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湖口大捷到天京内讧(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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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组织了湘军,临出发时发布了《讨粤匪檄》。檄文中根本没有提到忠君爱国。曾国藩强调的是太平军的残忍,说他们丢弃了千年礼教,所以必须要讨伐他们。

为何不提忠君爱国?怕惹起不必要的麻烦。君是谁?是从东北入关的满族皇帝。哪个国?自然是以满族为中心的政权。但是,君和国都一直在统治和压迫着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一般汉人都对满族及其政权抱有反感,太平军的造反对一般老百姓反而是件快事。曾国藩害怕太平天国的行动会引起一般汉族的共鸣,所以特别指出他们不尊重和破坏汉族传统文化,信奉外来基督教,违背人伦。这样的檄文对保守的、具有强烈排外思想的士大夫阶层当然会起一定的作用。

从发布檄文、离开衡州以来,已经过去两年半了,期间发生了许多令人懊恼的事,比如靖港的耻辱。靖港位于长沙与洞庭湖间,是湘江岸边一座城市,当时已为太平军所占领。长沙因上游湘潭和下游靖港均为太平军所控制,孤立无援。

“要先夺回湘潭!”礼聘来的幕僚彭玉麟提出这主张。

武昌是天下肚脐,应当尽可能一步步向它逼近,因此,曾国藩希望继续北上。向南夺湘潭,在形式上等于后退。

“要夺回城池,最好还是以北面靖港为目标。”曾国藩道。

“若攻打下游的靖港,则长毛贼上游的援军便会立即南下回援,目前应当南下,由我来率领先头部队”彭玉麟建议。

彭玉麟与褚汝航、夏銮、杨载福等水师军官,由原路南下。陆路由塔齐布指挥。时间是阴历四月一日(阳历四月二十七日),即“泥城之战”之后二十天。

原先的打算是,第二天曾国藩率将士南下,但曾国藩改变了主意。不过事实上,他本来就想北上的。他认为,不攻打靖港是考虑到敌人的援军会很快从湘潭跑来,但如今彭玉麟等人已南下,湘潭的敌人不可能来援救靖港,靖港得不到援军,自然唾手可得。因此,他违反了作战计划,这是一种企图抢攻的行为。但曾国藩这次抢攻靖港以失败告终。

曾国藩生长在水乡,却不知水的可怕。这一年罗霄山脉、雪峰山及南岭群山上的积雪融化的比往年早,湘江水位猛涨,水流湍急,而且从表面上还看不出水力的强大。曾国藩准备用四十只兵船组成的船队攻打靖港。靖港太平军由石贞祥指挥。湘军船队直奔靖港陡岸,准备登陆,但水流过急,船只无法控制,没有靠岸,而是直接被水冲走,过了靖港。

靖港太平军早已准备小船,等待着在岸边迎击湘军,但湘军兵船误测水流,从他们面前越了过去。太平军小船一齐划动,跟在后面追击。战争一开始就变成了太平军在“追击败敌”。上游追击的一方当然占绝对优势,太平军准备做防御用的火箭等物,成了进攻的武器。湘军兵船中了火箭,立即为大火包围,将士们急忙弃船登岸,争先恐后,四散逃跑。湘军因此溃散。

“不准逃!敌人人数不多,他们没有援军。打!逃跑者斩!越过这根旗杆的斩!”曾国藩把旗杆插在地上,声嘶力竭地喊道。

但是,溃兵作鸟兽散,无法制止。

“我半年心血、一生名望,尽毁于此!”

绝望的曾国藩在铜官渚(靖港对岸)投身湘江,被属员章寿麟赶忙救起,才保住一命。曾国藩大败未死,在长沙南门外高峰寺休养,但街谈巷议仍传到他耳里:“在铜官渚哪是投水自杀?那是曾国藩在演戏!……”

曾国藩原本在高峰寺写了遗书,但最后他没有自杀,因为湘潭传来了捷报。湘潭太平军由林绍璋指挥,但看来他未得人和,广西的老兵和湖南新招募的士兵间发生了内讧,死了数百人。湘军折损了守备张万邦,但夺回了湘潭。由此,曾国藩知道,太平军并不像以前传说的那么团结。看到前途有希望,他这才打消自杀的念头,忍受人们的指责,等待机会的出现。

半年后,湘军从太平军手中夺回了武昌。

北京正为雪片般传来的战败报告意气消沉,接到收复武昌的快报,咸丰帝和大臣们不禁面露喜色。朝廷决定任命曾国藩为湖北巡抚,但被曾国藩辞退了。按照惯例,朝廷将再次下旨,要求他就任,但这次不是,而是下了另一道旨:赏兵部侍郎衔。

曾国藩服丧辞职前就已是礼部侍郎,所以这绝不能说是提升。不仅如此,所谓“衔”,意味着“待遇”。

“早知这样,还不如接受湖北巡抚的职务。”幕僚中有人说。

巡抚是一省长官,在军政上具有决定权,并拥有直属军队,实际上在省内代行皇帝大权。

“这不是很好吗!我还在服丧期间,再说,当上湖北巡抚,对东征很不方便,皇上大概是考虑了这个问题。”曾国藩用这些话来安慰身边的人。要去南京,必须经过江西、安徽和江苏,仅有一个湖北省长头衔,确实不便。“还是这样好!”他也这么劝慰自己。

湘军不是国军,曾国藩作为民间军队首领,希望自己的立场能够自由些。可是,后来的种种流言使他很不高兴。谣传军机大臣祁寯藻上奏:“匹夫居闾里,一呼崛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或许皇帝取消湖北巡抚的任命,并不是为了方便东征,而是听信了这种论调。这是宫廷内部机密,是否属实,曾国藩不知道,但至少这是有可能的。收复武昌是值得庆贺的,但这并非依靠国家的力量,皇帝派出众多巡抚、总督以及提督等代理人,却唯独这个“匹夫”的军队立此大功,对朝廷而言,确实是个问题。

“立功就会有嫉妒,接着是中伤。任何时代都是如此。要征服嫉妒和中伤,最好的办法是立更大的功。”曾国藩道。

湘军东征斗志更加旺盛。

太平军在田家镇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基地。田家镇靠近湖北与江西的交界处,位于长江北岸,而南岸是半璧山。太平军在田家镇和半璧山间系了一条粗铁链,链上系竹筏,期望锁住湘军。但湘军敢死队成功砍断了铁链,打开了突破口。秦日纲于是放火烧毁基地,退到九江,由于遭到湘军的猛攻,连烧毁兵船的间隙都没有。

但是,彭玉麟却烧毁了太平军留下的五百只兵船。为什么不缴获这些兵船为湘军所用呢?

彭玉麟自己的解释是:“湘军必须是真正的仁义之师。若发生腐蚀军心之类的事,这支军队就再也打不了仗了。”不烧毁这兵船,湘军定会开始掠夺,一旦尝到了掠夺的甜头,军心就会受腐蚀。彭玉麟又补充道:“军心比这五百只船要重要得多。”

湘军乘势沿江而下,进军九江。太平军坚守九江,湘军无法攻破,曾国藩决定丢下九江,东进湖口。

湖口位于长江通鄱阳湖的出入口。石达开、罗大纲等太平军猛将都齐集在这里。当时,水军由大小兵船组成,大船载军粮、武器和士兵。战斗主要由行动迅速的小船进行。

两军在此展开了激烈的水战。

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阳历为1855年1月29日),两军在湖口梅家州水战。湘军用一百二十余只快速小船猛攻太平军。形势对太平军略微不利,太平军兵船经不住湘军猛攻,掉转船头。

“贼要逃跑啦!”

“不要让贼逃掉!追!”

湘军乘势追击太平军的船队。这就中了太平军的诱敌之计。湘军的小船被诱进了鄱阳湖,太平军早就等着了,在湖与江之间拉起栅栏,开出装有大炮的筏子。湘军小船的后路被切断,与长江上的大船无法呼应。

大船本身不能作战,要依靠小船的战斗力,小船则要依靠大船补充军粮和弹药,因此,只有大小船只互相配合,水军才能发挥作用。此时,曾国藩在大船上。太平军的小船队进行了夜袭,石达开亲自带头冲入敌阵。江上的湘军船队没有小船支持,不堪一击。燃烧的船、捕获的船、逃跑的船,比比皆是。长江上火光熊熊,一片通明。曾国藩慌忙改乘小艇,逃进岸上的湘军阵地。而岸上的湘军也做好了逃跑的准备。最后,所有的湘军都向西逃跑了。

“就算死,我也要杀入敌阵,以示我湘军精神!”曾国藩要单枪匹马杀入敌阵,被罗泽南死活拉住。

湘军被分割开,向后退却。太平军从容地在后面追击。

咸丰五年二月十七日(阳历1955年4月3日),太平军第三次占领武昌。

湖北巡抚陶恩培在这次战斗中战死。是暂时返回湖南,伺机重整旗鼓,还是在太平军附近构筑阵地,咬住不放?深思熟虑后,曾国藩选择了后者。南昌作为湘军进攻九江、湖口,进逼南京的基地,他在这里待了一年多。期间,他每天苦闷懊恼,唯有太平天国北伐军遭挫折的消息使他稍感宽慰。

咸丰六年(1956年)七月即将结束。韦昌辉早已在南昌前方构筑了阵地。太平军的基地在南昌西南面塘头堎、万寿宫一带。翼王石达开在武昌。江南大营已经溃灭。

“钦差大臣向荣死在丹阳”的准确情报刚刚传到南昌。

曾国藩的脸上好久没有出现过笑容了。“不要闷闷不乐嘛,心胸开阔是非常重要的。要忍耐,等待时机也是一种战斗。不要忘记,湘潭的胜利并不是由于我的力量而取得的。”彭玉麟给曾国藩鼓劲儿。在湘潭取得出乎意料的大胜,是由于太平军中发生了新旧两派的内讧。敌人内部出现弱点,只要耐心等待,敌人这种弱点总会以某种形式暴露出来,不能一味悲观失望,要心胸开阔,等待时机。

“谢谢您的忠告,其实我也常这么劝解自己,机会一定会到来的。”

为抒发心中郁闷,曾国藩朝空中挥笔写起字来。机会出乎意料地很快就到来了。彭玉麟正要离开时,进来了一个军官。湘军军官令人感到像是书生,而不是军人。

“塘头堎贼营情况异常。也许是玩弄什么诡计。”书生军官报告,语气很没有自信。

“异常?”

“没有一个人影。已经侦察好几次。据附近农民说,贼兵是昨夜突然移动的。”

“什么?你是说韦昌辉撤出了阵地?”彭玉麟瞅着曾国藩的眼睛。

“是的。也可能是诡计。”军官态度极其慎重。

“一定出了什么事。仔细调查调查。”曾国藩站起来,用手指弹了弹下巴。

曾国藩并不是在睡大觉等着敌人阵营发生混乱。他虽身在南昌,却不断派人侦察南京的内幕。根据报告,曾国藩早已知道太平天国首脑中已产生不和,而且裂痕愈来愈深。人们在判断敌情时,往往掺进自己主观的推测。曾国藩对情报的分析尽可能避免主观。真正要发生内讧时,韦昌辉一定会有某种行动表现出来——曾国藩是这么预想的。

韦昌辉从南昌城外率兵退走,这只能是内讧的前奏,而不会是其他。

“有报告说,几天前有一个模样儿长得很古怪的女人进入了北贼阵地,北贼退走和这件事也许有某种关系。”彭玉麟道。彭玉麟整四十岁,比曾国藩小五岁,湖南衡阳人,没有当过官,李沅发在湖南造反时,他志愿承担平乱任务。太平军从广西进入湖南时,他又拿出自己的财产,招募志愿军,他的经历跟江忠源很相似。曾国藩创办湘军时,彭玉麟要求出马。他这个人私欲不多,不想飞黄腾达,曾国藩对他的这一点很欣赏。

“我明白,水师特别重要,我将尽力去做。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彭玉麟在参加创建湘军时,提出了条件。

“什么样的条件?我能办到的,一定照办。”

“很简单,将来不要我当官,如此而已。”对彭玉麟的这个要求,曾国藩默默点了点头。

“清朝是满族王朝,我不屑于在这政权下当官。但是,出于士大夫的责任感,对于乡土发生战乱不能置之不管,所以我只是协助您个人……”曾国藩从彭玉麟的话中领会到这言外之意。他们彼此身份相差悬殊,但曾国藩不能把这样的人当成自己的部下。湘潭胜利,在田家镇砍断江上铁链、冲破缺口,都是彭玉麟指挥的,但他并不为此而夸耀自己的功劳。

“湘潭的胜利是由于敌人的内讧。”

最强调敌人内讧的是彭玉麟,这使曾国藩焦急烦躁,他心想:难道敌人阵营里不发生内讧,我们就不能取胜吗!可是,太平天国拿下了武昌,击破江南大营,把曾国藩困在南昌,其势确实锐不可当,若不发生内讧,恐怕是不会崩溃的。

“有关系吗?”按曾国藩的想法,女人是不可能和天下动向发生关系的。

“粤匪中女人是经常活动的。”彭玉麟道。

“他们没有男女之分,失了人伦!”

“常听到洪贼憎恨杨贼的传说,憎恨怕是事实,因为目前现状,杨贼势力强大,洪贼处境困难。若要下手,为了让杨贼丧失警惕,利用女人也是可能的。”

“这不是不可考虑的,总之,要注意今后南京的形势。最近跟南京的人们联系不顺利……”曾国藩所谓的南京的人们是指他派去的情报人员。

“警戒愈来愈严了,尤其在江南大营溃灭后,变得更严了。不仅是南京,途中也是如此。”

“联系如果能够更顺利一点,会了解到更多情况的。”曾国藩对韦昌辉退走的真相做了种种推测。同一时间,上海的连维材做出了更为准确的判断。

“警戒情况有点异常,看来这是针对天王,而不是对清军。”在维多商会楼上,连维材对理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我也是这么想的。”理文点了点头。

“江南大营已溃灭,看来东王判断时机已到。过去没有迈出这一步,因为有江南大营的存在,现在没有江南大营了,再也不需犹豫了。”

“万岁事件恐怕就是前兆。”理文道。

“那是很幼稚的做法。不过,从东王来看,恐怕是一个措施。”

所谓万岁事件,是指东王杨秀清又利用“天父下凡”这一最厉害的武器,来提高自己的公开地位。天父耶和华附体在杨秀清身上,向天王洪秀全问:“你和杨秀清都是我儿,都有功劳,可是,为何你是万岁,杨是九千岁呢?”根据太平天国规定,仅称天王为“万岁”,其他东王、南王、西王、北王、翼王等递减一千岁来称呼,所以杨秀清是“九千岁”,他的儿子称“千岁”。

碰到“天父下凡”,洪秀全只好跪伏在地上道:“是,东王打江山有功,应称万岁。”

“那么,我问你,东王世子为何只称千岁呢?”天父借杨秀清的口,继续问道。

“东王已称万岁,他的世子也是万岁,子子孙孙都是万岁。”

“是吗?好!好!我很满意,我这就回到天上去。”

通过这次“天父下凡”,天王与东王在太平天国内的称呼变成对等的了。曹操和他儿子曹丕从汉献帝手中篡位,晋朝司马昭强制魏帝让位,他们在篡位前都极力提高自己的待遇,经历了诸如剑履上殿、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加九锡之类的阶段。

“这一次加了九锡啦。”理文道。

“不,杨秀清不学无术,做法更加露骨,比加九锡还厉害。”连维材皱着眉头。加九锡是准许臣子拥有不准有的物品,但比天子还要低一等。杨秀清和天王一样称“万岁”,应该说这种篡位准备活动比加九锡还要露骨。

“是要搞禅让吧。”

“杨秀清大概是这么打算的,但天王会不会愿意呢?”连维材表示怀疑。

“不愿意也要被迫这么做的,没办法呀。”

“从天王过去的行动来看,他确实有点优柔寡断。不过,到了要保护自己地位、自己性命的时候,恐怕不会像过去那样迟疑不决了。他这次并不那么迟钝。”

“要采取行动的。西玲已去了南昌。”

“要赶在东王生日之前,东王一定会选择这一天作为禅让的日子。天王当然会意识到这一点,要动手必须在这之前。”

洪秀全就是在他生日那天即位当天王的,东王也会模仿着这么干的。

八月十七日,东王的生日。万岁事件发生在七月二十二日,还有时间,但必须赶快采取措施。洪秀全之所以轻易地允许杨秀清称“万岁”,是为了让他觉得天王是个窝囊废,是个不足惧的人物,所以洪秀全故意做出一副高兴的表情。其实,洪秀全当时几乎把肺都要气炸了。

连维材身在上海,都已经相当准确地掌握了天王的意图和行动的日期,杨秀清反而没有觉察。这就是所谓的“当局者迷”吧。东王太小看天王,被天王的表演弄糊涂了。天王豁出性命,努力演了一场戏。

“东王忘恩负义,如不肃清他的势力,太平天国的理想将不可能实现。北王(翼王)啊,你掉转军队来对东王及其亲信实行天诛吧!……”带着西玲同行的天王密使,向韦昌辉和石达开传达了同样内容的话。

咸丰六年(1856年)八月三日,阳历九月一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今天深夜……”西玲提前一步从南昌回到天京,进入天王府,向洪秀全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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