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在天：“从发现第一部电台，到全部电台失踪，前后也就半个小时。”

“108部电台，全部失踪，无一例外……你们想过没有，这是一种什么情况？”

众人互相看看。

娄总工：“应该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情况。”

“理论上来说，应该有两种可能。一，台湾岛沉没了，大陆的国民党特务都死了；二，这是国民党特务自上至下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目的就是想甩掉我们。事实上，前一种可能是不存在的，等于零。” 铁院长顿了顿，“既然是有预谋的，我认为，他们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再出来。”

“对，现在已经12点半了，我们还没有发现一部电台，如果电台都正常出来了，这么多人在找，瞎猫碰死耗子也能碰得上一部。” 安在天难以启唇地，“我在想，会不会……今天晚上，包括明天，甚至后天，我们都不可能找到一部电台了……”

钟处长看了安在天一眼。

安在天低下了头，说：“当然，我希望我的想法是错的。”

铁院长坚决地：“收工。”

钟处长吃惊地问：“收工？”

“对，同志们都睡去吧。”

陈科长：“院长，你是不是认为这是一次无线电静默行动？”

“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

娄总工叹了一口气：“但愿不是。”

铁院长：“可它偏偏就是！我们701就在今天晚上，来了夜鬼。”

静寂的机房，工作人员颓废的神情，都不忍离去……

陈科长在黑板上“找到电台”一栏中，懊恼地写下“无”字……

一名女侦听员难过地哭了……

干他们这行的，最害怕就是无线电静默。静默是对他们判刑！因为，这意味着经过多年辛辛苦苦、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资料、经验、技术等，统统都将被洗白，一切要从头开始，从零开始……

这个不眠之夜使安在天永生难忘，因为他们一双双顺风耳都被敌人捂住了，成了有耳无闻的聋子，用他们的行话那叫：701瞎眼了。

早晨，院里干净如洗，屋檐下还在滴水，砸在石板上，日久成凹……

安在天跟着丁姨过来，他总是喜欢缠着问她过去的事。“铁院长在上海的时候叫‘火龙’，您叫什么呢？”

“老虎！”

“您叫老虎？”

“他是发报员，我是译电员，那时候是白色恐怖时期，上海地下党只剩下我们这一部电台了，大家都称我们是‘地下的天空’。”

安在天停下步子：“丁姨，那我父亲呢？”

丁姨脸色一沉，没有回答他的话，径直进了铁院长办公室。不料，铁院长正在发脾气，他把茶杯拿在手上，举起——

丁姨不满地嘟囔了一句：“你这像什么？”

“像被困的老野兽！”铁院长手一挥，“出去！”

丁姨：“刚回来，这家你都没照一面……”

“你再说一句，老子就调走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你是701唯一的家属。”

丁姨委屈地：“我是机要员。”

铁院长一急，将茶杯摔了过来。安在天眼疾手快，把丁姨一把推开。

茶杯被摔得四分五裂。

丁姨眼圈一红，安在天迅速地把她拉到自己身后。

铁院长不看她，对安在天说：“我看他们是疯了！”

安在天：“敌人是疯了。就说是战争需要，这种谋略也是破天荒的。与其被称为谋略，倒不如说是疯狂行为。无线电静默，等于是他们自己切断了与自己的联络，上下之间不能沟通，左右之间不能呼应，一个整体变成了一盘散沙，每一股流寇都成了一支孤军。这在军事上是大忌，这一招绝对是疯狂透顶。”

“他们疯，也是被你们逼疯的。台湾本岛和大陆特务之间的电台已被你们牢牢掌握，你们就像‘第三只眼’，控制了他们的行踪。这是他们实施无线电静默的根本原因。昨晚的大阴山战斗只是一个契机。”

丁姨从口袋里掏出两个鸡蛋，趁铁院长不备，偷偷搁在桌子上，然后退出去。

安在天：“可以明确，大阴山战斗打响之前，敌人肯定不知道我们对他们的无线电监控达到这种程度，可能连怀疑都没有，他们小看我们了。但战斗打响后，从我军选择开战的时间、地点、炮火的准确性、投入的兵力等诸多方面看，他们又很容易做出判断，我们已经牢牢监控了他们的电台。为什么？因为这一仗我军打得太完美了，完美得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其实是反复思议，他们在反复思议失败的原因时，最后一定会想到是自己的电台出了问题。现在蒋介石做梦都在想、在说反攻大陆，但国内真正有组织、有规模的国民党部队就剩大阴山的了。可想而知，这是老蒋的心头肉，如果反攻大陆，这可能就是一把尖刀。现在听说‘心头肉’面临剿灭，他自然会召集智囊团来替他出谋划策。为了反拦截，无线电联络常常需要更换联络频率和时间，以便甩掉侦听方。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甩掉我们，宁愿自己当聋子瞎子，也不让我们当明眼人。换句话说，他们是在跟我们‘同归于尽’。这是一步疯棋，通过自杀也实施他杀，他们疯狂，同时又充满理智。”

“对。昨晚的战斗表面上我们赢了，但实际上我们输了，因为把‘底细’暴露了。这次静默的时间如此之长，对方电台一定会趁此机会，改头换面。密码呢，会不会也换掉？”

“我个人分析，密码不会换。实施无线电静默对他们来说，是个没办法的办法，如果有可能换密码，他们就不会走这一步险棋。换密码是洗他们自己的脑袋，全部机要员都要重新进行培训。而换电台是洗我们的脑袋，一部电台以前在什么频率联络，现在换到哪里，对他们来说在一只烟盒上就可以写完，但对我们，恐怕是要把整个无线电海洋搅翻了天，也不一定能找得到。在茫茫的无线电海洋里，电台多如鱼虾，要找到一部特定的电台，犹如在森林里找一片特定的树叶。”

“甚至他们连烟盒都不需要，只要听听收音机就可以了。现在一打开收音机，就可以听到一群妖里妖气的声音，好几套频率，一天24小时都在广播，说些莫名其妙的话，就是‘美蒋特务广播电台’，专门给大陆特务用暗语传递情报。他们只要通过这个电台，用暗语就可以在新的地方联络上。比方说，你是特务，我是台湾总部，你的生日，甚至你爱人、孩子的生日都是登记在册的，我在广播上告诉你，说明天我们在你生日时间加上多少，那个地方去联络，等联络上了，再把以后联络的一整套频率用电报发给你，这不就成了。”

“但对我们来说就瞎眼了，我不知道你的生日，就是听了广播，又怎么知道你们在哪里联络呢？”

“是的，以前哪部电台，什么时间，在多少频率，你们通过跟踪已经了如指掌，周期啊、规律啊、频率啊、联络暗语啊、声音特征啊、手法啊，都已订制成图表，到时间跟查字典似的，去查就是，去验证就是。但是，现在这本‘字典’没用了，报废了，哪部电台，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只有天知道。”

“以前的‘字典’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这次你给我们多长时间？

总部华主任给铁院长打来电话。

华主任：“老地瓜，总部急电看到了吧？上级指示，你们得尽快做出一本新‘字典’。我们已经得到情报，敌人持续52个小时后将结束这次无线电静默活动。这对我们来说，既是及时雨，也是挑战书。”

铁院长吃着鸡蛋，边接电话，做出无赖的样子，道：“总部能多给点儿时间吗？”

“你想多长时间？”

“一年。”

“一年？”

“我不会要求一年以上的。”

“就三个月。”

安在天把另一只鸡蛋剥好，正要递给铁院长，铁院长却像被烫了一样，跳了起来：“大姐，你现在就撤我职吧，这不是逼着我淡出江湖吗？”

会议室里密密麻麻坐满了人，每人的表情都很肃穆。

铁院长：“敌人将在明天结束这次无线电静默，敌人的结束也就是我们的开始。总部指示我们组建一支突击队，已经特批了80个人员编制，行动名称就叫‘深海突围’，意思是敌人把我们抛弃在汪洋大海里，我们要突围出去，要上岸，不能被淹死。”

钟处长：“80个人，这么短时间，让我们去哪里找人？这又不是部队征兵、工厂招工，可以凭一纸命令，用汽车去拉的。”

铁院长：“是的，我们要的是特殊人才，不是那么好找，但也不是绝对找不到。总部从有关单位临时给我们调派了30个人，头一批人今晚就到，明天还有一批。”

安在天：“我建议成立一个招人小组，专门负责四方奔走，招贤纳才。”

铁院长：“可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伯乐，去相马，为701相来千里马！”“招人小组”当天就成立了，由铁院长亲自挂帅，安在天是副组长，下面有7个成员、14部电话，另外加上两本比天都大的“特别通行证”。

铁院长再三重申“特别通行证”：“凡是我们看中的人，不管是谁，在什么部门工作，想来还是不想来，凭着这个，你们就能一路通行，谁也挡不住，不想来也得来。”

在“特别通行证”的协助下，“招人小组”很快从有关部队、院校、邮电、公安等部门，抽调到28名“靠耳朵吃饭”的专家能人，汇同总部派来的30名同志，一起组成了“特别行动小组”，每天在茫茫的无线电海洋里苦苦寻觅失踪的敌台。

双倍的努力，收获并不喜人，甚至令人担忧。“特别行动小组”，加上701原有的侦听队伍，浩浩几百人，每天24小时忙碌，一个星期下来，却仅仅只在45个频率上听到了敌台的声音，而且都是转瞬即逝。

安在天正在“招人小组”办公室接电话，铁院长破门而入，冲到安在天的面前，抢过话筒，狠狠地扣掉。

铁院长：“我半个小时前就开始给你打电话，一直占线。说，你在打什么电话，如果不是工作电话，我撤你的职。”

安在天：“是工作电话，长途，要的是贵州803情报所。”

“……整天在家打电话管屁用！”

“我下午3点45分刚从湖南归来，带回两个人。”

办公桌旁边放有安在天的旅行袋，铁院长自知理亏，缓和了语气，转移话题，道：“马上告诉我，找到全部电台的话，大概有多少套频率？”

安在天回答：“按静默前情况，有将近2000套。”

“这么多？”

“有108部电台嘛。军用电台不像民用广播电台，使用的频率固定不变。军用电台为了保密，频率必须常变，一个最低密度的军用电台，一天至少要用三套频率，上午、下午、夜间各一套，然后三天为一个周期。这就是说，至少有9套频率。这是最低密度的，而一般的军用电台通常有15或者21套频率，也就是5天为一个周期，或者7天。还有个别军用电台，变频的周期有可能长达一个月，一年，甚至没有周期，永远都不会重复使用频率。少的9套，多的20几套，平均一下，一部军用电台大概有18套频率，100部就是1800套，108部还不接近2000套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仅仅找到了45套频率，只有要求的2.5%。以此类推，我们少说需要25个星期，将近半年的时间，才能建立起正常的侦听秩序，别忘了，总部给我们的期限只有三个月。我最害怕和最担心的，我们不是在和时间赛跑，而是在和百姓的生命、战士的鲜血赛跑。特务每天都在制造流血事件，爆炸，暗杀……”

“所以我从湖南回来就想去找你，我对目前的招贤纳才工作提出质疑和批判。我们老在圈子内挑来选去，这些同志尽管优秀，工作敬业，每天十几个小时找电台，陈科长一个星期都没迈出过机房一步。但是行家是行家，能干也能干，可就是少了那种神奇。701现在更需要的，是在听觉方面有过人之处的怪才偏才，甚至天才。”安在天说着，拉起铁院长就往外走。

铁院长问：“去哪儿？”

“去找丁机要员，她当班。”

“我不想见她，她又不是特务电台！”

安在天显然是有备而来，丁姨告诉铁院长说：“你记不记得那个康巴人，扎西达达，我们长征时候的炊事员？”

铁院长白了她一眼：“我怎么会记得，你参加长征的时候，老子受伤在南方大山里跟国民党兜圈子呢！”

“他整天背一口大锅，像个乌龟，我们都喊他‘抓起乌龟’。我们都是重装的人，他背锅扛粮，我们背机器，总是走在一起。每到一个地方，他埋锅烧饭，我们开机工作。后来熟了，他没事时就凑到机器旁看热闹。有一天，跟的国民党电台跑了，我们都聚在机器周围满头大汗地找，他也跟着急。电台一部接一部转出来，我们一个一个信号地听，后来出来了一个信号，不到半分钟，我们还在分辨，他就叫了起来‘就是它，就是它’，还真就是它了！”

安在天：“他其实并不懂这个？”

丁姨：“他连汉语都不大会说，他就是耳朵好，可惜后来牺牲了。”

铁院长问：“他有孩子吗？”

“死的时候刚二十，婚都没结，哪来孩子！”

铁院长又问：“他有什么亲人？”

“不知道。就是知道，有，也找不到。他是康巴人，四海为家的。”

铁院长发火了，说：“那你叨叨半天干吗？”

安在天：“丁机要员是用这个故事提醒你，我们现在需要这种天生有三只耳朵的神人。在找人时不妨打开思路，走出圈子，到社会上、到民间去找像扎西达达这样的奇人。世间什么奇人都有，扎西达达也不会只有一个。”

铁院长：“这种人可遇不可求，找，去哪里找？找这样的人，比找失踪的电台还困难！找电台是大海捞针，找人有可能海里本来就没有针。”

丁姨突然冒出一句：“我想起一个人来……”

安在天问：“谁？”

“一个像扎西达达一样有三只耳朵的人。”

丁姨当时就给华主任打去电话，华主任一下子就想起来了，说：“小丁，你说的是罗三耳？”

随着一声汽笛的鸣叫，火车开走了，一切重新清寂下来。

独眼老头假装还在拾垃圾，看着远去的火车……

在列车上的软卧包厢里，安在天摆弄一台收音机，里面放着一首闽南歌曲：

啥格花开节节高，芝麻花开节节高；啥格花开像腰刀，蚕豆花开像腰刀；啥格花开青草里，荠蕃花开青草里；啥格花开南河梢，萝卜花开南河梢……

在当时的人听来，这完全是一个妖里妖气的声音。金鲁生推门进来，听着那嗲嗲的女声，皱起眉头。

安在天：“听不惯？”

金鲁生：“像香脂的味道。”

安在天笑了：“我不是在听靡靡之音，这是‘美蒋特务广播电台’，台湾经常通过这种方式，对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发号施令，频率是公开的，普通收音机都能收得到，但上面说的暗语，一般人听不懂。当然，特务、还有我听得懂。”

金鲁生像没听安在天说话，手上不离那个黑皮包，从怀里掏出酒壶。安在天想泡茶，发现热水瓶是空的，他拉开门，准备出去打水。金鲁生站了起来，又拉上了门。

安在天晃了晃手中的热水瓶说：“我去打开水。”

金鲁生接过热水瓶，放下：“这不是你干的事。”

安在天没有领会对方的意思，以为是对他客气，也客气地说：“这点活儿，累不着。”说着又要去拿热水瓶。

金鲁生拦住他，严肃地：“安副处长，请记住，我负责你的安全，一路上你要听我的。”

安在天反应过来，尴尬地说：“好好，我听你的。”

“听我的，就坐下来。”

安在天坐下来，看着对方，笑了。

金鲁生戴一顶毡帽，穿着西服，打扮得像个生意人。

金鲁生：“看我不像是不是？我是工农干部，可这一路上，我就是你的老板，你叫我金老板，是负责接待我的政府工作人员，我叫你安同志……”

安在天为证明他记住了，叫了一声：“是，金老板。”

金鲁生也坐下来，继续说：“你要记住，你是701核心部门的领导，美蒋特务的名单上，还有对方JOG电台的广播里都有你的明码标价。这趟火车上肯定有特务，哪趟火车都有。县城火车站上，那个独眼老头就很可疑。”

安在天附和道：“据说老蒋现在经常派飞机往这边空投特务。”

“空投，偷渡，还有像我这样，打着华侨身份来报效祖国的，什么名堂都有。加上以前一直潜伏的，都冒出来了。”

安在天看着那个黑皮包，问：“里面装着枪吧？”

金鲁生不理他，手却从包里摸出一把手枪来。安在天一眼看出那是一把德国造的勃朗宁。

金鲁生：“你打过枪？”

安在天：“还在苏联的时候。”

“你去过苏联？”

“我在苏联长大的，36年去，46年回来，整整十年。”

金鲁生指了指耳朵，问：“就学这个？”

安在天卖着关子：“也不全是。要不怎么打过枪呢！”

乘务员来送开水，金鲁生迅速地取下毡帽，把手里的枪遮住，枪口始终对准来人。安在天配合地接过开水，又把空的热水瓶递给乘务员，道谢，同时也表现出对金鲁生尊敬的样子。乘务员走了，金鲁生收起枪来。

安在天泡了茶，问：“你的茶杯呢？”

金鲁生指了指桌上的酒壶：“我喝这个。”

“是美国货？”

“解放重庆时缴获的，搭了我两根肋骨。”

“酒量呢？”

“我的酒量比你的耳朵还好，天生的。武松喝十八大碗过景阳岗，说到底还是醉了，我就没醉过。”

“大家都叫你‘铁嘴’，就是指这个？”

金鲁生不好意思地笑了。

安在天：“回去我送你一瓶好酒，伏尔加，过去的同学从苏联带给我的。”

“但愿这次我能把你，还有要接的人顺利地带回701，这样就可以喝你的好酒了。”

安在天又看了一眼黑皮包，打趣道：“身上的枪就是口袋里的钱，随时都会被主人用了。一旦你这把枪被使用，就说明我们遇上了麻烦，枪会把麻烦消灭掉，像水扑火。但也许不会，因为水有时候也灭不了火。”

“你什么意思？”

安在天哈哈大笑：“寡不敌众的时候，只剩下一颗子弹，你会毫不犹豫地打死我。”

金鲁生白了他一眼。

安在天：“没什么，这是你的纪律，也是701的规矩。”

火车钻进了隧洞，轰隆隆的……

金鲁生像是安在天的保镖，他带着一把枪，尽管他出门带枪就像安在天出门带一只钢笔、一本书一样。他是保护安在天的人，也是有可能消灭安在天的人。安在天就这样踏上了去上海接罗三耳的征程。

吉普车在蜿蜒的山路急驶，李秘书坐在前面，后面是铁院长和华主任，大家表情都很严肃。铁院长刚把华主任从军用机场接出来。

华主任问：“接罗三耳的人走了吗？”

铁院长回答：“走了。”

“可靠吗？派谁去了？”

“侦听处的副处长，也是‘招人小组’的副组长安在天。”

吉普车进701大门时，那个卖泡菜的小贩又闪身出来了，蔡大爷不觉皱紧了眉头。

一进铁院长办公室，铁院长就问华主任：“罗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华主任介绍道：“罗山是他解放后才改的名字。他曾经是国民党中央乐团的调音师，给宋美龄调过钢琴。宋十分赏识他，亲笔赠他三个字：罗三耳。那时候，罗三耳的名字在南京，总是和蒋夫人连在一起。他有才，人又风流，有一次勾引了一位军长的五姨太，把人家肚子搞大了，军长要毙他，还是宋出面才救下他一条命……解放南京的时候，他做了俘虏，得知他和宋的关系，部队就把他当做要人关在紫金山上，恰好跟我们侦听组在一起。那时南京城里经常有零星的枪战，他可能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本事，也是为了讨好我们，一有枪声就报告我们，枪战发生在哪一带，用的是什么枪。听他老这么说，但谁会去信他？直到有一天，两个同事各提了一把枪出去打猎，他在窗洞里看见了，喊住他们，问他们愿不愿意同他做个游戏，说只要他们先各自放一枪让他听了，到时他就能听出哪一枪是谁打的。这怎么可能呢？两把一样的枪，子弹也一样，能分出彼此才怪呢！于是就跟玩儿一样，两人各开了一枪，让他听了。结果，等他们打猎回来，他递出来一张纸，上面记录着谁开的这一枪，谁又开的那一枪，哪一枪击空了，哪一枪击中了，清清楚楚，无一拉下，都神了！”

铁院长感叹地：“还真是三只耳！”

“可惜他的历史复杂，和宋美龄沾上了边，没办法来我们这种机要部门。后来他被释放了，移居上海，才到了上海音乐学院工作。”

铁院长问：“你这次怎么会同意让他出山？”

“因为上头下了死命令，三个月拿不出‘字典’，你我便都是历史罪人。用罗山这种人是有政治风险，但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刀尖上行走，也只能铤而走险。”

“但愿罗山是孙悟空，我们靠他能上西天。”

软卧包厢的走廊里，金鲁生发现一个留八字胡的人一直在盯着他。

金鲁生进了包厢，提起热水瓶。

安在天：“水是满的。”

金鲁生：“把门反锁上。”说完拉开了门，出去了。

走廊里，金鲁生返身关门，同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扫了一眼周围——“八字胡”果然还在那里窥视，被他看见了，躲闪不及。

金鲁生再次进来时，安在天问：“有情况？”

金鲁生没理他，掏出手枪，顶上了子弹……

夜深了，车厢走廊，“八字胡”离安在天所在的包厢越来越近了……看四下无人，他突然拿出一把手枪，对着安在天包厢的门连连射击。

这一夜金鲁生拽着安在天连换了三次地方，几乎每到一个大站都换一次，最后干脆躲进了行李车。换一次，对他们来说就增加了一份安全感；但这样下去，他们一夜根本就没睡成觉，死里逃生。

安在天就这样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上海。这里，不光有他生身父亲的遗骨，他的妻子和儿子，现在也居住在这座美丽的城市。

早晨六点多，火车鸣叫着进了站台。

行李车里，两人正准备下车。

金鲁生：“这趟火车两个小时后返回，如果顺利，我们可以跟着它回去。”

安在天打着哈欠，道：“两个小时怎么够？上海可大了，一趟来回都来不及。”

“那就赶下一趟火车，下午1点的。”

“这还差不多。”

“但那趟列车条件差，没软卧。”

安在天开着玩笑：“没特务就行。”

“吓着你了？”

“吓着我的胆了。”

金鲁生嘟囔着：“咱俩换一下衣服吧，你来做老板，我当政府的人，这样像一些。”

安在天大笑。

二人下了列车，互换了衣服，安在天派头十足，像极了生意人。金鲁生则带着他，并没有随人流出站，而是七拐八拐，不知要去哪里。

“我们去哪儿？”

“跟我走。”金鲁生顿了顿，客气地说，“安老板，请跟我走。”

到了上海火车站公安值班室，金鲁生跟回家似地带安在天进来。老公安忙站起身来。

金鲁生问：“许处长呢？”

老公安反问：“你是谁？”

“叫你们处长来问。”

“你找我们处长有什么事？”

正说着，进来一个中年公安，客气地说：“啊呀，是金首长，你怎么自己就来了，我还去站上接你呢。”

二人像是打过交道。

金鲁生真像首长一样，不客气地问：“车呢，派好了吗？”

许处长：“派好了，司机早早就在这里等你们了。”

司机指的就是老公安，他没想到等的人就是面前这两位，不好意思地说：“啊，你就是金首长，你早说嘛。”

安在天：“辛苦你了，这么早就让你出车。”

老公安又对安在天：“还有这位首长，你太客气了，你才辛苦，这是我应该做的。”

三人往站台走去。

安在天问金鲁生：“你怎么跟处长这么熟？”

金鲁生：“我不光在山沟里打过仗。你家在上海？”

安在天“嗯”了一声。

“老家还是小家？”

“我哪有老家？我是革命孤儿，要说老家，算在苏联吧。”

“你父母都是铁院长的战友？”

“三几年一起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不过他们没有铁院长这么幸运，没有看到新中国成立的这一天，就牺牲了。”

“你成家了吗？”

“儿子前天刚过的三岁生日。”

“来得及的话，回家看一眼。”

安在天笑了，说：“只可惜，这你说了不算！”说着，已经走到了一辆吉普车前。安在天对老公安，用上海话说，“去上海音乐学院。”

老公安看了安在天一眼，加倍热情地：“侬也上海人呀？请坐好！”

道路两边长满了法国梧桐，洋楼里传出钢琴的声音，安在天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心绪似乎一下子远了……

来到上海音乐学院主楼前，安在天和金鲁生下车，朝楼里走去。

金鲁生：“姓罗的知道我们来这儿接他吗？”

安在天：“华主任电话里已经通知他了。”

金鲁生交待老公安说：“你千万别走开，在这儿等我们下来。”

校园里，到处都有与音乐有关的声音：钢琴、小提琴、黑管、笛子……还有人在引吭高歌歌颂志愿军的歌曲。

笼式电梯里，安在天和金鲁生升了上去……

教研室门口，金鲁生径直就要闯进去，被安在天拦住。安在天礼貌地敲了敲门：“请问，哪位是罗山老师？”

一名教员转回身来：“你找罗老师呀，他刚刚出去。”

“他去哪儿了？”

“就在楼里，他说外地有一份重要工作需要他离开上海，忙着和同事们告别呢！”

安在天拉着金鲁生退了出来，又往另一间教研室走去。安在天敲着敞开的门问：“请问罗山老师在这儿吗？”

里面的人摇摇头。

空荡荡的走廊上，没有罗山的踪影。

金鲁生不耐烦地叫道：“这小子跑哪儿去了？”

楼梯口上来一位女教师，安在天忙上前去问：“同志，看见罗山老师了吗？”

女教师：“好像下楼了，他说要在主楼前和同事们合影留念。”

安在天道谢。

两人下到一楼，金鲁生大声喊着：“罗山！罗山！”

无人应答。

从楼里往外看，吉普车还等在原地，老公安正在擦车……

安在天和金鲁生跑出楼来，感觉眼前飘过一个黑影……老公安擦着车，忽然，车顶像被天外来客砸了一下——有人从高处落下来，先掉到车顶上，又被弹了回去，最终摔在他的脚下……

没有血出来，但人已经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