独自一人时会有什么感受呢？在炽热的好奇心方面，我们都经历过完全相同的青春期。到了这个时期，少年对女性的事似乎都会胡思乱想，都会长粉刺，都会终日觉得昏昏沉沉，都会写些甜美的诗。从这个时期起，他们看到性研究的书籍一味叙述有关自渎的害处，也看到另一些书籍叙述“没有多大害处，放心吧”，也就热衷于自渎了。在这一点上，我和他们也是完全一样的！尽管一样，这种恶习的心理对象却存在明显的差异，我的自我欺骗对此完全置之不闻不问。
首先，他们似乎从“女”字受到了异常的刺激。只要心上闪现一个女字，他们的脸就会飞起一片红潮。可是，从感觉上说，我对“女”字向来就不曾有过比像看到诸如铅笔、汽车、扫帚之类的字所得到的更多的印象。这种联想能力的欠缺，犹如有关片仓的母亲的情况一样，即使同伙伴谈话，也时常表现出把我的存在置于傻瓜的境地。他们认为我是诗人，也就理解了。然而，我有我的想法，我不希望被人认为是诗人（据说诗人肯定要被女性甩）。为了跟他们的话一致，我人工陶冶了这种联想能力。
我不知道他们同我不仅在内在的感觉方面，而且在外在的无形表现方面也显示出明显的差异。就是说，他们只要看到女人的裸体照片，就马上引起erectio。唯有我不会这样。而且会使我引起这种反应的对象（它从一开始就是根据性倒错的特质，经过奇妙的严格选择）、爱奥尼亚型的青年裸体像等，却没有任何力量能诱发出他们的erectio。
在第二章里，我之所以有意地一一写了erectio penis的事，就是因为与此有关。因为我的自我欺骗是由于这点的无知所促成的。任何小说的接吻场面，都省略了有关男性的erectio描写。这是当然的，是不必要写的。就是研究性学的书，也省略了连接吻也能引起的erectio。我推察，唯有肉体交欢之前，或者通过描绘其幻觉，才会产生erectio。我没有任何欲望，但到了这种时候也会突然——简直像是来自天外的灵感——产生erectio。我内心的百分之十却在不断低声嘀咕“不，唯有我不会产生吧”，这就形成我的所有形式的不安，并表现了出来。然而，我犯恶习的时候，心中哪怕一次是否也浮现过女性呢？纵令是试验性的。
我没有这样做。我认为我没有这样做只不过是出于我的怠惰！
归根结蒂，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除了我以外的少年们，每晚都梦见头天窥视的妇女一个个裸体在街头来回走动。不知道少年们梦见了女人的乳房，宛如夜里无数次地从海上漂浮上来的美丽水母，女人们的高贵部分张开湿润的阴唇，数十遍数百遍数千遍没完没了地唱着海魔女之歌……
这是出于怠惰？大概是出于怠惰吧？我疑惑。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于我走向人生的勤奋。总之我的勤奋都花费在这一点怠惰的辩护上，都充作使怠惰照旧发展下去的安全保障。
首先，我想起要给有关女性的记忆编上号码。无奈这种记忆太贫乏了。
十四五岁上发生过这样一桩事：父亲到大阪赴任那天，在东京站送走父亲后归来，有几位亲戚造访了我的家。也就是说，回家的时候，他们一行人也同母亲、我、弟弟、妹妹一起上我家串门来了。其中有我的堂姐澄子。她适值结婚前，二十岁光景。
她的前齿有点龅牙。那是非常洁白而美丽的前齿，乃至令人怀疑是否为了突出这两三颗牙齿才故意这样长出来的。她一笑，前齿首先闪光，那龅牙的模样给笑容增添了无法形容的娇媚。这种龅牙的不调和，犹如一滴香料滴落在脸庞和身姿的优美和标致的调和中，加强其调和，并在其优美中平添几分韵味。
如果说“爱”这个词不合适，那么就说我很“喜欢”这个堂姐吧。从孩提起，我就喜欢从远处看她。有一回，她在罗纱上刺绣时，我什么也没干竟呆呆地在她身边达一个多小时。
伯母她们进里屋后，我和澄子并排坐在客厅的椅子上，默默无言。送行时的喧嚣在我们的头脑里践踏的痕迹尚未消逝。我觉得太劳累了。
“啊，真累啊！”
她打了个小呵欠，把白皙的手指并拢，掩着嘴巴，像念咒似的，用并拢的手指轻轻地、倦怠地拍了两三下嘴巴。
“你不觉得累吗，阿公？”
不知怎的，澄子用和服的双袖捂住了脸，把脑袋沉甸甸地落在她身边的我的腿上。尔后，慢慢挪动着，转换了一下脸的朝向，久久地一动也不动了。她把我的制服裤子当作枕头的这份荣光，使我的制服裤子也震颤起来。她的香水和香粉的芬芳，使我张皇不知所措。澄子睁着疲惫的但却是清澄的眼睛，一动不动的侧脸，使我感到为难了……
仅此一回。尽管如此，我却永远记住了这种在自己腿上存在过片刻的、奢华的分量。这不是肉感，而只是某种极其奢华的喜悦。活像勋章般的分量。
在往返学校的公共汽车上，我经常遇见一个贫血体质的姑娘。她的冷漠，引起了我的关注。她那副望着窗外的百无聊赖、厌倦事物的神态，那副微微突出的嘴唇的冷峻，也时常引起我的注目。她没有在公共汽车上，我就感到美中不足。上下车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总是期待着她。我想，这是不是一种恋爱呢？
我简直不明白。我无论如何也不明白，恋爱和性欲彼此是怎样发生关系的。当然，这个时候的我，并不想用恋爱这个词来说明近江对我恶魔般的魅惑。我思考着自己那份对在公共汽车上常见到的少女的朦胧的感情是不是恋爱呢？与此同时，我也被那个脑袋溜光的、年轻而粗野的公共汽车司机所吸引。无知没有迫使我做出矛盾的解释。在我望着司机那张年轻侧脸的视线里，有一种难以避免的、喘不过气来的、难受的、压力般的东西，而在我断断续续地望着贫弱体质的姑娘的目光里，则有一种虚假的、人工的、容易疲劳的东西。这两种视线，在我依然不明白它们两者的关系的情况下，在我的内部互不在乎地共居，互不拘泥地共存着。
身为这般年龄的一名少年，我显得大大缺少“洁癖”的特质，也可以说，我显得缺少“精神”的才能，即便说我的过分强烈的好奇心势必使我不关心伦理常情，可以对此作出解释，但这种好奇心也类似长久患病的人对外界的绝望憧憬，另一方面又同不可能的确信有着难解难分的联系。这种半带无意识的确信，这种半带无意识的绝望，甚至活脱脱地把我的希望错看成是奢望。
虽说还年轻，可我却不知道在自己的内部培育出明确的纯精神的观念。这难道就是不幸吗？对我来说，人世间通常的不幸究竟具有什么意义呢？我的关于肉感的漠然的不安，大概只把肉体方面当作我的固定观念了。我熟习于把我身上存在的这种与知识欲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的、纯粹精神性的好奇心，信以为“正是肉体的欲望”；甚至熟习于欺骗自己，仿佛自己真的有一颗淫荡的心。它使我养成装模作样的习惯，活像个小大人，深谙人情世故似的。我挂着一张简直像对女人腻烦透了的面孔。
这样，接吻首先就成了我的固定观念。要是现在的我，就可以说接吻这种行为的表象，只不过是我的精神在那里寻求寄托的一种表象罢了。可是，当时的我把这种欲求误信为肉欲，就不能不为那样大量的精神的伪装而焦虑憔悴了。这种歪曲本性的无意识的内疚，就这样执拗地激发了我那种有意识的演技。但是，反过来思考，人难道能够如此完全地背叛自己的天性吗？哪怕是一瞬间。
如果不这样思考，岂不是无法说明这种希求得到不希求的东西的不可思议的心理吗？如果说我正好在这种不希求得到所希求的东西的伦理式的人的反面，我的心岂不是怀抱着最违背人伦的希求吗？果真如此，这希求岂不是过分可爱了吗？莫非我完全欺骗了自己，完全作为因袭的俘虏而行动？对于日后的我来说，有关这个问题的吟味就成了不可忽视的任务了。
——战争一开始，伪善的禁欲就在这个国家普遍风靡了。高中也不例外。即使进入高中，我们入初中时所憧憬的“留长发”的愿望也不可能得到满足。流行穿漂亮的袜子也成为过去的事。随便地增加军事训练的时间，并策划着各种愚蠢的革新。
尽管如此，我们学校有着传统的取巧校风，和重表面的形式主义，所以我们在学校生活中并没有感到多大的束缚。分配到学校的大佐军官是个通情达理的汉子，还有那个因为带茨茨口音而被起了个“茨特”绰号的前特务曹长N准尉、同僚的傻瓜特、狮子鼻的鼻特等人，都领会了我校的校风，干事很会找窍门。校长是个具有女性性格的老海军大将，以宫内省作为后盾，靠无所事事、不即不离的渐进主义保住他的地位。
这期间，我学会了抽烟，还学会了喝酒。所谓学会，也不过是模仿抽烟、模仿喝酒罢了。战争奇妙地教会我们一种感伤的成长方法。那就是考虑到二十几岁就割断人生，今后的前途就什么也不考虑了。我们觉得人生这玩意儿是奇妙的轻飘的东西。这就好像用到二十几岁为止来划分的人生的咸水湖，盐分势必变浓，容易让身体漂浮起来。只要距降下帷幕的时间不太遥远，为着让我看到的我的假面剧，也要更加卖力表演才是。但是，我的人生旅程，也许就在明天出发。我虽然想着明天肯定会出发，可却一天推迟一天地拖延了下来，拖了好几年，还是没有启程的迹象。对我来说，这个时代难道不正是唯一的愉快的时代吗？即令存在不安，也只不过是不着边际的东西，我还有希望，明天总可以在未知的蓝天下眺望。旅行的空想、冒险的梦想、我总会有的成人之后的肖像、我尚未见到的美丽的新娘的肖像、我期待的名声……这些东西就像导游小册子、毛巾、牙刷、牙膏、换洗的衬衫和袜子、领带、肥皂等东西一样，在等待着登程的旅行皮包里被摆得整整齐齐的那个时代，甚至连战争，我都觉得像孩子般的高兴。我真正相信我即使被子弹击中大概也不会痛的过剩的梦想，在这个时候也没有显出衰颓的迹象。连预想自己的死，也使我由于未知的喜悦而颤抖不已。我仿佛感到自己拥有一切。可能是那样吧。因为再没有比忙于准备行装的时候，更能使我们感到甚至在每个角落都完全拥有旅行的了。剩下的就只有破坏这种拥有的作业了。那就是旅行这种完全的徒劳。
不久，接吻的固定观念就定着在一片嘴唇上。这难道不是出自只想把空想装成像是有来历的东西的动机吗？如前所述，本来不是欲望也不是别的什么，可我却不管三七二十一，偏要相信它是欲望，这种没有条理的欲望，同真正的欲望搞错了。我把不是我想的、激烈的、不可能的欲望，同世人的性欲——因他是他自身而涌现出来的性欲——搞错了。
这时期，我有一个话不投机却亲密交往的伙伴。他姓额田，是个轻浮的同班同学，他似乎是为了要弄清初级德语的许多疑问，选择了我作为他容易相处的不受拘束的对象。我对任何事，开始总是很起劲地干。人们认为我的初级德语是出类拔萃的，给我扣上了一顶优秀生（类似超群出众的神学生）的桂冠，其实我内心是多么讨厌优秀生的桂冠（尽管如此，除了这顶桂冠以外，我还没有找到其他有利于我的安全保障的标签），多么向往“坏名声”，说不定额田凭直感看穿了。在他的友情中仿佛有一种东西逗弄着我的弱点。若问这是为什么，大概因为额田是个妒忌心强的男子汉，招来硬派人的憎恨，从他那里传来的妇女世界的消息，活像灵媒传来的灵界信息，似有似无地回荡着。
作为第一个传来妇女世界信息的灵媒，就是那个近江。但是，那时的我更属于我自己，我把作为灵媒的近江的特质，列为他的一种美而感到满足。但额田作为灵媒的作用，却成为我的好奇心的超自然的框架。其原因之一，也许是由于额田根本就不美的缘故。
所谓“一片嘴唇”，就是我到他家去玩时出现的他姐姐的嘴唇。
这个芳年二十四岁的美人轻易就把我当作小孩子来看待。我在观察包围着她的男人，明白了我自己毫无足以吸引女子的特征。这意味着我决不能成为近江，反过来说，也让我领会了我想成为近江的愿望，实际上就是我对近江的爱。
就这样，我确信自己已经爱上了额田的姐姐。我的确跟我同龄的纯真的高中生所做的一样，有时在她家的周围徘徊，有时在她家附近的书店里长时间耐心地等待她从书店门前走过的机会上前纠缠她，有时紧抱着软靠垫空想着拥抱女子的心情，有时又描绘若干她的嘴唇，或者悲伤得什么也不顾地自问自答起来。这算什么事呢？这些人为的努力，给我心灵上带来了某种异常的麻木般的疲劳感。心灵的真正的部分，早就察觉到我是用带有恶意的疲劳来抵抗我这种不断对自己说我爱她的不自然的状态的。我觉得在这种精神的疲劳中，含有一种可怕的毒素。心灵的人为的努力间歇，有时有一种极其吓人的扫兴的东西袭击我。为了逃避这种东西，我又若无其事地向别的空想进军。于是，我立即勃勃生气，变成我自己，向着异常的心象旺盛地燃烧起来。而且这种火焰被抽象化后留在心灵上，这股热情恰似是为她的，后来才牵强附会地加上了注释——于是，我又一次欺骗了自己。
倘使有人指责我至此为止的叙述太概念化，有失于抽象，那么我只能这样回答：因为我不愿意连篇累牍地描写正常人的青春期的肖像和在旁观者看来别无二致的表象。如果除去我心灵的羞耻部分，我的心灵连内部都是与这一时期的正常人一模一样的。在这一点上，我与他们是完全一样的。好奇心是一般的，对人生的欲望也是一般的，或许只是由于过分反省而畏缩不前，动不动就立即红脸，而且对自己的长相没有信心，认为它不值得被女子喜爱，这样自然而然地只顾埋头读书，成绩大体是好的。请想象这样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学生。想象这个学生如何向往女性，如何焦灼，如何空虚和烦闷。恐怕没有比这更容易而且没有魅力的想象了吧。我省略了这种想象的无聊的如实描写，是理所当然的。腼腆的学生这一段格外缺少生动多彩的生活，和我的情况完全一样，我发誓对导演绝对忠诚。
这期间，我把以往只顾关心年龄比我大的青年这种思绪，一点一点地逐渐转移到年龄比我小的少年身上。这是当然的，因为连年龄比我小的少年也长成当年近江一般的年龄了。尽管如此，这种爱的推移也同爱的质量有关。尽管它依然是潜藏在我心中的思绪，但是我已经在野蛮的爱中添上了高雅的爱。犹如保护者的爱那样的东西，少年的爱的东西，随着我的成长而开始萌芽了。
赫希菲尔德把倒错者加以分类，把只对成年的同性感到魅惑的一类称作androphils，把爱少年，或介于少年与青年之间的一类称作ephebophils。我渐渐理解了ephebophils。Ephebe是指古希腊的青年公民，意味着十八岁至二十岁的壮丁，它的语源来自宙斯和赫拉的女儿、不死的赫拉克勒斯的妻子赫柏。女神赫柏是给奥林匹斯众神斟酒的、青春的象征。
有个刚入高中的年方十八的英俊少年，肌肤白皙，嘴唇柔润，眉目清秀，我知道他的名字叫八云。我的心嘉纳了他的容颜。
我在他什么也不知道的情况下，从他那里接受了一种快乐的礼物。最高班生的各班长一周轮流喊一次朝会的号令，晨操、下午锻炼（高中有这种惯例。首先做约莫三十分钟海军体操，然后扛着锄头去挖防空壕或锄草）时也如此，我每隔四周轮到喊一周的号令。夏天到来，做早操和下午的海军体操时，严格执行这种做法的学校按照当代的流行做法，命令学生半裸着身体做体操。班长站在号令台上高喊朝会的口号，接着喊“脱上衣！”大伙脱毕，班长从台上走下来，向走上台的体操老师喊一声“敬礼！”的号令，就径直跑到同班的最后一排里，自己也脱成半裸，做体操。做完体操，下面就由老师喊号令，班长便完成任务了。对我来说，呼喊号令简直是件令人浑身发冷的极其可怕的事。但上述这种军队式的笨拙程序，有时也正合我的意，不知不觉地盼来了轮到我的一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多亏这个程序，我才能这么近地目睹八云的风采，而且不必担心他看到我这瘦弱的裸露，我却能看到他半裸的躯体。
八云一般排在靠号令台前面的第一二排。他那张雅辛托斯似的脸，动辄就飞起红潮。每次他跑来参加朝会即将整队的时候，我看到那张气喘吁吁的脸，就感到愉快。他经常一边喘气一边用粗鲁的动作解开上衣的暗扣，然后像薅掉似的猛然从裤子里侧把衬衫的下摆拽了出来。我站在号令台上，不由地看到他的不在乎地袒露出来的白皙而柔润的上半身。因此，一位伙伴无意中对我说了“你在喊号令时总是将眼帘耷拉下来，你就那么胆怯吗”以后，我不禁打了个寒战。但是，这一回我还是没有机会去接近他的蔷薇色的半裸体。
夏季里，全体高中学生去M市的海军机关学校参观了一周。有一天，上游泳课时，大伙儿都在游泳池里。我不会游泳，借口腹泻，在池边上旁观。一位大尉认为日光浴可以治百病，我们这些病号就裸露了上半身。一看，八云也在病号组里。他交抱着白皙而结实的双臂，微风吹拂着他的微微晒黑的胸脯，他的洁白的门牙戏弄似的紧紧咬住了下唇。自称病号的旁观者都聚在游泳池周围的树荫下，我靠近他并不费事。我目测他那柔韧的躯体，凝望他那平稳呼吸着的腹部。我想起了惠特曼的一句诗：
<blockquote>
……青年们仰躺着，
白皙的腹部隆起在阳光下。
</blockquote>
——但是，这一回我也没有跟他说上一句话。因为我对于自己那瘦骨嶙峋的胸膛和苍白细小的胳膊感到羞耻。
昭和十九年即停战前一年的九月，我从幼年时代起就读的学校毕业后，进入了某大学。在父亲不容分辩的强制下，选择了法律专业。但由于我确信我不久就将会被征入伍战死沙场，我全家也将会遭到空袭而全部死光，所以我就不感到多大的痛苦了。
那时节，按照一般惯例，我入学时高班同学就出征，他们把大学制服借给我。相约我出征时再将制服还给他们家，我就穿着这身制服上大学走读了。
我比别人更害怕空袭，与此同时我却也以某种天真的心情期望着死亡。正如我多次说过的，对我来说，未来是个沉重的负担。人生从一开始就以义务观念束缚着我。我明知尽义务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但人生却以不履行义务为由来责备我，折磨我。我想，倘使以死让这种人生的期待落空，心里就一定会很轻松的吧。我对战争期间流行的死的教义有着官能上的共鸣。我想，万一“光荣战死”（虽然这于我是很不相称的），实际上等于讽刺地结束了生涯，一定会永远成为埋葬在墓底下的我的微笑的好材料。所以，一听到警报声，我就比谁都快地逃进防空壕里。
……我听见了拙劣的钢琴声。
这是在不久将以特别干部预备生入伍的伙伴家里。在高中里，我很重视这个名叫草野的伙伴，把他当作多少还能就精神上的问题交换意见的唯一的伙伴。我这个人并不想拥有所谓伙伴，以下可能伤害这唯一的友情的叙述，强令我感到我内在的东西是多么的残忍。
“那钢琴弹得好吗？好像常常走调呐。”
“那是我妹妹弹的。老师刚走，她在复习呢。”
我们停止对话，侧耳倾听，草野行将入伍，在他的耳膜里旋荡的，恐怕不仅是邻室的钢琴声，而且是不久他将疏远的“日常事物”的、一种质量不高的、令人急不暇待的美。这钢琴的音色里，洋溢着一种亲切感，犹如一边读笔记一边制作质量不高的点心。我不由地问道：
“她多大了？”
“十八了。她是排行紧挨我的妹妹。”草野回答说。
——越听越觉得那是十八岁的、富于幻想的、而且尚未真正懂得自己的美的、指尖上还留有稚气的钢琴声。我在企盼着这种复习能够永远地继续下去。这企盼如愿以偿。我心中的这钢琴声，一直延续到五年后的今天。我不知多少回努力相信这是错觉。我的理性不知多少回嘲笑了这种错觉。我的懦弱又不知多少回讥笑了我的自我欺骗。尽管如此，钢琴声支配了我，倘使从宿命这个词中可以清除令人讨厌的意味，那么对我来说，这声音就确实成为宿命性的东西。
这之前不久，我凭借异样的感动理解了宿命这个词，把它留在记忆里。高中毕业典礼之后，我和老海军大将的校长驱车赴皇宫感谢皇恩，在车厢里，这位双眼积满眼眵的忧郁的老人，批评我不愿当特别干部预备生而打算作为一名士兵应征的决心。他强调说明我的身体是难以忍受得了士兵的生活的。
“不过，我已做好思想准备了。”
“你不了解情况才这样说。不过，交志愿书的日期已经过去了，事到如今，再说也无济于事。这也是你的宿命啊。”
他用明治式的英语发音提到了宿命这个词。
“什么？”我反问了一句。
“宿命啊。这也是你的宿命嘛。”
——他以漠不关心的口气如此单调地重复了一遍，声音里充满了警惕别人可能认为他是苦口婆心的、老人特有的羞耻。
毫无疑问，我此前在草野的家里看见过弹钢琴的姑娘。但是，在与额田家正相反的清教徒式的草野家里，他的三个妹妹留下了彬彬有礼的微笑，很快就离去了。草野的入伍日期越来越临近，他和我轮流互访各自的家以道惜别之情。钢琴声使我对他妹妹变得过于笨拙了。不知怎的，自从倾听钢琴声以后，我像听懂了她的秘密似的，不能正面睨视她，也不能与她搭话攀谈。有时她端上茶来，我只看到眼前她那双轻盈而敏捷地走动的脚。也许是由于没有看惯当时女人穿流行的扎腿式劳动服或长裤的脚吧，这双脚的美使我深深感动。
——这样一写，要是被认为我从她的脚领略到了肉感，那也是没法子。事实上并非如此。正如我多次说过的，关于异性的肉感，我毫无定见。最好的证据就是我不知道我有任何想看女性裸体的欲望。尽管如此，我却认真地思索着对女性的爱，通常令人讨厌的疲惫在心中扩散开，妨碍着我追踪这种“认真的思索”。这回，我认为自己是个理性的胜利者，从中找到了喜悦，乃至把自己冷漠的没有持续性的感情，比作对女性腻烦透了的男性的感情，而获得了大人似的炫耀的满足。这种心理活动犹如点心铺里的放进十个铜板就会自动滑出牛奶糖来的机器一样，固定在我的内部了。
我心想，大概人没有任何欲望也能真正爱女性。这恐怕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无谋的欲求了。我自己并不知道，（这种夸张的说法，是我的天性，请原谅）这是爱的教义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吧。因此我当然不知不觉地就相信了纯精神的观念了。看起来这与前述的情况有些许矛盾，不过我是真心实意地按事物表象那样纯粹地相信了。我常常相信的，难道不是这个对象，而是纯粹性本身吗？我发誓忠诚的，难道不是这种纯粹性吗？这是以后的问题。
有时我像是不相信纯精神的观念。这也是因为我的头脑动辄容易倾向于我缺乏这种肉感的观念，以及动辄参与大人似的病态的满足、人为的疲劳的缘故。可以说，这是因为我的不安的缘故。
终于迎来了战争的最后的一年，我二十一岁。新年伊始，我们大学的同学就被动员到M市附近的N飞机工厂参加义务劳动。百分之八十的学生当了工人，剩下的百分之二十身体虚弱的学生从事事务性的工作。我属于后者。尽管如此，经过去年的体格检查，我被列为第二乙种合格者，我担心说不定今天或明天随时都会收到征兵的命令。
这座巨大的飞机工厂位于黄尘飞扬的荒凉地方，光横向穿行就得花上半个小时，它驱使着数千名工人在劳动。我也是其中的一个，编号是四四〇九号，临时职工第九五三号。这大工厂是建立在不考虑回收资金的、神秘的生产费用之上，被擎向巨大的虚无。由是之故，每天早晨都得念诵神秘的宣誓。我不曾见过这样奇怪的工厂。动员诸如现代的科学技术、现代的经营方法、为数众多的优秀头脑的精密而合理的思维，都是为了奉献给一样东西，那就是“死亡”。这座专门生产供特攻队用的零式战斗机的大工厂，使人感到它本身在鸣动、在呻吟、在哭泣、在怒吼，活像一种阴暗的宗教。我想，倘使没有某种宗教式的夸张，也就不可能有这种庞大的机构。连董事们肥私囊，也是宗教式的。
有时，鸣空袭警报正是在宣告这种邪恶宗教的黑弥撒的时刻。
办公室气氛活跃，有人操着一口乡音说：“情报怎么啦！”这房间里没有收音机。所长室女事务员前来紧急报告：“敌数编队”等。报告时，扩音器里传出的嘶哑声，命令女学生和国民学校儿童躲避。救护人员到处分配印有“止血 时 分”的红色货签似的牌子。伤员负伤止血时，就在这牌子上填上时间，佩戴在胸前。警笛响后不到十分钟，扩音器就播出“全体转移”的命令。
事务员搂抱着重要文件包急忙跑到地下保险库。他们把文件收藏好后，旋即争先恐后地跑上地面，加入穿过广场向前奔跑的、头戴钢盔或防空头巾的群众队伍里。群众朝正门涌去。正门外面是黄土平原，一片荒凉的不毛之地。在相隔七八百米远的缓缓起伏的丘陵的松林里，挖掘了无数的防空壕。默默无言的、心情烦躁的、盲目的群众队伍，分成两路，从尘土飞扬中奔向那里。这好歹不是走向“死亡”。纵令是容易崩塌的红土小洞穴，好歹也不是走向“死亡”的方向。
有一次假日，我回到家中，夜里十一点就接到征兵令。电文称：二月十五日必须入伍。
在城市里，像我这样体格孱弱的人并不稀奇，所以父亲出主意说，在老家农村接受体格检查，这种孱弱的体格就会显得很突出，也许不会被录取。这样，我便在近畿地方的老家H县接受了体格检查。农村青年们可以十几次轻而易举地举起一草袋米，而我连齐胸都举不到，这引起了检查官的失笑。尽管如此，结果我还是被列为第二乙种合格，现在又接到了征兵令，不得不到农村粗暴的军队入伍了。母亲悲伤痛哭，父亲也十分颓丧。刚接到征兵令的时候，连我也十分难过。但是，另一方面，我希望有个快活的死，心情也就变得坦然了。然而，在前去入伍的火车上，我在工厂时得的感冒愈发严重了。自从祖父破产以来，我们在老家连一坪土地都没有了，我到达老家的亲友家里后，高烧得站都站不住。在这家人的周到的护理下，特别是喝了大量的解热剂后，药力生效了，我姑且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欢送之下，钻进了营房的门。
暂时被药物压下的热度又抬头了。入伍检查时，就像野兽一样被脱个精光，转来转去的时候，我打了几个喷嚏。一个初出茅庐的军医，把我的支气管里的呼哧声误诊为罗音，并且把这误诊以我的荒唐的病历报告形式确认下来，检查了血沉。感冒高烧，显示出很高的血沉。我便被断定为患了“肺浸润”，令我即日返乡。
一离开营房门，我拔腿就跑了。冬日荒凉的下坡路，延伸到村庄那边。如同在飞机工厂那样，好歹不是走向“死亡”，我的脚好歹不是走向“死亡”的方向。
……夜行列车的窗玻璃破了，我避开从破口卷进来的风，高烧的寒颤和头痛折磨着我。我自问：要回到哪里去呢？回到多亏父亲万事优柔寡断而还没有疏散的可怕的东京家里去吗？回到包围着那个家的充满黑暗与不安的都市去吗？回到彼此睁着一双双家畜般的眼睛探问“不要紧吧，不要紧吧”的群众中去，还是回到那座全住着烦恼于肺病的大学生彼此以毫无抵抗的表情聚在一起的飞机工厂宿舍去呢？
我靠在椅背上，随着火车的震动，在我背后松动了的靠板合缝活动了。我有时闭上眼睛想象着我在家里时由于空袭全家被炸死的光景。这种空想，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厌恶感。再没有什么比日常的生活和死亡互为关系给予我更奇妙的厌恶的东西了。据说，连猫都不愿意让人看见它的死相，所以临死时就把自己的身子隐藏起来，不是吗？这个想象却使我看见了我家人的悲惨的死相，而我也被家人所看见。光想起这个，我的胸口就涌上一股呕吐感。一想到死亡的同样条件降临全家的时候，一想到行将死去的父母和儿女充满死亡的共鸣彼此交换眼神的时候，我只能认为这是全家的愉悦、团圆光景的一种讨厌的复制。我希望在他人中间心情愉快地死去。这与希望在光天化日之下死去的埃阿斯的希腊式的心情是不同的。我所寻求的，是一种自然的自杀。我所盼望的，是犹如还不擅长狡黠的狐狸，自己无知却满不在乎地沿着山边走而遭到猎人枪杀一样的死法。
——既然如此，难道军队不是很理想吗？难道我不是对军队抱有希望吗？我为什么要那样郑重其事地对军医撒谎呢？为什么要说诸如近半年来一直在发低烧、肩膀酸痛得难以忍受、或者吐血痰了，还说什么实际上昨夜里出虚汗了（当然啰，我服了阿司匹林嘛）呢？在宣布我即日回乡的时候，我为什么竟然感到涌向脸颊的一股微笑的压力，欲图掩饰都费了好大的力气呢？我为什么一出营房门就那样奔跑起来呢？我是不是背叛了自己的愿望呢？我没有垂头丧气、双脚发麻，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路，是怎么回事呢？
正因为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足以从军队所意味的“死亡”中逃脱出来的我的生，没有耸立在前方，所以我才无法知道驱使我那样地从营房跑出来的力量之源泉。难道我还想生吗？这种生的方法，也是非常无意志地、犹如气喘吁吁地跑进防空壕那一瞬间的生的方法。
于是，我的另一个声音突然说出了：我本来就不曾想过死，哪怕是一次也罢。这句话，给我解开了羞耻的绳结。尽管说出来也是痛苦的，但我理解了。我对军队所希望的，仅仅是死亡这种说法是虚假的。我对军队生活抱有某种官能性的期待。而且这种期待持续的力量，也只不过是任何人都具有的对原始妖术的确信、“唯有我决不会死”的确信罢了。……
……对我来说，这种想法是多么不受欢迎。我宁愿感到我是个被“死亡”遗弃了的人。我乐意像外科医生做手术时处理内脏那样，集中微妙的神经，而且礼貌地凝视着想死的人却被死所拒绝的这种奇妙的痛苦。甚至可以认为，这种心灵上的快乐程度，差不多都是邪恶的东西。
大学与N飞机工厂在感情上发生了冲突，学校制定了这样一个计划：让全体学生在二月底撤回，并且在三月份重新上课一个月，从四月初起动员学生到别的工厂去。可是在二月底，成千架小飞机前来袭击。虽说三月份上课，实际上成了徒有其名，这是众所周知的。
这样，等于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给我们放了一个月的假，无所事事。我们就像是得到了潮湿的焰火。然而，与其得到一口袋容易用上的干面包，不如得到这种潮湿的焰火的礼物让我更高兴。因为它确实像大学赠给的呆笨的礼物——仅就对这个时代无甚好处来说，这也是件了不起的礼物。
我的感冒痊愈数日后，草野的母亲来电话说：草野所在部队驻扎在M市附近，三月十日才允许会面，一起去吗？
我答应去，为了商量这件事，不久我造访了草野的家。当时从傍晚到八点是最安全的时间。正是草野他们刚用过晚饭的时候。他的母亲是个寡妇。母亲和他的三个妹妹邀我围着被炉坐下来。母亲给我介绍了那位弹钢琴的姑娘。她名叫园子，与名钢琴家I夫人同名，我由此联想起那时听到的钢琴声，谈了一些奚落的笑话。十九岁的她在昏暗的遮光灯下默默无言，脸颊飞起一片红潮。她身穿一件绯红皮夹克。
三月九日早晨，我在草野家附近的车站走廊上等着草野家的人。我清楚地看到了与铁路相隔的一排商店由于强制疏散而被捣毁的景象。它以新鲜的嘎巴嘎巴声，撕破了早春的清冽空气。有时从被拆毁的房子还可以看到耀眼的新树皮。
早晨天气还寒冷。近几天来未听过警报的笛声。这期间，空气越来越清新，纤细地铺满了眼看着就要崩溃的兆头。大气恍如一弹就发出高雅声音的琴弦。可以说，让人感到再过几个瞬间就将达到音乐境界的、充满丰富的虚空的静寂。就连投射在阒无人影的月台上的冷淡的阳光，也震颤着一种音乐的预感似的东西。
这时，一个身穿浅蓝色大衣的少女，从对面的台阶上走了下来。她是牵着小妹妹的手，护着小妹妹一级级地沿台阶走下来的。十五六岁的大妹妹对这种慢步很不耐烦，但她自己也没有急步先行，而是故意沿着冷清清的台阶“之”字形行走。
园子好像还没有发现我。我则可以清楚地看到她。我有生以来还没有见过一个标致得如此打动我的心的女性。我心潮澎湃，变得神清气爽了。我这样写，读者读来会难以相信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无法区分开我对额田的姐姐那种人为的单相思与这种澎湃的心潮。因为这种严格的分析，只有在这种场合才没有理由被置之不理的。这样的话，撰写的这种行为从一开始就全部成为徒劳了。因为我所撰写的，被认为只不过是想这样撰写的欲望的产物罢了。因此，只要我自圆其说，万事就皆OK。然而，我的记忆的正确部分，却宣告同迄今的我存在若干差异。那就是悔恨。
走到剩下两三级台阶的时候，园子才发现我，她的冻得通红的水灵的脸颊绽开了微笑。她那双大眼珠、厚眼皮、似昏昏欲睡的眼睛在闪闪发光，像是想说些什么。于是，她把小妹妹交给十五六岁的妹妹之后，就以摇曳的光束似的袅娜姿态，从走廊向我跑了过来。
我看见向我跑过来的活像清晨来访的人。她并不是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强行描绘出来的拥有肉体属性的女子。要是那样，我只用虚伪的期待来迎接她就可以了。使我感到为难的是，我的直感使我只有在她身上找到了另一种东西。那就是我对园子的一种不适当的深沉而朴实的感情。尽管如此，却不是卑屈的自卑感。看见园子每一瞬间都在向我靠近过来时，我被一种难以自容的悲伤侵袭了。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感情。是一种仿佛震撼了我的存在的根基似的悲伤。迄今我只以孩子般的好奇心和虚伪的肉感这种人工的汞合金的感情来看女子。从最初的一瞥，我的心就被悲伤所震撼，这是从未有过如此深刻的、无法言明的、而且决不是我的伪装的一部分的悲伤。我意识到这就是悔恨。然而，有什么给我悔恨资格的罪过吗？尽管是一种明显的矛盾，但难道不是一种先于罪过的悔恨吗？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悔恨？她的身影莫非唤醒了我的这种悔恨？抑或这正是一种罪恶的预感？
——园子已经难以抗争地站在我的面前。我在发愣，让我又一遍明显地看到她点头致意。
“让你久候了吧？母亲她、祖母她（她使用了奇妙的语法，脸颊绯红了）还没有准备好，可能要晚些来。哦，请稍候一会儿（她谨慎地再说了一遍），请稍候一会儿，还不见来的话，我们就一起先到U车站好吗？”
她只结结巴巴地郑重说了这么几句后，又喘了一口气。园子是个身材修长的姑娘。她的个高齐我的额头。身子非常优雅匀称，有一双美丽的脚。她那张没有化妆的稚气的圆脸，活像一帧不懂得化妆的纯洁灵魂的肖像。她的嘴唇有点裂璺，看上去反而显出一种鲜明的色彩。
接着我们闲聊了两三句。我极力显得很快活，竭力显示自己是个机智多谋的青年。然而，我却讨厌这样的一个我。
电车好几次停在我们的身旁，尔后又发出迟缓的吱嘎吱嘎声驶走了。这车站上下车的客人并不多。每次停车的时候，我们舒服地沐浴着的阳光就被遮挡住了。可是，每次电车一开走，在我脸颊上复苏的阳光那股温暖使我感到战栗。如此炽热的阳光投在我的身上，时时刻刻、无所希求地存在我的心上，使我感到仿佛是一种不祥的预兆，譬如几分钟后突然发生空袭，我们当场被炸死的不祥的预兆。我们的心情是不值得享受这份仅有的幸福的。反过来说，我们染上了一种把仅有的幸福也认为是恩宠的恶习。这样，我同园子相对甚少言语。这种情景给予我心灵上的效果正是如此。支配着园子的东西，无疑也是相同的力量吧。
园子的祖母和母亲总不见来，等了好几班电车后，我们便乘上一班电车前往U站。
在U站杂沓的人群中，我们被大庭先生叫住了，他是去探视同草野一个部队上的儿子。这位固执于戴礼帽穿西服的中年银行家，携带着一个也同园子相识的女儿。她远不如园子标致，但不知怎的竟使我感到高兴。这种感情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我发现即使看到园子和她亲密地交叉握着双手的天真烂漫的欢乐情形，我心里也明白园子具备美的特权的、爽朗的宽容，看起来园子比实际年龄多少成熟些。
车厢空空荡荡。我和园子偶然似的在车窗边面对面地坐了下来。
大庭先生一行，包括女佣共三人。我们好不容易凑齐，共六人。我们九人占据一列座位的话，就会多出一人没有位子。
不觉间我自己很快地心算出来。园子可能也估算到了。我们两人相对沉甸甸地落坐下来以后，彼此交换了淘气的微笑。
计算的困难，结果默认这个小离岛。从礼仪上说，园子的祖母和母亲应该同大庭父女相对而坐。园子的小妹妹有小妹妹的想法，她立即选择了一个可以望见母亲的脸和窗外的景色的位子。她的小姐姐也随她这样做。那里的座位就成为大庭家的女佣照顾两个女孩子的运动场。破旧的椅背，把他们七人与我和园子相隔开了。
火车还没有启动，大庭先生就喋喋不休地谈开了，把一行人都镇住了。这低沉的女性般的絮叨，决不给对方除了随声附和以外的权利。我们透过椅背的阻隔，也能知道连草野家的絮叨代表、显得年轻的祖母也呆若木鸡。她的祖母和母亲也只“啊，啊”地应声，偶尔在节骨眼上笑笑，连大庭先生的女儿也一声不吭。不一会儿，火车启动了。
火车驶离车站后，阳光透过污秽的车玻璃窗，投射在凹凸窗框上，以及披着大衣的园子和我的膝上。她和我都一言不发，侧耳静听邻座的谈话。她的嘴角时不时地浮现出一丝丝微笑。这微笑旋即传染了我。每当这种时候，我们的视线总是相碰在一起。于是，园子又侧耳静听邻座的声音，她的炯炯有神、带着几分淘气、却无所顾虑似的目光，避开了我的视线。
“我死的时候，也打算穿成这副模样。如果穿着国民服或绑腿裤去死，就死不瞑目。我也不让我的女儿穿长裤。我让她带着一副不愧是女性的模样去死，难道这不是做父母的慈悲吗？”
“啊，啊。”
“换个话题吧。如果你们要疏散行李，请告诉我一声。我知道没有男人的家庭是不方便的。需要帮忙，只管告诉我。”
“真不好意思。”
“我们把整个T温泉的仓库买了下来，我们银行职员的行李都存放在那里。可以说，存放在那里肯定是很安全的。不论是钢琴还是别的什么都可以。”
“真不好意思。”
“另外，听说令郎所在部队的队长是个好人，这是最幸运的啊！据说，我孩子所在部队的队长，对士兵家属来会面所带的食物都要克扣。这样一来，就同海那边没有什么两样啰。听说会面日的第二天，队长闹了胃痉挛呐。”
“哟，哈哈哈！”
——园子又忍住浮现在嘴角的微笑，似是有点不安的样子。尔后她从手提包里掏出一本文库本。我有些不服气，但对这本书的书名却颇感兴趣。
“是什么书？”
她一边笑一边像扇子似的把书翻开，将封面举到眼前让我看了看。上面写着《水中仙女》——括弧里写着“<i>Undine</i>”。
——我觉得有人从后面的椅子上站起来，原来是园子的母亲。她想去制止小女儿在座位上又蹦又跳的举动，还可以趁机从大庭先生的喋喋不休的谈话中逃脱出来。但是，不仅如此。母亲把这个爱闹的小女孩和她那早熟的小姐姐带到我们的座位前面，这么说道：
“来，请让这两个爱闹的家伙也加入你们中间吧。”
园子的母亲是位优雅的美人。有时给她那文雅的谈吐点缀的微笑，显得很是可怜。在我看来，她讲这番话时露出的微笑，似乎也带上几分悲伤的不安。园子的母亲走后，我和园子的视线又碰在一起。我从胸兜里掏出一个杂记本，从中撕下一张纸片，用铅笔在上面这么写道：
“你妈妈很介意呐。”
“什么？”
园子把头侧着探了出来。飘逸着一股孩子似的头发的芳香。她读罢纸片上的字，低下头来，脸颊绯红直染到脖颈根。
“喂，是这样吧。”
“啊，我……”
我们的视线又相遇，彼此了解了。我也感到自己的脸颊在燃烧。
“姐姐，这是什么？”
小妹妹把手伸了出来。园子麻利地将纸片收藏起来。大妹妹似乎已经觉察到事情的原委所包含的意味。她紧绷着脸，露出了不悦的神色。因为大妹妹过分责备了小妹妹，可见她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和园子多亏这个机会，反而谈话更方便了。她谈到学校的事、读过的几部小说，以及有关她哥哥的情况。我有我的做法，我立即把话题引向一般的问题。这是诱惑术的第一步。我们过分亲密地交谈，以致忽视了两个妹妹，她们都折回了原来的位子上。这样一来，母亲有点为难似的笑了笑，又领着这两个起不了多大监视作用的妹妹回到了我们的身边。
这天晚上，我们一行在草野所在部队附近的M市一家旅馆下榻，已到就寝的时间了。大庭先生和我被安排在同一个房间里。
只剩下我们两人时，银行家公开披露了他的反战观点。到了昭和二十年春上，人们聚在一起就议论起反战来，我早就听腻了。他压低嗓门滔滔不绝地谈起一家大贷款户陶器公司，以弥补战祸为由，期待和平，筹划大规模生产家用陶瓷器，以及正向苏联提出和平问题等等，简直叫我受不了。我还想进一步独自思考一些事情。他那副摘下眼镜、显得肿胀的脸，隐没在熄灭了的台灯所展开的阴翳中。他单纯地发出的两三次叹息声，缓慢地传遍了整个被窝，之后就开始打鼾了。我感到裹着枕头的新毛巾扎着我发热的脸颊，落入了沉思。
剩下我独自一人的时候，阴郁的烦躁总是威胁着我，再加上今早看见园子时动摇我存在的根基的悲伤，又鲜明地重新涌上我的心头。它揭穿了今天我的一言一语、我的一举一动的虚伪。尽管断定是虚伪，但这种断定比误认为其全部都是虚伪的痛苦的臆测又算不上痛苦吧。对我来说，这种特意揭穿它的做法，不知不觉地变得安心了。这种时候，我那种对所谓人的根本条件、所谓人心的可靠组织的执拗的不安，只会把我的内省导向毫无结果的循环。别的青年会是怎样感觉呢？正常的人又会是怎样感觉呢？这种强迫观念在指责我，把我认为可靠地获得的一丁点幸福，也立即弄得七零八落了。
往常的“表演”完全化为我的组织的一部分。它已经不是表演了。这种将自己装扮成正常人的意识，侵蚀着我心中存在的本来的正常性，让我不得不一一对自己说，它只不过是被装扮了的正常性而已。反过来说，我大概渐渐成了只相信虚假的东西的人。这样的话，从一开始我就把接近园子的心，当作是虚假的。这种感情，实际上是想把它看作是真实的爱。也许这种欲望就是戴着假面具表现出来的东西吧。这样一来，说不定我已开始变成一个甚至连否定自己也无法做到的人了。
——就这样，我渐渐昏昏欲睡，平日那种不祥的，但不知怎的却很有吸引力的轰鸣，划破夜间的空气传了过来。
“那不是警报吗？”
我对银行家的易醒感到吃惊。
“啊。”
我含糊应了一声。隐约可闻的警笛声响个不停。
会客时间很早，我们一行六点就起床了。
“昨夜响警笛了吧？”
“没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