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夏天，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记者小隋带着一个摄像师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今天采访的人是已经年过八旬的老同志安在天，他不知道自己能否圆满完成这次采访任务。他一边手指敲打着矿泉水瓶子，一边向陵园门口张望着。终于看见一个老人向这边蹒跚着走了过来。

“来了。咱们上。”他说着站起身来。

老人弓着身子，怀抱一束鲜花。小隋立即迎上前去。

“安老，您好！”在小隋自报家门后，老人停下步子，和小隋亲切握手。老人一个劲儿地表示歉意让小隋他们久等了，小隋连声说自己也是刚到。

陵园里树木葱郁，几乎没人。小隋陪安老走在水泥甬道上，老人告诉小隋说因为这里不让停车，他让司机在门口等了。

他们在甬道上走着，目光搜寻着，最后停在一座坟前。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上面写着：钱之江（1891～1932）、罗雪（1895～1934）。安老将那束洁白的百合花敬献在墓碑前，冲小隋笑了笑，示意他离开一下。

安老：“我想单独跟他俩儿说几句话，你在我不好意思。”

小隋会意地点点头，转身走开了。老人跪倒在地，老泪纵横。小隋赶忙掏出了相机，按下快门。老人从口袋里掏出了纸巾，擦了擦眼睛。

安老颤巍巍地跪在地上，嘴里说着什么。过了一会儿，安老站起身来，小隋赶紧过去要搀扶他。老人立即挥手示意不要，自己缓缓地站了起来。

小隋忍不住地问：“安老，这里安息的是您什么人？”

安老指着墓碑，缓缓说道：“是我的父亲和母亲。分居，他们1997年夏天才好不容易搬到一起。”老人顿了顿继续说，“一个在南京，一个在上海。”

小隋很是吃惊：“为什么他们这么多年，没有合葬在一起？”

“革命需要嘛。”

往回走的路上，小隋经不住好奇地问：“那您……怎么姓安？”

“革命还需要嘛！”

小隋搀扶着老人在甬道上走着，老人叹了一口气，说：“其实，钱也好，罗也好，安也好，都不是我家祖上的姓氏。我们祖上跟你是同姓，五百年前说不定我们还是一家子呢！”安老爽朗地大笑了起来，“姓名嘛，本来就是个符号，代表不了什么。我曾经在一次为期只有半个月的行动中，就用过七个姓名。干我们这行的就这样，为了掩护身份，要经常改名换姓。革命需要我们这样，姓百家姓，吃百家饭。哈哈，改来改去，假的变成真的，儿子老子变成了不是一家人。”

小隋问：“您父母亲也是干这行的？”

“我父亲可以说是我们这一行业的元老，建党初期的老党员，一直卧底在敌人内部从事地下工作，他牺牲的时候，当时我才十岁。”

“是被国民党杀害的？”

安老迟疑了一下：“……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小隋一愣。

“如果要说这个，话可就长了。我的长相随我父亲，声音也象……”

苏州河的夜，不再是白天的迤逦风光，河面上马灯摇曳，一灭一明，散发出诡异的色彩。瓢泼大雨笼罩着河面，使岸边的乌篷船在风浪中摇摆不定。

闫京生的一双眼睛，紧紧盯着河湾，穿黑色雨衣的一伙人沿岸在跑，象一个个飘忽的鬼影。他鹰隼般的眼睛，顺着帽檐往下滴答的雨水连成一线……

就在这时，一艘快艇也在向乌篷船靠近，“突突”的声音夹杂在巨大的风雨中。

船上，有人警觉地一回头——

有人飞身上前，扯灭马灯。

岸上，无数支枪从黑色雨衣下伸了出来……

船上大约有十几个人，正在集会，探照灯一下子亮了，照得船内如同白昼。众人目光齐齐地落向一个男人的脸上，纷纷站起来，贴着船壁而立。船在激烈地晃动……

那个男人显然是头目，他不由分说，拔出枪来，看他旁边的女人。女人点点头，男人立即冲着女人的太阳穴，扣动扳机——

女人喷血倒下！男人冲众人微笑了一下，也饮弹自尽。

外面，无数支枪一起开火！

乌篷船被密集的子弹打着了，瞬间千疮百孔，继而冒出鲜红的火苗。在火光的映照下，一个又一个人倒下。有人从船里挣扎地跑出来，纵身跳进了苏州河，闫京生见状，拔枪射击，子弹打在汹涌的河面上，投水者头部一个又一个的血窟窿……

快艇径直向投水者碾了过去。

快艇过去了，河面已经没有了投水者的身影，只有雨水击打在河面，砸出一个个坑，也象旋涡……

军人舞会上，钱之江和唐一娜的舞蹈几乎成为全场人的焦点，潇洒的甩头、转身、踢腿、令人眼花缭乱的旋转，与其说他们是在跳探戈舞，不如说是在表演。

充满绅士风度的钱之江面对霓虹灯下梦一样的气息，以及唐一娜深深沉醉的眼神，却心如止水。

汪洋的太太嫉妒地收回目光，罗雪坐在舞池底下的座位上，十指相环，她沉静的表情，欣赏着场子中间神采飞扬的丈夫。

汪太太话语间酸溜溜地说：“这些男人啊，我不看都知道他们有一颗一样的心。”

罗雪：“什么心？”

汪太太：“花心。”

钱之江带着唐一娜又一个转身，快步向前，脚下节奏陡起，唐一娜盯着钱之江的眼睛，浅浅一笑，就地一个转圈，钱之江舒展开来……

这时候，闫京生从门口走了进来，他戴着一双醒目的白手套，慢慢走到罗雪身后，罗雪仿佛并不知觉，她的目光依然射向舞池的中央。闫京生一只一只地褪下手套。

就在乐队群情激昂的演奏声中，闫京生突然象猛虎一样，跨过罗雪，将枪口抵在一个看热闹的军官脑袋上（代号为“大马驹”的中共地下党员），响起“砰”的一声清脆的枪声。

外滩海关大楼的大钟响了，中午12点，整点报时。黄浦江上，一声沉闷的汽笛，有轮船开了过去……

弄堂口的小纸烟店是典型的夫妻老婆店。一个戴鸭舌帽的男子，手抄在口袋里走过来。老头放下饭碗，殷勤地迎了出来，警觉的眼神却不易察觉地扫向了四周：“先生，要买香烟吗？”

“鸭舌帽”掏钱包，却掏出一把手枪。

老婆正要盛饭，不经意地朝外面瞥了一眼——

学校里已经放了学，操场上空无一人。教员办公室里，天天被老师留了下来，他无精打采地双手背在身后，结结巴巴地背诵《长歌行》：“……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唏。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女教师手拿戒尺，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嘴巴。生怕错过他嘴里的每一个字。她严肃地训斥道：“背得还是结结巴巴的，再背三遍才可以回家。读书靠自觉，否则将来，你真的会‘老大徒伤悲’了。”说完，离开了教室。

天天盯着老师的背影，他嗓门洪大地背了起来，老师走得越远，他背得越快，干脆直接跳到了最后两句，便草草收场：“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唏……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阁楼里，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正在慷慨陈词，正是易容后的钱之江，安在天的父亲，中共地下党员，地下代号为“毒蛇”，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军机处的总破译师。这显然是一次不大的集会，有十人左右。

阁楼里回荡着钱之江低沉但有力的声音：“……中国有人跪着生，就一定有人站着死。接踵而至的屠杀和逮捕，绝不可能将我们共产党人吓倒，征服，杀绝。我们从地上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掩埋好同志的尸体，唾弃眼泪和哭泣，又要继续战斗了。头可断，肢可折，砍头枪毙，告老还乡；严刑拷打，便饭家常。我们要不屈不挠地坚持我们的理想，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主义，不怕妻离子散，不怕离乡背井，不怕断子绝孙，不怕忠孝不能两全。因为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因为将来的中国，必是一个新中国！”

钱之江用德语起头唱起《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众人的声音很快就合了进来，群情激奋：“……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众人围成一圈，伸出各自虔诚的手叠在一起，压低嗓门，齐声喊道：“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话音刚落，楼里突然传来一声短促的呼叫。

众人先是一愣，然后迅速地散开。紧接着，钱之江被人猛踹了一脚，扑到正在“打开”的墙根前，那里渐渐露出一个洞口。外面的叫喊声响起，屋里有人拔出枪来，朝窗外射击，玻璃应声而碎。

钱之江已经钻进了墙里，他的一双脚魔术般地缩短直至消失，象被墙体吞吃了，重新露出那个洞，但马上又被人关上了。一排子弹打来，掩护他的人中弹，扑倒在已经“合上”的墙根前，一股鲜血喷薄而出……

天天从学校出来，踢着石子走在三十年代上海的街道上，不远处隐隐传来教堂的钟声。突然他被警察堵住了，同时还有不少掉头跑开的行人——

临街楼里传出一阵激烈的枪声，有两个人破窗跳到了街上。殊不知，门外几个国民党便衣早已埋伏在那里，其中有一人跳下来时摔倒了，没等他爬起来，就被敌人死死按住，他是中共地下党员，代号叫“断剑”。

另一人利落地跑了，却引来一场枪战，最后被当街击毙。

天天睁大眼睛，目睹发生的这一切。

那人被子弹击穿了头部，汩汩地冒出鲜血，几个特务象拖一条死狗一样将他拖走。

小纸烟店前，躺着老头、老婆的尸体，老婆的腰间还系着做饭的围裙，上面沾有饭粒……

这样的死人，天天放学路上见过好几回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这在上海是常有的事。“四一二”事变后，国民党疯狂杀戮共产党，企图将年轻的布尔什维克扼杀在摇篮里。上海，这个曾经哺育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圣地，如今深深地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钱之江从僻静处的井盖下钻出来，迅速地上了街道，他招了一下手，喊道：“黄包车——”

天天仓皇地跑走，和一辆黄包车擦身而过。

黄包车上，钱之江看都没看一眼天天，他优雅地用手绢擦了擦鼻子，鼻头有些红，仿佛是伤风了。

天天也没有注意黄包车上的人，他快步地跳上了有轨电车……

安在天的母亲罗雪是麻醉医生，中共地下党员，代号叫“公牛”。此刻，她穿着一身国军制服，三十几岁，显得英姿飒爽，手里拿着一捆菜，下班回家了。

老保姆迎了上来：“哎呀，太太，你上班那样累，怎么还好让你带菜回来呢，都出汗了吧？”

罗雪笑了笑，看见衣帽架上的衣服，悄悄地松了一口气：“先生已经回来了？”

“先生在书房，前脚刚刚进门。太太，要不要冲一盆热水打打面孔？”

罗雪摆摆手，往书房走去，看见丈夫正在聚精会神地用左手临摹桌上放着的一份手抄文件，这时候的钱之江已经恢复了本来的面目。

钱之江：“你快过来看看，我临摹得像不像？”

罗雪反复地端详：“像，太像了，完全像一个人写的。”

“我练有一个月了吧？”

“你现在写情报用的都是这个笔迹？”

“对，这样即使情报落入敌人手里，他们也绝对怀疑不到我的头上。不过，这只是我临摹他笔迹的一个次要目的，主要目的还是想借这个字，找个好机会，把闫京生这条恶狗给除了，为苏州河上的十几位同志报仇。”

罗雪眼圈一红，轻轻地：“大家都等着这一天呢！还有舞会上，闫京生就是在我的眼皮底下，杀了‘大马驹’同志，那天他正好过二十七岁生日。”

在饭厅里忙乎着的老保姆上好了菜，朝书房喊道：“太太，饭好了呀，喊先生过来吃饭吧，他吃了饭还要去上班的。”

罗雪问丈夫：“你今天不是值夜班，下午5点半才上班吗？”

钱之江关紧了书房的门，道：“最近要有大行动，中央将派特使来上海召开重要会议，时间、地点、参加的人员都安排好了。”

罗雪惊喜地：“党中央的特使？”

“是，所以从今天起，我要以办公室为家了，随时盯着敌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上级说了，会议最后能不能开，如不如期开，换不换地方开，都要等我的消息再来决定。”他停顿了一下，继而用沉重地语调说，“就在今天中午，我去2号联络站接受任务，开会地点暴露了，会上有7名同志，只跑出来我一个。”

罗雪一下子把钱之江的手抓紧了：“那他们……”

“可能都牺牲了。大家为了掩护我，把我推进暗道，我刚进暗道他们就自绝了生路，把门关死了。外面全是枪声。”

罗雪拿来钱之江的皮鞋，把他的拖鞋换了下来：“近来出事太多了，同志们被杀的杀，抓的抓，生死都是那么猝不及防，那么无常莫测……”

“做一名地下工作者，就是把一只脚送进了地狱的门槛，另一只在某天清晨或傍晚，随时也都可能跟着进去。”

罗雪给他系着鞋带：“可我希望，你最后能把那只脚，重新从地狱的门里退回来。我们能死吗？我们都死了，天天怎么办？”

钱之江握住了她的手：“所以我经常后悔我们生了天天，担心他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名孤儿。因为生命对于我们，就象天上的彩虹一样容易消失，阳光、水汽、站的角度、位置，稍有偏差，彩虹就会转瞬即逝。甚至有时候，我们不得不用自己的手切断动脉、喉管，用自己的牙齿咬碎舌头，或者用一粒毒药结束生命。”

家属院里，几个不愿回家的男孩正在热火朝天地玩儿，其中就有天天。老保姆一路小跑地过来，喊道：“天天，祖宗，吃饭了！”

天天：“不吃！”

一个男孩抢着告他的状：“他今天被老师留下了。”

老保姆白了那个男孩一眼，拧住天天的耳朵，一路将他拖回了家。

天天进屋时，钱之江已经穿戴整齐，准备去上班了。天天脸上有泥，用袖子胡乱擦着。他看父亲要走，心中窃喜，忙道：“爸爸再见。”

罗雪在一旁说：“爸爸今天值夜班，晚上不回来了。”

天天问爸爸：“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你说呢？”

“明天早上8点。”

“你这不是都知道嘛！我值夜班，就是要第二天早上才回来。”

“明天是礼拜天，我不上学，我来接你下班。”

“好，明天早上8点，你到单位大门口等我。”

“我来接你，你要带我去看电影。”

钱之江命令儿子，道：“洗手吃饭。”

天天突然地冒出了一句话：“我放学路上看见杀人了。”

钱之江都要出门了，立即转回头来，问道：“杀的什么人？”

“就在康桥会馆那条街上。听人说是共产党，有两个人从楼上跳下来，一个当场被打死了，还活捉了一个。”

钱之江和罗雪都暗暗吃惊，钱之江问：“真活捉了一个？”

天天：“真的，我亲眼看见的，他跳楼时摔倒了，还没爬起来，就给抓住了。”罗雪担心地看了一眼丈夫：“……还去上班？”

钱之江拍拍她的手，淡然地：“当然。”

天天补充道：“小纸烟店的老板和老板娘也死了……”

天天一直站在家门口，目送着父亲远去的身影。

天空中突然打了一个响雷，天天大喊一声：“爸爸——”

钱之江回过头来，停下步子。只听见儿子说：“要下雨了，我给你拿伞去。”天天就从屋里拿了把伞，递给了父亲。

钱之江接了伞转身走了。罗雪站在门口，招呼着天天去吃饭，天天回头，看着父亲走远，像是有某种预感一样。事实上，这是他最后一次看见父亲，3年之后，他的母亲也离开了他。没能够看到他们的儿子长大，也没能够看上一眼他们为之流血牺牲而打造的新中国。

上海警备司令部是个大院子，分办公区和家属院。钱之江走过哨兵身边时，天上又打了个雷，接着便下起雨来。

钱之江撑起了伞。

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向他迎面走来。

大雨滂沱。

这是一幢红砖白缝的楼房，屋檐的下水管是三十年代常见的那种铅灰色的梯形铁皮管，俗称洋铁管。这根贴在墙上的下水管自上而下，里面有流水的声音，自弱到强。准确说，是由依稀变得清晰。电缆从铁管出来，又顺势钻进墙脚。一双男人的手正在做把电缆从水里垫高的工作。末了，这双手从脚边搬起一盆花，盖在上面。这里放着一排花，如果说刚放上去的那盆花是为了掩盖电缆，成排的花则为了掩盖这盆花负有的秘密。

男人穿着雨衣，粗大的雨点劈头盖脑打在耷拉的雨帽上看不清他的脸。放好花后，他搓了搓手，目光顺着洋铁管往上爬，最后停落在顶楼的两个窗户上。这两个窗户外各挂着两只造型特别的鸟笼，它们其实是中共地下组织的无线电系统的发射和接收天线。

男人走进楼里，又走进一扇门上标“危险有电”的变电房内。

男人立在一排柜门前脱下雨衣，打开一扇柜门，将头探进柜门，仿佛是要挂雨衣，结果是整个人都钻进了柜门，并且从里面关好了柜门。毫无疑问这里是地下室，地下组织的无线电报房便设在此。

几乎没有什么光亮，有的只是从隔板的缝隙和门的布帘间透过来的几缕光。昏暗中有个明亮而喜悦的女声，在对一个模糊得难以分辨的身影说话。

“老虎”问：“他一定是中央委员，你认识他吗？”

身影坐在沙发上，头仰靠着，是一种很累或者休闲的样子。听了对方问话，他慢慢直起身子，声音厚实、老道、舒缓，还有点疲惫，和女人的声音形成鲜明对照。

罗进：“我不知道认不认识他，也不知道有没有见过他，因为我就不知道他是谁。是不是中央委员这不重要，他这次是以中共中央特使的身份来上海召开会议的。”

“老虎”情不自禁地：“你说他是党中央的特使？”

“‘四一二’事变之后，蒋介石开始疯狂杀戮共产党员，三天之内，300多人被暗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逃亡。1927年，对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无疑是灾难深重的一年。而1931年，则更是雪上加霜。因为叛徒叛变，中共中央被迫紧急撤离上海，上海的地下组织几乎群龙无首，发往苏区的情报也一度中断……”

“老虎”沉浸在自己的喜悦中：“可这下好了，我们又能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了”。

罗进面色沉重：“但任务也更艰巨了。”

“老虎”连忙问：“什么任务？”

“中国共产党尽管受到重创，但地下斗争仍然在无畏而卓越地坚持着。正是由于我们将情报源源不断地发往苏区中央，所以中央需要我们提供敌人下一步的军事情报。”

“上海只有我们这一部电台了。”

“特使就是为此而来。”

“老虎”问：“来取情报？”

“更关键的，是要重建我们跟苏区中央联络的通道，振奋上海地下工作的活力和威力。上级要求我们从今天起，从现在开始，24小时监听上海军方与南京高层之间的无线电联络，获得特使会议的任何消息都要及时上报。”

“老虎”调皮地：“是上报给‘彩云’同志吗？”

“你知道的太多了。”

“谁叫我是译电员呢？所有电报都从我手上过，不知道是假的。”

“是啊，什么都瞒不了你，也离不开你。”

手电筒光一闪，有脚步声从楼梯下来。

罗进问：“怎么样？有问题吗？”

楼梯上的人边走边说，他就是刚才在外面整天线的人，年轻时的铁院长，地下电台报务员，代号叫“火龙”。他回答：“因为雨水冲刷，天线的接口松了。”

三人都起身，钻进布帘子里。

钱之江走过了一栋高三层、U字形的办公楼，一辆三轮摩托车飞驰着超过了他，停在左侧楼前，那是特务处的办公地。

特务处处长黄一彪正站在楼前与人说话，看见车上押着一个五花大绑的人下来，正是摔伤被活捉的“断剑”，问：“其他人呢？”

便衣跳下车：“报告处长，只有这一个活的了。”

黄一彪大声地问道：“有跑掉的吗？”

“应该没有，都被打死了。”

黄一彪“哦”了一声，走到“断剑”面前。“断剑”显然刚挨过打，嘴角还流着血。黄一彪假惺惺地掏出手绢，拭去了他嘴角的血，说：“有必要为几个东躲西藏的土包子流血嘛。我说这位先生，长相很斯文，实在象个读书人，为什么不放聪明一点儿，好汉不吃眼前亏呢！生命乃父母所赐，万不敢轻待之。”

“断剑”凛然的样子，不看黄一彪。

黄一彪嘿嘿一笑：“都这样，开始还挺有骨头，但我会叫你变成软骨头的。”

钱之江从“断剑”身边过去，雨顺着伞沿，往下滴答着水珠。钱之江已走过他们，看不见他们了，只听到黄一彪喊了一句：“带进来！”

特务押着踉跄的“断剑”进了楼，几乎是被拖了进去。

钱之江也到了机要处的楼前，他收起伞，甩了甩水……

里面空间比外面大，有十来个平方，但东西也不少：收报机、发报机、发电机，各种机器的空纸箱子，桌椅、沙发等。这里的东西大多应急而来，但来了以后好的、坏的都留下来了，久了就有点儿像个废品仓库，说明他们已在此工作时间之长。“火龙”走到工作台前，先理了理两股电缆线，然后坐下，操作起机器，给人一种如入无人之境、一切都在他得心应手中的感觉，每一个动作都是无意的，但又是从容的，尤其是他一手转动频率旋钮，一手随时准备抄收的那个感觉，更令人叹为观止。各种调子不一的电台声音在他停停续续的转动中纷呈。

突然，某个特定的调子出现了，“火龙”的左手硬在那里，右手随之动。稍作记录后，他高兴地叫了一声：“没问题了，他们正在呼叫联络。”

“老虎”看看闹钟：“可还没到联络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