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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日，星期二，放学后。
头顶上方咣当一声，我条件反射地抬起头，看见从三楼窗户飞出一个黑色物体，从我正上方坠落。我慌忙闪开，黑色物体砸在我刚才站的地方，啪地碎了。
是一个种着天竺葵的花盆。
这事发生在放学后，当时我正从教学楼旁边走过。不知从哪儿飘来钢琴声。有那么片刻，我呆呆盯着那个陶瓷花盆，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直到腋下渗出的汗流到胳膊上，才回过神来。
接下来的瞬间，我拔腿冲进教学楼，奋力跑上楼梯。
我气喘吁吁地站在三楼走廊。心跳急促不光是因为刚才的猛跑，内心的恐惧已到了顶点。如果刚才被花盆砸个正着会怎样？—天竺葵的红色突然浮现在眼前。
那扇窗会是哪间教室的呢？我在理科实验室前停住脚步，里面飘出一股药味，定睛一看，门开着一条约五厘米的缝。
我用力推开门，一阵清爽的微风吹了过来，正对着门的窗户敞开着，白色窗帘在飘动。
我又沿着走廊前行。不记得从花盆砸下到现在过了多长时间，总觉得扔花盆的人就藏在走廊两侧的教室里。
教学楼中间呈L形，走过转角时我停了下来。挂着“二年级C班”牌子的教室里传出说话声，我毫不犹豫地把门打开。
里面有五个学生，正聚在窗边写着什么。见有人突然闯入，她们吃了一惊，齐齐向我望来。
我不得不开口：“你们在干什么？”
最前面那个学生回答：“我们是文艺社的……在做诗集呢。”那语气很肯定，像是要接着来一句“别来打搅”。
“有人来过这儿吗？”
五个人互相看看，摇摇头。
“也没人经过走廊？”
她们又互相看了看。有人小声嘟囔“没有呀”，刚才那个说话的学生像是代表大家似的答道：“没注意。”
“哦……谢了。”
我环视教室一圈，关上了门。
钢琴声又传了过来，刚才好像就一直在响。我不太懂古典音乐，但听过那支曲子，觉得弹得还不错。
走廊尽头有间音乐教室，琴声就从那儿传来。我依次打开一间间教室的门，检查里面是否有人，最后剩下的就是那间音乐教室。
我粗鲁地打开门，发出噪音。就像平静的流水被搅乱、优美的建筑被捣毁一般，钢琴声戛然而止。
弹奏者怯怯地看着我。我有印象，她是二年级A班的学生，白皙的肌肤引人注目，此刻脸色却显得有些苍白。我不禁说了声“抱歉”。
“有人来过这里吗？”我一边问一边环顾四周。屋里摆着三排长椅，窗边是两架旧风琴，墙上挂着驰名音乐界的作曲家们的肖像。可以断定这儿无处藏身。
她一语未发，摇摇头。她弹的是三角钢琴，看起来相当古老。
“是吗……”
我绕到她身后，走到窗边，看见社团的学生正在校园内跑步。
音乐教室左边也有楼梯，凶手大概是从那里逃走的。他有足够的时间跑掉。问题是，究竟是谁？
我注意到弹钢琴的女孩在盯着我，表情有些不安。
我挤出笑容：“接着弹吧，我想听一会儿。”
她的表情柔和下来，瞥了一眼乐谱，灵活地动起手指。平静而热烈的旋律……对了，是肖邦的名曲，连我也知道。
一边眺望窗外一边聆听肖邦—真是意料之外的优雅时光，但我并不觉得愉快，心里依然郁结难消。
我走上讲台大约是在五年前。并非因为对教育感兴趣，也不是向往教师这个职业，简单说来，那是“顺理成章”的结果。
从老家的国立大学工学院信息工程系毕业后，我去了一家家电公司上班。选择这份工作的原因之一是公司总部在老家，不料却被派到了位于信州的研究所，还好工作内容是光纤通讯系统的开发设计，还算如愿。这份工作干了三年。
第四年出现了转机。公司在东北建了新工厂，光纤通讯系统的开发人员大多被调到那边，我自然也是其中之一。我犹豫了。印象中，东北实在太遥远，一想到老员工们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话—“也许会一辈子待在深山里”，心里就凉了半截。
我开始考虑换工作，换家公司，或是当公务员，可哪条路都不容易。就在我几乎要放弃，想着是不是该死心去东北时，母亲建议我去当教师。我在大学期间已经取得数学教师资格，母亲说就这么浪费太过可惜。当然，从她的角度，她不想让儿子去东北那么偏僻的地方。事实上，就薪水而言，与我当时的收入相比，教师算是不错的职业。
然而，要通过教师聘用考试并不容易。提到这点，母亲说，私立高中也许还能想想办法。已经过世的父亲以前在私立学校协会有些熟人。
不是什么特别想干的工作，但也并不讨厌—这是我对教师这个职业的印象，也没什么特别想干的工作可以让我拒绝年迈母亲的热心建议，于是，我采纳了她的建议。当时心里只是抱着姑且试上两三年的草率念头。
第二年三月，我正式拿到聘书。
私立清华女子高级中学—这是我第二个工作单位的名字。
从S车站下车步行约五分钟即可抵达这所高中，四周被社区住宅和田地包围，环境奇特。每年级有三百六十名学生，每四十五人一班，分成八个班。学校建校已逾二十年，又保持着较高的升学率，在全县的女子高中里堪称顶尖学府。事实上，当我告诉朋友说要到清华女中任教时，每个人都祝贺我，说找了个好出路。
向公司递上辞呈，四月开始，我走上了讲台。第一天上课的情景还记忆犹新。那是个高一的班级。自己也是初来乍到，在自我介绍时就对学生说，我们都是新生。
上完第一堂课，我就差点对做教师失去信心。并非遭遇了什么挫败，也不是无法应付学生，而是我受不了她们的视线。
我不觉得自己引人注目，甚至已习惯于躲在别人背后。可是，若要做教师就不能如此，学生们对你的每一句话都会有反应，还关注着你的一举一动。上课时，我觉得自己被近百只眼睛监视着。
直到两年前，我才逐渐习惯她们的视线。这不是神经变迟钝的缘故，而是因为我发觉学生们对老师并没有多大兴趣。
我根本无法理解她们的想法。
总之，令人惊讶的事情接连发生。若以为她们是大人，却会意外地发现她们根本就是孩子；若以为她们是孩子，她们又会惹出不亚于大人的麻烦。我从未预测到她们的行动—这一点，不管是第一年还是第五年当老师都相差无多。
不仅是学生，教师也一样。在我这种转行过来的人看来，很多时候他们都像是不同的物种。有的为了管教学生，不知疲倦地做着无用功，有的小题大做地检查学生的服装仪容，我实在无法理解他们的想法。
在学校这种地方，不明白的地方太多了—这就是我五年来的感想。
不过，最近有一件事我很清楚—身边有人要杀我。
注意到这种杀机是在三天前的早晨， S车站月台。我挤出满载的电车，随人群走在月台边缘，忽然被人从旁边撞了一下。事出突然，我失去平衡，朝外侧踉跄了一两步，好容易才站稳，没掉落到铁轨上，此时离月台边缘已不到十厘米。
好险！到底是谁？这么想着，一阵战栗掠过全身—正好有一辆快车驶过我差点跌落的铁轨。
我的心抽紧了。
我确信有人故意撞我—估算好时间，等着我一不小心……
到底是谁？很遗憾，根本不可能从拥挤的人群中找出凶手。
第二次感觉到杀机是在昨天。游泳社没有训练，我独自一人在池里。我喜欢游泳。
往返游了三趟五十米，我爬了上来。过一会儿还要去指导射箭社，不能太累。我在炎热的泳池边做过放松体操，便去冲凉。已经九月了，却连日酷热，冲个澡爽快极了。
冲完澡，关上喷头时，我发现了一个东西。它掉在我脚边约一米开外的地上，不，水已积到脚踝，所以应该说它泡在水里。是个拳头大小的白色小盒。我凑过去仔细看了看，随即拔腿冲出浴室。
那是家庭用一百伏特电线的插座部分，白色小盒是分接头，电线另一头接到了更衣室的插座。我进泳池前没这东西，一定是有人趁我游泳时放的。目的何在呢？答案很明白，是要让我触电而死。
可我怎么会平安无事呢？我来到总开关前查看，果然不出所料，安全开关跳闸了。这是因为电流在水中的流量过大，超出了安全开关的容量。如果安全开关容量更大一些……我后背一阵发凉。
接着就是第三次，刚才的天竺葵花盆。
至今，三次我都幸免于难，但幸运不见得会一直持续，终有一天，凶手会狠下毒手，我必须在此之前查清凶手的真面目。
嫌疑人是名叫“学校”的集团—里面聚集着不知底细的人。
2
九月十一日，星期三。
第一节是三年级C班的课，这是个升学班。进入第二学期后，就业班的学生开始心猿意马，而升学班的学生多多少少会认真听讲。
我推门进去，响起一阵拉椅子的哗啦声，几秒钟后，学生们全坐了下来。
“起立！”随着班长的口令，清一色穿着白衬衫的学生们站起行礼，随后坐下，教室里又是一阵响动。
我立刻翻开教科书。有的教师在正式讲课之前会说说题外话，但我根本学不会。连循规蹈矩讲课都觉得痛苦，怎么还能说出多余的话来？我想，能在数十人的注视下说话而不觉得痛苦，应该是一种才能。
“从五十二页开始。”我的声音干巴巴的。
学生们最近似乎也明白了我是怎样的教师，不再期待什么了。我还知道，因为除了和数学课有关的事之外我什么话都不说，学生们给我取了个绰号—“机器”，大概是“上课机器”的简称。
我左手教材，右手粉笔，开始上课。三角函数、微分、积分……不清楚她们当中有百分之几的人能听懂我的课，别看她们不时点头、勤快地做笔记，却并不意味着她们听明白了。每次考试总让我有上当的感觉。
课大约上到三分之一时，教室的后门突然打开了。所有学生都回头去看，我也停住拿粉笔的手，望向那里。
进来的是高原阳子。她迎着所有人的视线，慢慢走进来，眼睛始终看着她那张位于左侧最里边的桌子。她根本没往我这边看，脚步声在寂静中回响。
“接下来讲用代入法计算不定积分……”见高原阳子坐下，我接着讲课。我明白此时教室里气氛紧张。
阳子受了处分，被学校勒令停课三天，听说是抽烟时被发现了，详细情形我不知道。听三年级C班的班主任长谷说过，她今天起恢复上学。第一节课开始之前，长谷对我说：“刚才我点过名，高原没来，我想她大概又旷课了。要是你的课她迟到了，就狠狠训她一顿。”
“我最不会训学生了。”我实话实说。
“你可别这么说，你是她二年级时的班主任吧？”
“没错。”
“那还不好办？”
“真没办法。”
我模棱两可地回答，丝毫没打算照他说的去做。理由之一正如自己所说，我不会教训学生，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实在不会应付高原阳子这样的学生。
没错，去年她是我任班主任的二年级B班的学生，但那时她并非像现在这样令人感到棘手，只是精神和身体都有些“早熟”。
那是今年三月，结业典礼结束之后的事。
我回到办公室，打算收拾一下回家，看到书包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请到二年级B班教室”。纸条上没有写姓名，字迹很工整。我实在猜不出究竟是谁找我，有什么事，便穿过空无一人的走廊，来到教室，推开门。
等在那儿的是阳子。她靠讲台站着，脸朝着我。
“阳子，你找我？”
她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什么事？对数学成绩不满意？”我不太习惯地开着玩笑。
阳子置若罔闻：“我想请老师帮个忙。”她伸出右手，递过一个白色信封。
“什么？信？”
“不是。自己看。”
我瞥了一眼信封里面，好像是车票，拿出来一看，是三月二十五日九点发车的特快列车车票，去长野。
“我要去信州，想让老师陪我。”
“信州？还有谁？”
“没了，就我们俩。”她语调轻松得像是在聊家常，神情却严肃得让我吃惊。
“真令人惊讶！”我故意夸张地说，“为什么找我？”
“这个……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去信州？”
“只是……想去那儿。你会陪我去吧？”她说得很肯定。
我摇摇头。
“为什么？”她好像很意外。
“学校有规定，不能和某个学生单独出行。”
“和某个女人呢？”
“啊？”我看着她，不知所措。
“就这样吧。三月二十五日我会在M车站等你。”
“不行，我不能去。”
“你得来，我等你。”阳子不等我再开口就匆匆向外走去，在教室门口回过头来说，“否则，我恨你一辈子。”她说完就沿走廊跑了出去。我手拿装着车票的信封，呆立在讲台。
三月二十五日到来之前，我非常困惑。当然，我丝毫没有和她一起旅行的念头，只是对该怎么办犹豫不决—是不管不顾、让她傻等，还是去车站说服她？考虑到阳子的个性，我不认为当天她会听从我的劝说，既然如此，我决定还是不去车站。我低估了这件事的严重性，以为她只要等上一个钟头，就会死心回家。
那天我终究无法平静，从早上开始不停地看时间。时针指向九点时，不知为何，我长长叹了一口气。这一天真是漫长。
当晚八点左右，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喂，我是前岛。”
“……”
直觉告诉我，电话那头是阳子。
“是阳子吗？”
“……”
“你一直等到现在？”
她仍沉默不语。我脑中浮现出她的表情—有话想说，却咬住下唇忍着。
“没事的话我要挂了。”
她还是没回答，我放下电话，觉得心底像压了一块巨石。
春假结束，她们升上三年级之后，有一段时间我尽量不和她打照面，在走廊上见她走过来我会马上折回，上课时也尽量不把目光投向她。最近虽然没再那么神经质地躲她，可那件事之后，我确实不知该如何面对她。也正是从那段时期开始，阳子因着装和上课态度被校方视为问题学生，这也成了我的心结。
直到上完课，我也没对她的迟到说上一句。平时偶有学生迟到，我从不加批评，学生们好像也不觉得奇怪。
回到办公室对长谷提起此事，他皱紧眉头唠叨起来。
“这可不好办。恢复上课第一天就迟到，她这是无视学校，这种时候若不狠狠教训一通……好吧，中午休息时把她叫出来，我来训她。”长谷一边擦着鼻尖上的汗珠一边说。他只比我大两三岁，但看起来显得苍老，大概是早生华发、身材又胖的缘故。
这时，坐在旁边的村桥搭话了：“高原阳子来上学了？”
他总是话里有话，我讨厌这种人。
见我点头，他不屑地骂了句“不像话”，接着数落：“真不知她来学校干什么！她难道不明白这里不是她这种害虫该来的地方？只停课三天真是对她太客气了，得停上一星期，不，一个月。不过，即使这样也改变不了什么。”他一边说一边把金边眼镜往鼻梁上推。
我没觉得自己有多少正义感，但村桥挂在嘴上的“害虫”、“垃圾”之类的说法，总是让我不舒服。
“她二年级时也没怎么出格呀。”
“就是有这样的学生，在关键时期变坏，算是一种逃避吧。做父母的也有问题，没尽到监督的责任。她父亲是干什么的？”
“好像是K糕点公司的高管吧？”我看看长谷，他点头称是。
村桥皱皱眉，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这种情况不奇怪。父亲工作太忙，没时间关心女儿的教育，零用钱却给得太多，这种环境最容易堕落。”
“哦。”
村桥是训导主任。他不停高谈阔论，我和长谷只是偶尔附和。
阳子的父亲很忙，这好像是事实。在我记忆里，她说过她母亲于三年前去世，家务事完全由女佣负责，她几乎是在和女佣过着两个人的日子。记得她说这些时，脸上丝毫未显黯然。她内心也许痛苦，表情却是开朗的。
“那她母亲呢？”村桥问。
长谷作了回答。他连阳子母亲的死因都知道，好像是胃癌。
“没有母亲？那可真是糟糕，无可救药了。”
村桥摇了好几下头站起来。铃声响了，第二节课开始。我和长谷各自回桌前准备了一下，走出办公室。
去教室的路上，我和长谷在走廊上边走边聊。
“村桥老师还是那么严厉呀。”
“因为他在训导处嘛。”我附和着。
“那倒是……其实，高原抽烟那件事，好像是在洗手间偷偷干的，却被村桥老师发现了。”
“啊？村桥老师？”
此事我第一次听说。难怪他看阳子那么不顺眼。
“学校决定罚她停课三天时，只有他主张要停一星期，最后是校长拍板的。”
“哦。”
“高原的确是个问题学生，但她也挺可怜。一个学生告诉我，她今年三月底才开始变成现在的模样。”
“三月底？”
我心头一震。那正是她约我去信州旅行的时候。
“你也知道，自从那孩子的母亲死后，女佣就一直住在家里做家务，可今年三月那女佣走了，新来了一个年轻女佣。要单是这样还没什么，事实上好像是她父亲赶走了前任女佣，带了个年轻女子住在家里。我觉得，这才是让她产生叛逆心理的原因。”
“原来是这样……”
长谷走后，我想起阳子那张倔犟的脸。正因为单纯，绝望时的反抗才会更激烈。我不擅长指导学生，但知道好几个学生都是因为同样的情形而自暴自弃。
我忽然想起阳子约我去信州旅行时的情形。她会不会是因为家庭环境起了变化而困惑，才想要出门旅行呢？当然，她大概不会打算在旅途中和我商量、征求建议，只是想找个人聆听自己面临的问题。
可我没有回应，而且根本没去理睬。
我想起阳子她们升上三年级后第一次上课时的情景。我终究放心不下，朝她望去，视线正和抬起头来的她撞到一起。我至今忘不了她那时的眼神。
那眼神犹如针刺一般。
3
“怎么啦？没精打采的。”
经过三年级教室附近时，有人在背后叫我。用这种语气同我说话的学生不是惠子就是加奈江。我扭回头，果然不出所料，惠子走了过来。
“和老婆吵架啦？”
“你看起来心情不错嘛。”
惠子缩缩脖子：“才不是，糟透了。时田又在唠叨我这个了。”她揪住自己的头发。她的头发呈波浪状，看起来很成熟。当然，学校禁止烫发。
“我说我的头发天生这样，可时田就是不信。”
时田是她们的班主任，教历史。
“那当然，你一年级时可是清汤挂面头。”
“这些方面真古板，一点都不能通融。”
“你好像不化妆了？”
“那样确实太惹眼了。”
暑假期间，惠子曾带妆参加射箭社训练。她说晒黑的皮肤和橙色唇膏很相称。
惠子全名叫杉田惠子，在三年级B班，是射箭社社长。她已经完全结束了少女时期的蜕变，开始变得成熟。通常女孩子到了三年级都会有些大人模样，她看起来尤其明显。
这个惠子也是我不知如何对付的人之一，尤其从那次集训之后更是令我头疼，只好不闻不问。也不知她是怎么想的，对集训时发生的那件事只字不提，简直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也许对她来说，那种事算不了什么。
“今天训练你会来吧？”
惠子看着我，眼神中透出责怪。最近我没怎么去看射箭社的训练，因为觉得自己有危险，放学后都尽早回家。这种事又不能告诉她。
“抱歉，今天我也有点事。全拜托你啦。”
“这可真麻烦。最近，一年级那帮家伙的姿势很糟……那明天呢？”
“明天应该能去。”
“拜托啦。”说完，她转身离去。
望着她的背影，我开始怀疑集训时发生的事是不是在做梦。
清华女中有十二个运动社团。按照教育方针，校方鼓励学生参加社团活动，并给予大力支持。这么做果然卓有成效，以篮球社和排球社为首，各个社团都相当活跃，每年都有两三个在县运动会中取得佳绩。尽管社团活动在发展壮大，可直到两年前，学校一直禁止社团出去集训。理由很简单：不能随便让这个年纪的女孩外宿。这种传统很难打破，每年都有人要求出去集训，却总是无法实现。
于是，有人建议所有社团联合集训，即，如果分别集训不妥，就集合全部运动社团一起行动。这样，集训地点和住处可由校方决定，带队老师多了，能有组织地进行监督，而且人多了还能减少支出。当然，还是有人反对，但第一次联合集训总算在去年成行。作为射箭社顾问，我也去了。集训结果大为成功，学生们的反应也很好，学校决定继续举办。
今年暑假举行了第二次联合集训，地点和上次一样，在县运动休闲中心，训练为期一周。
每天的训练时间表是：六点三十分起床，七点吃早饭，八点至十二点训练，十二点吃午饭，下午一点三十分至四点三十分训练，六点三十分吃晚饭，十点三十分熄灯。训练相当辛苦，但各社团可以适当安排休息，自由活动时间也不少，学生们几乎没什么怨言。晚饭后到熄灯前的那段时间尤其令她们快乐，大概是体会到了平时在学校里领略不到的亲近感和集体感。
我大多时候用看书或看电视来消磨时间，每天晚上也会想想训练内容。
那是第三天晚上的事。
集训前半段结束了，为确定队员们的进展及后续训练计划，我在餐厅整理资料。熄灯后大约过了三十分钟，这时大概是十一点，可供一百多人同时进餐的餐厅里再无别人。
射箭是一项能用得分清楚说明成绩的运动，所以只要看当天的得分，每个人进步的幅度便一目了然。我把三天来每个队员的成绩做成图表，打算第二天给她们看。
我画了一会儿，忽觉旁边有人，抬头一看，惠子站在桌子对面。
“真用功啊。”她的语气一如既往得没大没小，但不知为什么，声音里没了平日的谐谑。
“都已经熄灯了，你睡不着？”
“嗯，有一点。”
惠子在我身旁坐下。她穿着吊带背心加短裤，那样子给人的刺激着实不小。
“哦，在整理资料呐。”她瞥了一眼笔记，“我的记录呢……啊，在这儿，不怎么样呀，好像是近来最糟的状态。”
“那是因为平衡不好。你对时机把握得很准，很快就会改掉毛病。”
“加奈江和弘子还是那样，虽然姿势漂亮……”
“她们与其说是在射箭，不如说是被弓操纵，简单说就是力气不够。”
“还是训练不足？”
“没错。”
我重新拿起铅笔，打算就此结束谈话。惠子却没有要离去的意思，在旁边双手托腮，看着笔记本。
“睡不着？”我又问了一遍，“如果睡眠不足，这大热天可撑不住呀。”
惠子没回答，说了句“喝罐果汁吧”，站起来去旁边的自动售货机买回两罐果汁。她毫不顾忌地跷起二郎腿坐下，双腿在运动短裤下裸露着。我挪开视线，伸手去掏裤袋里的钱包。
“算啦，不过是一罐果汁，我请客。”
“不行，你花的是父母的钱。”我从钱包里拿出两枚百元硬币，放在她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