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过桥牌的第二天早晨，范・霍珀夫人醒来时喉咙发痛，体温高达一百零二华氏度。我给她的医生挂了电话，医生立刻跑来，诊断她患的是普遍性流行感冒。“你必须卧床休息，没有我的允许不要起来。”医生吩咐她道，“你的心跳声音很不正常，如果不安安静静地躺着就好不了。”接着，他又冲我说道，“依我看，给范・霍珀夫人请个专职护士。凭你是不能让她痊愈的。护理两个星期左右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种想法太荒唐，于是就提出了不同意见，可让我感到惊奇的是，范・霍珀夫人竟然同意了医生的建议。她一定是想把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以赢得人们的同情，让朋友们来探望、写信表示慰问或向她献鲜花。她已经开始对蒙特卡洛感到厌倦，这场小病可以增添些情趣。

护士将给她打针，并施以轻度的按摩，而她将吃规定的食品。护士一来，我就走开了。范・霍珀夫人体温已经在逐渐下降，她靠着枕头坐在床上，身披最华贵的睡衣，头戴缀着丝带的闺房小帽。我为自己轻松的心情感到十分惭愧。打电话给她的朋友，推迟了她原打算当晚举办的小型聚会后，我就下楼到餐厅里吃饭，比平时早了足足有半个小时。我心想餐厅一定空荡荡的，因为在一点钟之前，通常没有人用餐。除了我们的邻桌，这儿的确空无一人。这种意外的情况使我猝不及防。我原以为他已经到索斯帕尔去了。毫无疑问，他这么早就吃饭，是害怕在一点钟碰上我们。我已经走到了餐厅的半中间，不可能返回了。自从前一天我们上了电梯后，我一直没见过他，他肯定是有意躲我们才没来餐厅吃晚饭，而今天他提前用午餐可能是出于同一原因。

我经验不足，难以应付这种局面。我真希望自己的年纪能大些，城府深些。我目不斜视地走到我们的餐桌前，立刻就因为动作笨拙而受到了惩罚，在展开餐巾时碰翻了那瓶硬挺挺的银莲花。花瓶里的水浸透了桌布，流淌到我的膝盖上。侍者在餐厅的另一端，没看见这情景。不过，一转眼的工夫，我的邻桌就站到了我的身旁，手里拿着块干餐巾。

“你不能守着湿桌布吃饭，”他语气粗鲁地说，“那会让你食不下咽。不要待在这儿了。”

他动手擦起了桌布，侍者见出了乱子，急忙跑过来帮忙。

“我不在乎，”我说，“我真的一点关系也没有，反正就我一个人坐在这里。”

他一言未发。侍者过来后，把花瓶以及散了一桌子的鲜花都收拾干净。

“不用再清理了，”他突然对侍者说道，“在我的桌上另添一副餐具。小姐跟我一块儿吃饭。”

我茫然不知所措地抬起了头。“啊，不，”我说，“我不能那样做。”

“为什么不能？”他问。

我转动脑筋想找出个借口来。我知道他并不想跟我共进午餐，只不过从礼节上敷衍一下罢了。我会毁掉他的这顿饭的。于是我决定壮起胆量，坦率直言。

“请你不必客气，”我恳求道，“非常感谢你的好意。可侍者只要把桌布擦擦，我坐在这儿挺好。”

“我并不是跟你客气，”他不松劲地说，“我很愿意同你一道进餐。即使你没有笨手笨脚地碰翻花瓶，我也会邀请你的。”他大概在我的脸上看到了狐疑的表情，笑了笑又说道，“你不相信我，这也没关系，你不妨坐下。如果不愿意，我们没必要非得讲话。”

我们俩入了座，他把菜单给我让我点菜，然后就若无其事地继续吃他的餐前小食品。

孤高是他独特的个性，我觉得我们可能会一声不响地默默吃完这顿饭。这对我无所谓，我不会感到紧张，他也不会问我历史方面的知识。

“你的朋友怎么没来吃饭？”他问道。我告诉他，范・霍珀夫人染上了流感。他表示非常遗憾，随后停顿了一下又说道，“我想你已经收到了我的便函。我为自己鲁莽的态度感到十分惭愧。我唯一能为自己开脱的理由是：由于独身鳏居，我已变得粗俗不堪。今天你陪我吃饭，让我不胜感激。”

“其实你并不鲁莽，”我说，“起码没表现出范・霍珀夫人能够理解的鲁莽。至于她的好奇心，那是没有恶意的，她对所有的人都一个样，我是说，对所有重要人物。”

“那我应该感到荣幸喽。”他说，“她为什么把我也视为重要人物呢？”

我犹豫了片刻，然后才答道：“大概是因为曼德利吧。”

他没有言语。我又一次产生了不自在的感觉，仿佛闯入了别人的禁区。他的家闻名遐迩，为许多人津津乐道，甚至连我也有所耳闻，可不知怎么，他却总是一副讳莫如深的样子，使曼德利成为一道横在他与别人之间的障碍。

我们埋头吃了一会儿饭，谁都没有讲话。我想起了童年时代有一次到西部乡村度假，在一个村子的商店里买的彩图明信片。图上画着一幢房宅，笔法粗劣，颜色浓艳，但就连这些缺陷也无法破坏那房宅匀称的美：游廊前铺着宽宽的石阶，绿色的草坪一直延伸至大海。买明信片我付了两便士——每星期零用钱的一半，然后问满脸皱纹的老板娘图上画的是什么地方。她望着我，为我的孤陋寡闻感到震惊。

“这是曼德利啊。”她说。记得我走出商店时内心很是沮丧，可还是不知曼德利是个什么地方。

也许正是由于回忆起了那张老早就遗忘在某本书里的明信片，我才对他避讳的态度萌发了同情心。他讨厌范・霍珀夫人之流提的那些涉及别人隐私的问题。也许，曼德利是个神圣的地方，正因为如此它才卓尔不群，容不得秽言玷污。我的脑海里不由勾画出了那幅场景：范・霍珀夫人花六便士买了门票，慢慢游览曼德利的厅堂，一边用尖厉、断续的笑声撕裂着周围的宁静。我们的思维沿循的肯定是同一条路线，因为接下来他就开始谈论范・霍珀夫人了。

“你的朋友比你年纪大很多，”他开口说道，“难道是亲戚？你认识她多久了？”看来，我们的关系对他仍然是个谜。

“实际上她并不是我的朋友，”我告诉他说，“而是雇主，训练我担任一种称为‘伴侣’的角色，每年付给我九十英镑的报酬。”

“想不到还能用钱买伴侣，”他说，“听起来怪野蛮的，就像在东方奴隶市场上买奴隶。”

“我曾在辞典里查过‘伴侣’这个词，”我承认道，“上边的解释是‘伴侣即心腹之交’。”

“可你和她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呀。”他说。

他朗声大笑起来，像换了个人似的，显得年轻了一些，不那么孤高了。

“为什么干这种活？”他问。

“九十英镑对我是一大笔钱。”我说。

“你没有亲人吗？”

“没有，全都死光了。”

“你的姓氏十分可爱，与众不同。”

“我父亲生前就是一个可爱和与众不同的人。”

“跟我讲讲他的事情。”他说。

我的目光越过我的那杯香橼汁，打量着他。提起父亲，那真是一言难尽，在通常情况下我从不讲他的事情。父亲是我心中的财富，只归我一人所有，就像曼德利只归我的同桌一人所有一样。我可不愿在蒙特卡洛一家餐厅的饭桌旁，把他随随便便地介绍给别人。

这顿午餐笼罩着一种奇异的梦幻气氛，现在回想起来，仍充满着神奇的魅力。吃饭时，我还是一副十足的小学生模样；仅在前一天我还坐在范・霍珀夫人跟前，古板拘谨，沉默寡言，缩头缩脑，二十四小时之后，我的家史便不复归我一人所有，我竟然把它吐露给了一个素昧平生的男子。不知怎么，我觉得非说不可，因为他就像那个无名绅士一样，用眼睛紧紧盯着我。

我的羞怯感飞到了爪哇国，不愿讲话的舌头也随之松动。于是，儿童时代的小秘密以及各种悲喜泉涌而出。我觉得，通过我拙劣的陈述，他仿佛理解了我父亲生气勃勃的个性以及我母亲对他的爱。母亲把爱情视为强大的生命活力，赋予爱情神圣的光辉，所以，父亲在那个凄风惨雾的冬天被肺炎夺去生命之后，她仅在人世停留了五个星期，便也长眠于天国了。记得讲到此处，我已气喘吁吁，有点头昏眼花，便停了下来。这时，餐厅里高朋满座，伴随着乐队奏出的音乐以及杯盘的碰撞声，人们的欢声笑语不绝于耳。一看房门上方的时钟，我发现已经两点钟了。我们吃了一个半小时的饭，在谈话中我一直在唱独角戏。

我猛然回到了现实中，掌心发热，脸上火辣辣的，感到很不好意思，期期艾艾开始道歉，可他硬是不肯听。

“刚开始吃饭时我就告诉你，说你有个可爱和与众不同的姓氏，”他说，“如不见怪，我还要补充一句，这个姓氏适合你父亲，同样，你也受之无愧。和你在一起给了我快乐，我已许久没有这般感触了。你使我忘掉了自我，摆脱了消沉的情绪和内心的反省，这二者一年来给我带来了无边的痛苦。”

我望着他，相信他讲的是肺腑之言。他似乎不再像从前那样被枷锁禁锢得死死的，多了几分现代人的气息和人情味，从叠叠阴影中走了出来。

“要知道，”他说，“你我之间存在着共同之处，使我们心有灵犀。我们俩在这个世界上都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不错，我有一个不常见面的姐姐和一个出于尽义务我每年探望三次的老祖母，可她们都不能称为伴侣。我得祝贺范・霍珀夫人，每年付你九十英镑，价钱实在便宜。”

“你忘了一点，”我说，“你有一个家，而我却无家可归。”

话刚一出口，我就嗟悔无及，因为他的眼里又出现了高深莫测的神情。我则如芒在背，又一次产生了由于言语不当而常有的那种不自在的感觉。他低头点烟，没有立即搭话。

“无论是空荡荡的家还是宾客如云的旅馆，都能给人以孤独感，”末了，他说道，“相比较而言，家更会引起一个人的伤感。”他沉吟良久，我暗忖他终于要谈谈曼德利了，谁知他欲言又止，脑海里一定泛起了某种病态的恐惧，束缚住了他，但见他吹熄了火柴，方才骤然闪现的自信也随之烟消火灭了。

“如此看来，‘心腹之交’要休一天假啦？”他又以平和的语气说了话，在我们两人之间创造出无拘无束的友好气氛，“打算干些什么呢？”

我想到了摩纳哥的那个铺着鹅卵石的广场和那幢开着扇窄窗的房屋。拿上素描画本和铅笔，三点钟以前就可以赶到那儿。我把这想法告诉了他，语气也许有些羞怯，宛如一个养成了绘画的嗜好但却缺乏天赋的人。

“我开车送你去。”他说道，而且坚决不容我推辞。

我记起了范・霍珀夫人前一天晚上曾经警告过我，不许我出风头，于是困窘万分。我怕他看低我，以为我提到摩纳哥是想搭他的车。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只有范・霍珀夫人才干得出来，我可不愿让他把我们视为一丘之貉。跟他共进午餐使我身价倍增，因为我们起身离座时，那位小个头的侍者领班疾步冲过来为我把椅子拉开。他点头哈腰，笑容可掬，与平时那种冷淡的态度相比简直判若两人。他为我捡起掉在地上的手帕，殷勤地说道：“希望小姐吃得满意。”就连守在转门旁的杂役也向我投来敬重的目光。我的同伴对此当然习以为常。他对我昨天那盘切得七零八碎的火腿一无所知。这种变化让我心情沮丧，也使我瞧不起自己。此刻，我回忆起父亲，想起他对趋炎附势的小人历来嗤之以鼻。

“你在想什么？”我们沿着走廊前往休息室时，我抬头看见他正用好奇的目光盯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