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连老实也是感觉吗？”

“那还用说吗？”

“叶夫格尼！”阿尔卡季开始用伤心的声音说话。“啊？什么？不合口味吗？”巴扎罗夫打断他的话说道，“不，兄弟！既然决心把一切都割掉，那就把自己的两条腿也割去吧！……不过，我们在这里大发议论已经够了。普希金说过：‘大自然送来了睡梦的沉默。’”

“他从来没有说过这类的话。”阿尔卡季说道。

“好，就算他没有说过，但作为诗人，他是不仅能够，而且应该说出这样的话来的。顺便说一句，他一定在军队里干过。”

“普希金从来不是一名军人！”

“这就对不起了，他几乎每一页作品上都写着：‘去战斗，去战斗吧！捍卫俄罗斯的荣誉！’”

“你这简直是在胡编乱造！你知道，这几乎就是诬蔑！”

“诬蔑，好大的帽子！你想用这样的话来吓唬我！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言辞去诬蔑一个人，他实质上都比你的诬蔑还要坏二十倍！”

“最好让我们睡觉吧！”阿尔卡季非常恼火地说道。

“完全同意！”巴扎罗夫作了回答。

但是，不论是巴扎罗夫还是阿尔卡季，两个人中谁也没睡觉。一种近乎敌对的感觉，抓住了两个年轻人的心。过了五六分钟以后，他们都睁开了眼睛，默默地相互望了望。

“你看啊，”阿尔卡季突然说道，“一片干枯的枫叶脱离开了树枝，正朝地面落下来。它的动作与蝴蝶的飞行非常相似。这不令人觉得奇怪吗？一个最悲惨的死物却同一个最愉快的活物相似。”

“啊，我的朋友，阿尔卡季·尼古拉依奇！”巴扎罗夫大声惊叫，“我对你有一点要求：请你别说漂亮话！”

“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终归也是一种专制行为。我脑子里有了一个想法，为什么不把它说出来呢？”

“原来是这样！但是为什么我不能说出自己的想法昵？我认为说漂亮话不礼貌。”

“说什么才有礼貌呢？谩骂吗？”

“唉！你呀，我看你是想跟着你伯父的脚印走，亦步亦趋。要是那个白痴听见了你的话，不知道会感到多么高兴！”

“你把巴维尔·彼得罗维奇叫作什么来着？”

“我把他叫作白痴，非常恰当的说法。”

“这简直叫人无法忍受！”阿尔卡季大声叫道。

“啊哈！亲属感情出来啦！”巴扎罗夫平静地说道，“我发现这种亲属感情在人们的心里是根深蒂固的。一个人准备放弃一切，同他的各种各样的偏见分手，但是，要他承认，比方说，那个偷别人手帕的兄弟是小偷，他却无力办到。事情也确实如此：兄弟是我的，我的兄弟虽不是天才……这可能吗？”

“我心里冒出来的纯粹是一种正义感，根本不是亲属感情，”阿尔卡季火冒三丈地说道，“但是，因为你不理解这种感情，你没有这种感觉，所以你不能对这种感情作出判断。”

“换句话说：阿尔卡季·基尔萨诺夫太崇高了，高得我无法理解了，——我只能低下脑袋，沉默不语。”

“请你别再说下去，叶夫格尼。再说下去我们最终是会吵起来的。”

“啊哈，阿尔卡季！你就行行好吧，让我们好好地吵它一次——吵得我们昏头昏脑、不省人事才好呢！”

“那我们结果会……”

“打架吗？”巴扎罗夫接着说道，“那好嘛！就在这里，就在这干草堆上，在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环境里打一架。这里远离世界，人们的眼睛都看不到，一点关系也没有。不过，你打不过我。我一动手，马上就会掐住你的喉咙……”

巴扎罗夫撒开了他的又长又硬的手指……阿尔卡季背转身子，像开玩笑似的做出各种各样的准备反抗的姿势……但是，他觉得他朋友的面庞是那么凶恶，他朋友嘴上似笑非笑的表情、发光的两眼所表露出来的威胁，并不是闹着玩的，因此他情不自禁地感到有点害怕……

“啊！你看你们跑到哪儿来了！”就在这一刹那间响起了华西里·伊凡诺维奇的声音，接着这位老军医就出现在两位年轻人的面前。他身穿一件家织亚麻布上衣，头戴一顶也是家庭自制的草帽。“我四处寻找你们……你们倒是挑选了一个好地方，干你们的好事。躺在‘大地’上，仰望‘天空’……你们是否知道，这里面也有着某种特殊的意义呢！”

“我只有在想打喷嚏的时候才仰望天空。”巴扎罗夫喃喃说道。随即转向阿尔卡季，低声补充说了一句：“可惜他扰乱了我们的好事！”

“好啦，不用再说啦，”阿尔卡季悄悄地说道，随即偷偷地握了一下自己朋友的手，“但是，任何友谊也不能长久经得起这样严重的冲突。”

“年轻的朋友们，我望着你们……”这时，华西里·伊凡诺维奇说道。他两手交叉着扶着一根拐杖，连连摇头。那拐杖是他自己亲手雕塑过的，弯弯曲曲，非常巧妙，头上还雕了一个土耳其人的头像。“我望着你们就无法止住我对你们的赞叹：你们身上有多少力量、多少才华、多大的能耐！简直是……卡斯托尔和波鲁克斯！”[181]

“你看你钻到神话学里去了！”巴扎罗夫说道，“现在可看清楚了，你当年一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拉丁学者！我记得你的一篇文章还得过银奖，是吧？”

“季奥斯库里，季奥斯库里[182]！”华西里·伊凡诺维奇反复说道。

“够了，父亲，别老说好话了。”

“偶尔来一次倒是可以的，”老头子喃喃说道，“不过，先生们，我来找你们不是为了给你们说几句好听的奉承话的，我来的目的是：第一，来告诉你们，我们很快就要开饭了；第二，我想早点告诉你，叶夫格尼……你是聪明人，你了解人们的心，也了解女人的心，因此你一定会谅解的……你母亲想为你的归来，做一次谢恩祷告。你别以为我来叫你是要你去参加祷告。不，祷告已经结束，不过阿列克塞神父……”

“神父？”

“对，是一位牧师，他在我们家……要在我们家吃饭……这一点我没有料想到，甚至也没同我商量……不知道怎么弄成……他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嗯，阿利娜·弗拉西耶夫娜也……不过他是一位很好的人，一个很有理智的人。”

“他大概不会把我的那份饭菜吃掉吧？”巴扎罗夫问道。

华西里·伊凡诺维奇笑了起来。

“看你说到哪里去了！”

“我不再提出任何要求了。我准备同任何人同一个桌子吃饭。”

华西里·伊凡诺维奇正了正自己的草帽。“我事前就相信，”他说道，“你已摆脱了一切偏见，你看虽然我已经活了六十二个年头，不过，我也没有偏见（华西里·伊凡诺维奇不敢承认他自己也希望做祷告……而且他对宗教的虔诚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他妻子）。阿列克塞神父很想同你认识。你会喜欢他的，这一点你会看到的。他也不反对玩牌，甚至……（不过，这话只在你我之间说说……）不反对抽烟斗。”

“怎么样？我们吃完饭坐下来玩一玩叶拉拉什，而且我要赢他。”

“嘿嘿嘿！让我们走着瞧吧！老太婆说话模棱两可，谁输谁赢还说不定呢！”

“什么？难道你还想照老办法干吗？”巴扎罗夫特列强调说道。

华西里·伊凡诺维奇青铜色的面颊泛起了一点淡淡的红晕。

“叶夫格尼，你怎么不感到害臊！……过去了的事，就让它过去了吧。是的，我准备在他面前坦白承认，我年轻时有过这一嗜好——的确如此，不过我也为它付出过惨重的代价！啊呀，天气真热！请您允许我坐到您的身旁。我不会妨碍您吧？”

“一点也不会的。”阿尔卡季说道。

华西里·伊凡诺维奇呼哧呼哧地一屁股坐在了干草堆上。

“你们现在的这个床铺，亲爱的先生们，”他开口说道，“使我想起了我的军事生涯，居无定所的不安定的生活，包扎所那也是在干草堆旁，而且有这样的住所也就要谢天谢地了。”他叹息一声，“我这一辈子经历过许多许多。举例来说吧，如果你们愿意，我就给你们讲一讲在比萨拉比亚鼠疫流行时发生的有趣故事吧。”

“你就是为这事得到过一枚弗拉基米尔勋章吧？”巴扎罗夫接着说道，“我们知道，我们知道……附带说一句，为什么你不把勋章戴起来呢？”

“我不是对你说过我没有任何偏见吗？”华西里·伊凡诺维奇嘟嘟囔囔说道（他直到昨天夜晚才命人把红丝带从衣服上面拆下来）。他接着就谈起了鼠疫事件。“可他却睡着了，”他突然指着巴扎罗夫，善意地使了一个眼色，对阿尔卡季说道。“叶夫格尼！快起来！”他大声补充了一句，“我们吃饭去……”

阿列克塞神父是一位魁梧的胖男人，一头浓密的头发梳得精精致致的，穿一件淡紫色的绸袈裟，束一根绣花腰带。他却是一个非常灵活和机智的人。他首先握了握阿尔卡季和巴扎罗夫的手，仿佛他早就明白他们是不需要他祝福的，所以总的说来，他的举止相当自然，无拘无束；他既不降低自己的尊严，也不触及别人的尊严；有时顺便笑笑中学里开的拉丁文课，为自己的主教辩护几句；他喝干了两小杯酒，但拒绝喝第三杯；他接下了阿尔卡季给的一支雪茄，却不打算吸它，说要把雪茄带回家去。他唯一使人感到不很愉快的是他时不时地、慢慢腾腾地、小心翼翼地举起手来捕捉落在他脸上的苍蝇，而且间或能把苍蝇捉住捏死。他坐在一张绿色的牌桌旁，并不感到过分的高兴，但结果却赢了巴扎罗夫两个半纸卢布。阿利娜·弗拉西耶夫娜家里的人都弄不清如何折算成银卢布[183]……阿利娜·弗拉西耶夫娜仍然坐在儿子的身旁（她并不打牌），仍然用拳头支着面颊，直到需要吩咐下人送新的美味来时才起身。她害怕对巴扎罗夫表示亲热，巴扎罗夫既不鼓励她对他表示亲热，也不激发她表示亲热的愿望，而且华西里·伊凡诺维奇也劝她不必特别去“打扰他”。“青年人对此并不热衷。”他翻来覆去地对她说道（当天的午餐有多丰盛就用不着多说了：一大早季莫菲依奇就亲自去买一种特殊的契尔卡瑟[184]牛肉；一个用人到另一个地方去买江鳕、梅花鲈鱼和龙虾，仅蘑菇一项就付给村妇四十二个铜戈比）。但是阿利娜·弗拉西耶夫娜的一双眼睛一直向着巴扎罗夫，表露出来的不仅仅是钟爱和温情，里面也隐隐约约地表现出忧郁的心情，夹杂着好奇与担心，那里面也显露出某种温和的责备。

不过，巴扎罗夫没有心思去分析他母亲的两眼究竟表露的是什么，他很少对母亲说话，只是偶尔对她提提简单的问题。有一次他要求她母亲把手伸给他，碰碰“运气”，于是她悄悄地把她自己的一只柔软的小手放到他又硬又宽的手掌中。

“怎么样？”她等了一会儿问道，“没有帮上忙吗？”

“更糟糕了。”他带着漫不经心的微笑回答说。“您的牌打得太冒险。”阿列克塞神父好像有点惋惜似的说道，随即就摸了摸他漂亮的胡子。

“拿破仑的规则，亲爱的神父，拿破仑的规则。”华西里·伊凡诺维奇接着说道，接着就打出了一张“A”。

“正是他的规则把他送到了圣海仑那岛[185]上。”阿列克塞神父说完就用一张王牌把“A”吃掉了。

“你想不想喝一点醋栗水，叶纽舍奇卡[186]？”阿利娜·弗拉西耶夫娜说道。

巴扎罗夫只是耸了耸肩膀。

“不！”巴扎罗夫第二天对阿尔卡季说道，“明天我要离开这里。我感到很苦恼。很想工作，可在这里干不成。我还要到你们家乡去，我把自己的全部标本都留在那里了。在你们家，我至少可以关起门来干。要不然，父亲老在这里对我翻来覆去说：‘我的书房供你使用，谁也不会来打扰你。’可是他自己却寸步不离地跟着我。再说关起门来把他关在门外也觉得过意不去。对母亲也是如此。我老是听到她在隔壁唉声叹气，可走到她那里，又没有什么话对她说。”

“你母亲她很难过，”阿尔卡季说道，“你父亲也一样。”

“我还会回到他们身边来的。”

“什么时候？”

“去彼得堡的时候。”

“我特别同情你母亲。”

“为什么这样呢？莫不是她请你吃了浆果吧？”

阿尔卡季垂下了两眼。

“你对自己的母亲不了解，叶夫格尼。她不仅是一位很好的妇女，而且她很聪明，真的！她今天早晨同我谈了半个来小时的话，她说得那么实在，那么有趣。”

“大概一直都在议论我吧？”“不仅仅是议论你。”

“也许是的。旁观者清嘛！一个女人既然一谈就是半个小时，那是一个好的征兆。不过，我还是要走。”

“把这件事告诉他们，你是不会轻松的。他们老是在议论两个星期以后，我们将要干什么呢！”

“是不会轻松的。今天有个魔鬼拉了我一下，要我去惹一惹父亲。他前几天吩咐人把自己的一个交租的农民打了一顿——他做得很对，是的，是的，你不用这样恶狠狠地望着我——他做得很好，因为那个农民是个小偷，一个可怕的酒鬼，只是我父亲怎么也没料到，我会像一般人所说的那样，对这件事竟然知道了。他感到很尴尬，而现在我又不得不使他再一次伤心……没关系！他会好起来的。”

巴扎罗夫虽然说了“没关系”，但是过了整整一天以后，他才下决心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华西里·伊凡诺维奇。最后他在书房里与父亲道别的时候，他假装打了一个哈欠，然后说道：

“对了……我差点忘了告诉你……请你吩咐一下，明天把我们的马送到菲多特那里去换班。”

华西里·伊凡诺维奇大吃一惊。

“莫非基尔萨诺夫先生要走吗？”

“是的，我也同他一起走。”

华西里·伊凡诺维奇就地背过身子。

“你要走？”

“是的……我必须走。请你安排好马匹。”

“好……”老人结结巴巴说了起来，“去换班……好……不过……不过……怎么会这样呢？”

“我必须到他家去住一段很短的时间……然后我再回到这里来。”

“是的！住一段很短的时间……好的。”华西里·伊凡诺维奇取出手帕，为了擤鼻子，几乎把身子弯到了地面上。“这没说的……一切……都会准备好的。我本来以为你在我们这里会待得……久一些的。三天……分别三年，这太少了一点，太少啦，叶夫格尼！”

“我不是对你说了我很快就会回来吗？我必须走。”

“必须……有什么好说的呢？首先需要履行职责……这么说要把马送去了？好的。当然，我和阿利娜对这一点是没有料到的。她到邻居家要花去了，想给你的房间装饰一下（华西里·伊凡诺维奇没有提到：每天早晨天刚亮，他就赤着脚、穿着拖鞋和季莫菲依奇商量，用颤颤巍巍的手指掏出一张又一张磨得稀烂的钞票，交给季莫菲依奇去采购各种各样的东西，特别是买吃的东西和红葡萄酒；从各方面来看，这两位年轻人非常喜欢喝红葡萄酒）。最主要的是给他们自由，这是我的规矩……不要使人感到拘束……不要……”

他突然停住话头，朝门口走去。

“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父亲，真的！”

但华西里·伊凡诺维奇没有转过身来，他只是把手一挥就走了出去。回到卧室时，他碰到妻子正躺在床上，便开始悄声祷告，免得把妻子惊醒。但是妻子却已经醒来了。

“这是你吗，华西里·伊凡诺维奇？”她开口问道。

“是我呢，孩子他妈！”

“你是从叶纽沙那里来？你知道吗，我有点担心呢？！他在沙发上睡得安宁吗？我吩咐安菲苏什卡把你的行军垫子给他垫上，放上新枕头。我本想把我们的鸭绒被给他，不过，我好像记得他是不喜欢睡软床的。”

“没关系，孩子他妈，你不必担心，他睡得很好。主啊，你可怜可怜我们有罪的人吧！”他继续小声念着自己的祷告词。华西里·伊凡诺维奇非常怜恤自己的妻子，他不想告诉她明天会有多大的伤心事在等着她。

巴扎罗夫和阿尔卡季第二天就走了。打从大清早起，家里就透着一种沮丧的沉闷气氛。安菲苏什卡手中的碗碟掉到了地上，连菲季卡也弄得颠三倒四的，结果稀里糊涂地脱掉了靴子。华西里·伊凡诺维奇显出从来没有过的忙乱：他显然在故作勇敢，大声说话，走起来双脚踩得地面咚咚作响，但他的脸庞却消瘦多了，他的目光也常常从儿子的身旁一闪而过，竭力避免与儿子的目光相遇。阿利娜·弗拉西耶夫娜在低声哭泣。如果不是她丈夫清早起来整整劝了她两小时，她早就惊慌失措，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了。巴扎罗夫不止一次地保证无论如何要在一个月之内归来，他才终于从父母挽留他的拥抱中脱出身来，坐上敞篷四轮大马车。待到马跑动起来，车铃叮叮作响、车轮辘辘滚动起来以后——

很快就看不到他们的影子了。在尘埃落定以后，季莫菲依奇伛偻着身子，摇摇晃晃好不容易才回到自己的小房间里。两位老人单独留在自己的住宅里时，觉得这栋房子好像也突然缩小了，变得老态龙钟了。华西里·伊凡诺维奇几分钟以前还站在台阶上神气十足地挥动手帕，现在却颓然坐在一把椅子上，把脑袋垂在胸前。“他把我们扔下了，扔下了，”他喃喃地说了起来，“他把我们扔下了，和我们在一起他感到心烦。他独自一人，现在他是孤零零的一个手指头[187]了！”他反反复复重复了好几次，而且每次都把自己的一只手伸向前面单单举起一个食指。当时，阿利娜·弗拉西耶夫娜就坐到他的身旁，把自己花白头发的脑袋靠在丈夫的花白脑袋上。她说：“有什么办法呢，瓦夏[188]！儿子是切下的一片面包。他就像一只雄鹰，想回来就飞回来，想走就飞走。你我却像长在树蔸上的两颗菌子，并排长在一起，一动也不能动。不过我会永远留在你身边，一辈子也不变的，正像你永远留在我身边一样。”

华西里·伊凡诺维奇把手从脸上放下来，抱住自己的妻子，自己的朋友，他抱得那么紧，就像年轻时拥抱她那样：在他伤心的时候，她给了他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