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间濑先生又说:“这几天拍到故事的高潮部分了,故事中的悲伤情绪也感染了工作人员。”
“哦,还有这种事啊。”我心里半信半疑。
这天拍摄的内容是故事高潮前的重要场面,我们在布景后观看。正式上场前的广末小姐还没有化妆,正如间濑先生所说,她的脸被晒得通红。我不禁为她担心起来。
休息的时候,我和小林薰先生闲聊。我提到高中时代曾希望从事与电影相关的工作,他一听便说:“你没进这个圈子真是太对了,如今在日本做电影的连饭都吃不上。”
一旁的间濑先生表情复杂。
正式拍摄终于开始了。广末小姐化好妆的脸蛋非常漂亮。
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开拍不久,就传来“唧唧唧唧、唧唧唧唧”的虫鸣声。我和几位编辑都以为这是剧组安排的背景音,后来才发现其实是因为院子里布置了真正的植物,有几只混进去的虫子随意鸣唱起来。
导演下令解决掉这些虫子,于是年轻的工作人员就拿着杀虫剂来回奔走。负责音效的人说这种程度的杂音在后期制作时可以去掉,但是虫鸣声与人声的频率接近,所以与演员对白重合的那部分虫鸣声很难处理。
一阵骚动之后,继续正式拍摄。在大群工作人员以及我们这些看热闹人士的围观下,广末小姐和小林先生开始了充满悲情的对手戏。内容不便详说,不过我看到广末小姐真的哭了。看到她哭,我也心里一酸。
这种哀伤真的会感染周围的人啊,看来刚才间濑先生说的没错。
几天后,我在网上看到了电影顺利杀青的消息。电视上开始播放电影预告片,每当看到“原著 东野圭吾”的字幕,我都会感到不好意思。
这部电影最后的成品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怀着万分期待与些许忐忑等待着大屏幕上打出“秘密”二字的那一天。
《g@me》龙套小记(《小说宝石》二〇〇三年十月号)
拙作《绑架游戏》于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出版,次月便决定搬上银幕。我在其他工作中见到了富士电视台的制作人,他们向我提出了把这部作品改编成电影的意愿。
事出突然,而且对方还说想让藤木直人与仲间由纪惠担任男女主演,更让我觉得没有真实感。我想这也大概也是那种“先跟作家打好招呼”的做法,于是就随口答应下来。反正这事十有八九又会不了了之,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太多次了,最后真能实现的真是少之又少。
然而,当这件事传到了出版《绑架游戏》的光文社时,就突然多了几许现实色彩。刚过完年不久,改编成电影的事便正式决定了,而且和当初听说的一样,将由那对超人气俊男美女组合主演。说实话,我当时兴奋地都快蹦起来了。继《秘密》之后,我的作品第二次搬上大屏幕,上回也是广末凉子小姐这样的人气演员担纲,我由衷觉得自己真是运气不错,碰上的都是好演员。
作品电影化,最感到高兴的是光文社。他们大概觉得这部销量不尽如人意的小说多少能借电影的光好卖一些吧。现在,更换了腰封的书已经上架了,我有些紧张,这么做到底能多卖出几本呢?
我和富士电视台的制作人K主要针对剧本的事讨论过几次。其实我们也没什么好讨论的,就是看过先前送来的剧本后说说感想而已。
K似乎很烦恼,因为《绑架游戏》这部小说的最大特点就是虽然讲的是绑架,但却完全没有警方视角的描写。K一方面希望保留这一特点,另一方面又想在电影中展现绑架案特有的那种犯人与警方博弈的情节。
七月底,电影即将开始拍摄,剧本终于定稿了。我细读之后,不禁感叹“原来如此”。剧本设定了两种对立的意图,并试图把电影特技手法用到极致。不愧是专业的电影行家,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究竟是用了什么手法,请大家拭目以待。不过,其实我自己也没看到呢。
电影开拍前举行了一场记者见面会。我当成凑数的也被邀请参加,于是就满不在乎地去了。我的目的主要是见见两位主演。
而亲眼见到的时候,真让我吃惊不小。仲间小姐是美人自不待言,但身为男性的藤木先生居然也可以用“美人”来形容。他五官端正漂亮,令人惊叹;皮肤也光滑无瑕,肉眼都看不出是否有毛孔。什么是美男子,看看他就知道了。而且,藤木先生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理工学院。那是我想上却上不成,甚至想参加入学考试都被补习班老师说是浪费报名费的大学啊。可恶,年轻帅气,脑子又好,还没有毛孔。而我前几天刚受了重伤,脸上缝了好几针。不过算了,王八嫉妒月亮这种事也只有漫画里才有<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2/1-200412011600F0.png" />。
记者会波澜不惊地结束了。“波澜不惊”就是说没有特别刁钻的提问,也没有什么新发现。不用说,会场里大批的记者和摄影师都是冲着两位主演来的。第二天看娱乐新闻,果然没有拍到我。
实际上,记者会当晚还举行了直木奖的评选会。我的作品只是入围了,所以心里产生了一些上不了台面的想法;要是我能获奖的话,媒体就会对我有所不同了吧。
不久,在即将进入八月的一天,我接到了电影开拍的消息。于是,我无论如何都想去片场看看。我通过光文社传达了我的请求,结果对方说反正要来片场走一趟,不如顺便在片子里跑个龙套吧。东宝电影公司说这是导演井坂聪先生的要求,不过我怀疑导演真想让我演吗。不过想想这样也能起到宣传的目的,所以我就答应了。回想起来,我在《秘密》这部电影里也扮演过一个小角色,还要说相当长的台词,真是愁死我了。这次我事先讲好条件,我只演没台词也不需要演技的角色。
拍摄地点在位于台场的富士电视台。主人公在咖啡座聊天,我就扮演一个客人——听说我只要在一旁喝咖啡就好,于是就放心地出门了。
适逢暑期中的一个周日,台场人头涌动,车水马龙。街上有好几个活动在进行,去富士电视台参观的人也很多。再加上那天是入夏以来罕见的酷暑,我没走几步就汗流浃背。
到了电视台,在休息室待了一会儿,很快就该我出场了。我在走廊里看见主演藤木直人先生也正要赶往片场,于是就厚着脸皮凑上去打招呼。走近看,他还是那么帅。恕我啰唆,他真的没有毛孔。
我们一边走一边聊了几句。他说演得很开心,这让我稍微安下心来。但是由于连日拍摄,他脸上略带倦容。演员们实在很辛苦。
拍摄地点设在电视台内一条宽敞的通道中。透过玻璃窗,彩虹桥就近在眼前。那里摆着几张桌子,布置成咖啡座的样子。
我的座位已经确定了,那里放着一个盛有咖啡的杯子。片场工作人员一起鼓掌欢迎我的到来,让我有些不好意思。
“那个,这次东野先生扮演的是一个智力问答节目的参加者,请您演出等待上场的样子就行了。然后助理导演会来叫您,到时候请您跟着他走。”
听了工作人员的说明,我嗯嗯地不住点头。桌子上还准备好了那个虚构的智力问答节目的剧本。
剧组还找来搞笑女艺人组合“北阳”中的两位,叫我们三个人做出围桌谈笑的样子——除了黄段子和过激言论之外,任何话题都可以。
我说:“话虽如此,可还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呀。”“北阳”的两位好像也很困惑,附和道:“就是啊。”她们似乎也没有太多类似的经验。
没办法,我向她们问起“北阳”这个名字的由来。据说这是她们高中母校的校名。不过,并不是大阪那个在甲子园声名赫赫的北阳高中,而是埼玉县的一所学校。她们上学时是垒球队的成员。
我们聊着聊着,拍摄已经开始了。过了不久,就像之前说好的那样,助理导演过来叫我们,于是我们听话地跟着他走了。“北阳”的两位牢记自己演的是智力问答节目的参加者,嘴里还一个劲地念叨着“一定要加油”、“不知道会出什么题目”之类即兴发挥的台词。真是太厉害了。
正当我以为总算完事了,刚要松口气的时候,却被告知这只是彩排。什么?这种戏也要反复拍好几遍?我有点儿不耐烦。但是转念一想,我只是个跑龙套的,不管演几遍都要拿出演技全情投入的是主演藤木先生才对。
在全体工作人员为下一次开拍做准备时,我与井坂导演聊了几句。他说虽然经常下雨拖后了拍摄进度,但是大体上进展还算顺利。
说到井坂导演的作品,以《Focus》和《Mr. Rookie》最为有名。有趣的是,这两部影片的风格迥然不同。《Focus》是一部极具艺术价值的实验性电影,只通过一台摄像机就展现了电视人扭曲的生活与无线电狂人的疯癫。与之相对,《Mr. Rookie》则充满娱乐性,可以被称为日本的《大联盟》<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2/1-200412011600F0.png" />。我并非要评论哪部好哪部差,只是井坂导演对于各种电影都要拍拍看的态度让我很有共鸣。这或许是因为一直以来我都相信好作家应该各种作品都能写吧。
话虽如此,在导演面前我可不敢班门弄斧,于是话题很自然地从《Mr. Rookie》转到了一路过关斩将的阪神虎队。井坂导演在执导《Mr. Rookie》之后,据说也开始支持阪神队了。他本人曾经是东大棒球部的成员,现在也每周都去参加草地棒球比赛。看到与我年龄相仿的井坂导演精力如此充沛,我也感到很受鼓舞。
言归正传,那段戏后来又反复拍摄了好几次,我和“北阳”的两位每次都聊些不同的话题。一开始很紧张,总是想着拍摄的事,但渐渐地就能交谈自如了——我们的适应能力很了不起嘛。最后导演说“OK”的时候,我们好像正聊到我最喜欢的滑雪运动。我期待着在电影上看到自己的表现到底怎样,不过我的镜头应该也就只有几秒钟而已。
写在电影《湖边凶杀案》上映之际(电影宣传手册 二〇〇五年)
我写小说时,首先在脑海中形成映像,就像是电影中的一幕幕场景。以我满意的形式“拍摄”完毕,再用文字把这部分表现出来。如此反复,一本小说就写成了。当然也有例外,不过《湖边凶杀案》大概也算是这种创作方法的典型了。出场人物的心理描写一概排除在外,就连主人公的思想活动也仅通过行动和对话展示。
但是,我从未想过这部作品会改编成电影。小说中大部分情节都发生在一幢别墅中,出场人物很少,主要事件也只有一个。而我一直深信电影必须要有华丽的大场面才行。
然而,这次这部作品却被搬上了大屏幕。看到剧本时,我有些惊讶,改编水平之高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
这完全就是一部舞台剧。故事比原著更加精简,出场人物也更少。与之相对,改编者在突出主题上煞费苦心。作为外行,我觉得这部作品成功与否将取决于演员的演技。
看了完成的电影,我兴奋不已。明明是自己写的故事,却猜不透结局,一直紧张到最后一秒。我的小说脱胎换骨,衍生出一部如此精彩的作品,让我这个原作者感到无上光荣。
写在电影《变身》上映之际(电影宣传手册 二〇〇五年)
十五年前,我在住宅之外另设了一间工作室,每天早上乘公共汽车再转乘电车前往那里。某天,在公共汽车上我突然想到:“人的大脑分为左脑与右脑,如果其中一半与其他人的大脑交换会怎样呢?”当然,这个想法也不是凭空而来,当时我对人脑很感兴趣,读了好几本相关著作,所以才会产生这个疑问。而这个疑问又转化成小说的灵感,我下车的时候已经构思出大部分故事情节了。整个过程只用了二十分钟左右。
本来,这种灵感突然涌现的情况在我身上很少发生,甚至可以说这是唯一的一次。平时我都是绞尽脑汁,想破头才想出来的。
那时,讲谈社为庆祝建社八十周年而推出特别企划,邀请我写一部新长篇,所以我就决定写写这个替换半边大脑的故事。这就是《变身》。
这是我出道六年以来写的第十四部长篇小说。当时,我的书根本卖不动。我暗暗期待《变身》这本书能卖得好一些——不求有惊人的销售量,只求能造成一点儿话题就好。
但是,《变身》依旧卖得很差。评论家对此书视而不见,文学奖也没能入围。屋漏偏逢连夜雨,讲谈社的特别企划突然中止,也就是说,连宣传的机会都没有了。
此书虽然命运多舛,但是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影视圈的人来找过我几次,希望把这本小说改编成电影。在我的印象中,这些企划到最后基本全军覆没,但是过不了多久,又会有人带着同样的企划找上门来。
我一般是先在头脑中形成映像,然后再用文字表述出来。而且,比起文学性,我更注重作品的娱乐性。所以对于影视圈的人来说,也许更容易把握我作品中意象。但从相反的角度出发,文学评论家就会觉得我的作品比较低俗吧。
在这样的背景下,《变身》终于改编成电影。看过试映,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竟然拍得如此出色”。电影中包含了我试图通过小说传达的所有讯息。两位年轻的主演把主人公的痛苦、恋人的深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叹服。另外,此前所有改编企划案中认为必须改动的最后一幕,在这里也几乎没有变化,我要向以导演为首的所有工作人员致以敬意。
衷心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看这部电影。
“搞笑”的教材(致立川志之辅先生的个人专场演出)
我出过两部短篇小说集——《怪笑小说》和《毒笑小说》,这怎么好像一上来就自我宣传似的?大家都知道我是个推理小说家,但是这两本可不是推理作品。我想很多人从书名就可以推测出两本都是以“搞笑”为主题的。
推理作家为什么要写这种书呢?首先是因为我喜欢。当然,不是喜欢写,而是喜欢读。但是近来可以写出能把人逗笑的小说的人真是越来越少,因为文学界普遍认为“搞笑小说”的地位低下;比起让人发笑的作品,那些读后让人心情灰暗的书似乎格调更高。不仅如此,甚至还有不少人怀疑写“搞笑小说”很轻松。绝对没有这回事!我和同为“搞笑小说”支持者的京极夏彦先生都很愤慨。让人笑的表演比让人哭的表演不知要难多少倍,同理,写出让人笑的作品也非常困难。事实上,这就是我写这两本书的第二个理由。换句话说,写以“搞笑”为主题的作品对我而言,是作家之路上必不可少的一种修行。
写这类小说时,落语<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2/1-200412011600F0.png" />是绝好的教材。分析古典落语中的段子和结尾的包袱,就会发现其实每个部分都经过精心编排,把观众瞬间引入故事世界,并精准戳中他们的笑点。我在阅读落语的时候心里一直在默念:“真是了不起!”
难道不能在小说中展示落语中的世界吗?要写“搞笑”作品时,我总会这么想。我有一个短篇小说名为“要杀就趁现在”,落语爱好者肯定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在向古典落语名篇《要死就趁现在》致敬。
正当我拿落语当范本创作小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立川志之辅先生提出要以我的小说为蓝本创作落语。得到他青睐的就是之前提到的《怪笑小说》中收录的《尸台社区》这个短篇。对我而言,这真是求之不得的事情。“那种作品承蒙您不弃,尽管拿去用好了。”我怀着送笨闺女出嫁的心情再三低头行礼。
公演那天我十分紧张——要是观众觉得不好笑可怎么办?要是观众觉得无聊想要退场可怎么办?我坐在车里,一路都在忐忑不安。
但是,我的紧张完全是杞人忧天。改名为《尸体的下落》的落语极其有趣,就连我都猜不到结局。邻座的一位女性观众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我放心的同时也受到了强烈震撼,因为我明白让观众爆笑的不是我的故事,而是志之辅先生的表演。当然,落语的魅力也不仅仅取决于段子。
我想把落语的艺术通过文字展现——这正是我当前的目标。
写在电影《信》上映之际(电影宣传手册 二〇〇六年)
每天都有恶性犯罪发生。我们看到这些报道时会感到震惊与愤慨,但是过不了多久就会渐渐淡忘。就算还记得,一旦犯人被逮捕,我们也只会感叹一句“啊,真是太好了”,然后在心里把这件事划上句号。对大多数人来说,“犯罪事件”就是这么一回事。
直到接触到与这类犯罪事件的判决相关的讯息时,我才意识到事件其实尚未终结。很早之前就应该已经解决的事件,竟有许多人在多年后仍未得到解脱,认识到这一点让我非常吃惊。我首先想到的是凶杀案中被害人的家属。他们时而要为嫌疑人在法庭上是否说实话而烦恼不已,时而又要为法官能否依据法律定刑而寝食难安。当然,失去所爱之人的痛楚更是无法摆脱。社会大众将他们视为“受害人家属”,也许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折磨。
对当事人来说,“犯罪事件”会在何时以怎样的方式结束呢?不,该问的是,真的能够结束吗?
多年来我一直在写推理小说,而且写的主要都是凶杀案,真相大白时故事也就完结了。但是偶尔我会突然产生疑问,自己真的把“案件”全貌都写出来了吗?犯人被逮捕,警方搜捕活动停止之后,案件相关人士永无止境的痛苦是不是也有必要写一写呢?
于是,我决定写《信》这部小说,故事聚焦于加害人的家属。
为什么要写这个?因为我自己也不清楚要如何对待他们。如果身边有类似遭遇的人,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我写这部小说就是为了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
连载期间,我一直很苦恼。无论如何这个问题都不是用简单一句“不能差别对待”就可以应付的。我小说中的主人公长期遭受欺凌,他从自身的经验中又会找到怎样的解答呢?我写的时候连自己都不知道。
然而,小说的最后也无法给出明确的回答。写完书后我才意识到,这是一道无解之题,从一开始便矛盾重重。你问是怎样的矛盾?矛盾就是无法脱离与他人联系的人类却杀害了其他人类。
不过,世间本就充满矛盾,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如此痛苦。直面无解之题却只能束手无策。
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十分精彩,非常尊重原著。演员们的表演令人感动。看过的人内心大概都会受到强烈的冲击吧。
不过,我不希望大家误会,如何与加害人家属相处这一问题其实并不需要答案。不得不慨叹的是,我们竟然必须要寻求这一答案。
<hr/> <ol> <li>
全称日活株式会社,日本大型电影公司,成立于一九一二年。
</li> <li>
此处影射了漫画家柳泽公夫的早期作品《月与鳖》。
</li> <li>
一九八九年上映的美国经典棒球喜剧电影。
</li> <li>
日本的传统曲艺形式之一,无论是表演形式还是内容,都与中国的单口相声相似。
</li> </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