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经济大萧条则会导致这一安全感出现严重下降。

原来很富有的人，可以在一夜间变成穷光蛋的现象，使得中产以上巨富以下的这些本该作为社会贡献中流砥柱的群体，每天都活在了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慌之中。

人们的情绪变得无依无靠，对未来的迷茫，对拥有与失去的质疑，日复一日，折磨着本就脆弱的神经。

恐慌性消费需求的萎缩，直接导致了精神层面的消极情绪，整个社会变得死气沉沉，对任何事都缺乏信心。

而消费萎缩更进一步导致富人们不敢把钱从银行里拿出来，并且不相信这年头还有能够赚钱项目的暴跌投资需求，也使得市面上可以流动的热钱数量出现迅速缩水。

与此同时，在失业率与犯罪率的大幅度上扬后不久，一些经济下滑严重的城市税收开始崩溃了，连带当地社会救济体系和市政服务一并完蛋。

山河四省地区开始陆续出现拖欠教师工资现象，拖欠金额则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累积到1000万金圆券的地步。

同样也是在这大萧条开始后的整整一年时间里，全国各地减少了大约四万部左右的电话，北京市出租车司机平均日收入，从过去7元金圆券下跌到2-3元，而各地餐厅提供的廉价午餐数量增长了4倍，主要服务于城市中产与富裕中产的高端酒楼在此期间破产无数。

需要公共财政支持的一些公立地方学校也随之开始被迫关门，这些学校里面尤其以免费提供住宿和伙食费用的公立寄宿学校为主。

上百万儿童都因贫困只能被迫离开学校，早早的前往社会上成为一名童工。

在更加贫困，并且平时都一直依赖国民政府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的西北地区，这会儿的经济更是严重到了部分城市出现了‘以物易物’现象。

整个城市在国民政府那边的财政转移数字越来越少，乃至完全停止拨付的现在，现金也因此不断出现外流现象，直到失去所有钱财为止。

不仅银行里没有钱，城里的金库和保险柜也都空了。

当地人因为现金匮乏，不得不开始用工作来交换生活必需品，譬如理发师就用刮脸和理发来换取馒头和红薯土豆，以货易货的交易方式从换取食物逐渐扩展到其他产品。

谁叫这年头的国民政府不养懒汉，社会救济福利基本不存在呢？

于是大城市中最贫困的群体，可谓是最先体会到了饥饿的打击。

各种民粹主义的政治运动，开始随机应运而生。

而本就财政陷入了严重危机，条子都因为这会儿太多开掉了一大半，导致地方警力严重不足的国民政府，这会儿则是想制止，都没那个心力尝试将那些如同路边野草一般，开始在全国各地疯狂生长的街头运动尽数制止。

如今也就只能通过类似古代衙门官府一般，在各地政府又或是市中心广场上，举行定期开仓放粮的施粥行动，好暂时缓和对冲一下那些主旨多半都是批判与指责现任国民政府应对不利的街头运动影响力……

尽管和古时的饥荒相比，当下的全国性饥荒并不是源于哪里突然出现大规模干旱又或是蝗灾，导致全国粮食大减产可以没有粮食可买。

而是粮食都已经多到满仓满谷，但广大人民却惊讶的发现自己手上找不到货币可以与富人商家们进行交换，才只能被迫眼看着不论南洋还是殷州那边，都有着大量稻米与面粉储备，自己却吃不到的困境而已……

所谓的大萧条就是这么回事。

没有食物，也没有工作。

就好比作为全国重工业区汇聚地一位东北汽车工人，是如此形容自己在1846年的年尾时所面对的窘境那般：

【天还没亮，我就和其他工友一起出发去第一汽车厂找工作，而警察已经在那儿了。】

【他们向我们挥手，让我们走开，他们说：‘没有什么可做的，没有工作，没有工作!’】

【于是我们在大雪中慢慢离开，去隔壁城市令一家汽车公司的就业办公室找工作。】

【然后一个高大肥胖、穿着厚重毛皮大衣的人，似乎像是早就预判到了我们行动那般的站在大门口，对我们说：‘没有，没有，这里没有工作!’】

在经济于1847年跌入谷底时，大约有1亿到1.2亿人失去工作，失业人数占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

上千家银行接连破产，大量民众拿不回自己在银行的存款，想扛着罗芳伯画像堵在银行门口聚众‘非法讨要存款’的结果，便是被政府雇佣的白手套黑社会们接连殴打，多年积累的财富化为乌有。

农场主则无力继续经营，许多农民只能远他乡前往机会在理论上更多的一线城市谋求机会。

对于许多人来说，务农和谋生的前景正在迅速消失。

就好比一位在北京露宿街头的北方前富农就这样说到：“1845年我靠种棉花赚了300金圆券，1846年失去了所有，1847年的现在开始流浪。”

工厂生产活动减半、对外贸易减少70%、财政部甚至没有足够的现款支付政府公务员的工资，开始一再拖欠打起了白条。

由于经济前景暗淡，资本投资以及建筑活动几乎停顿，没有人愿意花大笔钱扩大再生产。

社会消费水平也急剧下降，人们节衣缩食，导致长期通货紧缩。

由于失业率增加、财富缩水，无家可归者到处可见，尤其是在大城市，公园、地铁站、大街、桥洞等处就成为流浪者聚居之处，人们用能够找到的一切材料自制简陋住所，成为城市的一大景观。

最后，在总结上述的一系列导致国内出现大萧条危机的种种现象之余，作为本该对此现状富有无限责任的现任带统领廖鸿荃，以及他的国民党政府班子，其表现本身也确实称得上是极为不称职，并且还往这恶劣的经济形势来了一出火上浇油的。

首先，这位带统领曾在竞选中许诺通过提高农产品关税，来救助本国那些陆续受到外来粮食倾销冲击的本国地主士绅。

所以当他在1846年当选总统后不久，便不顾当时至少上千名经济学家的联名反对，倔强地签署了法案，将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关税同时大幅提高。

其他国家则同样采取报复措施，提高了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于是人革联所把持的世界贸易体系也就因此出现了重大裂痕。

面对急剧下降的政府收入和不断上升的政府支出，政府还在推行财政紧缩平衡财政预算。

面对趋冷的经济环境，这时候的政府本应该采取减税降费政策刺激中小企业活跃市场。

但完全不懂经济的廖鸿荃这位技术官僚出身的纯粹政客，竟然推动国会通过了在大萧条时期提高税收来补贴持续下降的政府收入这一法案，去急于讨得国内官僚集团等既得利益者们的欢心，去拼命给自己的屁股座位尝试挽回，使得全社会经济彻底降到了冰点……

这种搞法要是国内经济还能好转，才叫见鬼了呢。

就连作为旁观者的方柏，都在通过tag大法了解到了其中详细内幕之后直皱眉头，深感这当今共和国内的满堂寄生虫数量之多，已经达到了丝毫不亚于后世民国的水准。

偏偏这群虫豸连他过去别的教导都没怎么学会，但却唯独在‘警左防右’这点上修炼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对国内左翼势力的压制与腐化堪称是世界头筹的第一位水平，搞得方柏想在当今国内找个敢于搞事的像样左翼政党居然都找不到，这才只好将目光彻底转移到了欧洲那边……

结果虽然没有办法。

但未来冷战的美帝阵营定位担当，看来也就只有委屈一下东方这边的各国人民，先耐心担任个几十年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