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野野口修已经整整四天。

所有与犯罪相关的事实，他都承认了。只有一样，他三缄其口——

他的犯罪动机。

为何他要杀害日高邦彦——他自童年起就认识的好友，又是在工作上关照他的恩人，关于这点他怎么也不肯说。

“人是我杀的，动机根本不值一提。你就当是我一时冲动的鲁莽行动就好。”

面对检察官时，野野口也是这套说辞。

但我多少猜得出来，这一切和《冰之扉》的原稿有关。

附带一提，那份稿子已经找到了。正如我先前猜测的那样，它还储存在文字处理机的硬盘里。此外，被认为案发当天由野野口带到日高家的磁盘也在书桌的抽屉里，它与日高家的电脑可以兼容。

我一直以为，此次犯案并非预先计划好的，而整个专案组也都这样认为。如果真是这样，问题就来了：野野口那天为何刚好身上会带着《冰之扉》下回连载的磁盘呢？不，应该说，野野口为何事先写好原本该是日高工作内容的稿子呢？

对此我在逮捕野野口修之前，就已成立一个假设。我相信在这假设的延长线上，肯定能找到犯罪的真正动机。

剩下的只要让野野口亲口证实这个假设就好了，可是他什么都不说。关于身上为何会带有《冰之扉》原稿的磁盘，他的说法是这样的：“那是我出于好玩写的。我想吓日高一跳，才带上了它。我跟他说，如果赶不及截稿时间，就把这个拿去用。但他没把我的话当真。”

不用我说，这套供词毫无说服力，他却一副信不信随你的模样。

我们只好再次搜查野野口的屋子。上次只查看了文字处理机的档案和书桌的抽屉，根本谈不上是搜查。

结果，我们点收了十八件重要的物证，可以证明我的假设确实成立。这其中包括厚厚的大学笔记八册、2HD规格的磁盘八张，以及两大本装订成册的稿纸。

刑事组调查后发现这些全是小说。根据大学笔记和稿纸上的笔迹，可以确定这些的确系野野口所写。

一开始，我们从某张磁盘里发现了难以置信的东西。不，就我个人而言，那是预料中的事。

磁盘里存着《冰之扉》的原稿，不过不是这次的，而是之前已经在杂志上发表过的所有篇章。

我请聪明社的编辑山边先生帮我看那些稿子，他的看法如下：“这确实是《冰之扉》至今为止连载过的部分。故事的情节虽然相同，却有好几个部分是我们手上的稿子所没有的，也有正好相反的情形。总之，两者在词语的运用和文体的表现方面确实有微妙的差异。”

也就是说，同样的现象不仅出现在此次被野野口用作不在场证明的原稿上，也出现在这张磁盘里。

于是，我们收集起日高邦彦的所有作品，大家分着阅读。附带一提，很多同事都苦笑着说，已经很久不曾像这样拼命读书了。

这份努力的成果，是我们发现了惊人的事实。从野野口修家里搜出的八本大学笔记共记载有五部长篇小说，内容和日高邦彦至今发表的作品完全一样。书名和人物的名称或许稍有变动，形式或略有不同，但故事的演变、进展却如出一辙。

其他磁盘里共包括三部长篇、二十部短篇，所有的长篇都与日高的作品相同，短篇则有十七部一致。至于那些凑不起来的短篇，则隶属于儿童文学的范畴，以野野口修的名义发表。

写在稿纸上的两篇短篇小说则在日高的作品里找不到类似的。就稿纸的陈旧情形推断，那应该是很久以前写的。或许，再往前探究，能发现什么。

不管怎样，在非作者的住处发现这么多原稿已经很不合理了。更何况，这些内容虽不至于与已发表的作品完全一致，却仅有些许差异，这一点也令人匪夷所思。而那些写在大学笔记中的作品，甚至还有添注和订正的痕迹，看得出几经推敲修饰。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断言我的假设是正确的——野野口修是日高邦彦的影子作家，因种种奇妙的纠葛，诱发了此次杀人案件。

我在审讯室里针对这点询问过野野口修，结果他面不改色地否定了。

“不是。”

那么，那些笔记及磁盘里的小说作何解释？面对这些问题，他始终闭目不答。不管同座的资深检察官如何逼问，也毫无成效。

但是，今天在审讯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料想不到的事。

野野口修突然按住肚子，表情非常痛苦。看他的样子，我甚至以为他偷藏毒药，服毒自尽了。

他马上被送到警察医院，卧床休息。

上司把我叫去，告诉我一件令人意外的事——野野口修好像罹患了癌症。

野野口病倒的次日，我前往他住的医院。在探望他之前，我先拜访了主治医生。

医生说，他体内的癌细胞已经转移到包裹内脏的腹膜，情况十分危急，应该尽早动手术。

我问是否为复发，医生回答“算是吧”。

我这样问是有原因的。调查结果显示，野野口修曾在两年前因为相同的症状，动手术切除部分胃脏。他为此向学校请了几个月的长假。不过，同事中好像没人知道他因什么病请假，知道内情的只有校长一人。

奇怪的是，直到被捕以前，野野口修都没有去过医院。他应该会察觉身体不适才对——这是医生的看法。

动手术就会有救吗？我试着进一步了解。一脸理智的医生微偏着头说道：“一半一半。”

在我听来，情况似乎比想象的严重。

之后，我到病房探视野野口修，他住在单人套房。

“被逮捕的人不但没有被关进监狱，还住在这么好的地方快乐逍遥，让我觉得怪不好意思的。”

野野口修扬起瘦削的脸，招呼我。此人的容貌比起我先前所熟识的要老多了，只是因为时光的流逝吗？我不禁再度忖想。

“觉得怎样？”

“嗯，也不能说有多好，不过，对一个生病的人而言，这样算不错的了。”

野野口修暗示他已经知道自己罹患癌症的事实。既然是复发，他知道也很自然。

见我沉默不语，他反倒先问起来：“对了，我什么时候会被起诉？你们如果动作太慢，恐怕还没等到判决下来，我就先挂掉了。”

我听不出来他是在开玩笑还是认真的，不过他肯定对死亡已有某种程度的意识，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还不能起诉，因为资料尚未收集齐全。”

“为什么？我已经认罪了，证据也有了。只要起诉，一定会被判有罪，这样不就好了吗？放心，我绝对不会在即将宣判时突然推翻自己的供词。”

“话不是这样说，我们还没查明犯罪动机。”

“又提这个？”

“老师一天不讲清楚，我们就会一直问下去。”

“根本没有什么动机不动机的。我不是跟你说过，这次犯罪全是因为一时冲动？我一时冲动就把人杀了，就那么简单，没有特别的理由。”

“所以，我想听听你冲动的原因，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生气。”

“因为一点小事，应该说我觉得那是小事。说老实话，我也不清楚当时怎么会那样生气，大概是所谓的鬼上身吧。所以，就算我想说也说不清楚，真的。”

“你觉得这种说法我会接受吗？”

“你只能接受。”

我闭上嘴，盯住他的眼睛，他也毫不闪避地望着我，眼神充满自信。

“关于在老师屋里找到的笔记本和磁盘，我想再度请教你。”

我试着改变话题，野野口修则露出一副不胜其烦的表情。

“那个跟案情一点关系都没有，请你不要乱想。”

“如果真是这样，可否请你详细说明那些到底是什么？”

“什么都不是。不过是笔记本，不过是磁盘。”

“不过里面却是日高邦彦的小说。不，准确地说，是酷似日高邦彦小说的作品，简直就像是小说的草稿一样。”

他笑出声来。“所以我是日高背后的捉刀人？荒谬！你想得太多了。”

“不过，这样想自有道理。”

“让我告诉你一个更合理的答案吧！那是一种学习。想成为作家的人，各有其独特的学习方法。像我，就是借由抄写日高的作品，以习得他的写作风格和表现手法。这并非什么特别的事，很多尚未成熟的作家都是这么做的。”

他的解释并未让我感到意外，因为日高邦彦作品的责任编辑也曾作过相同的推论。但那位编辑说，有三点值得商榷。其一，发现的原稿和日高邦彦的作品并非完全相同，两者之间有些微差异。其二，就算是一种学习方式，如此大量地抄写别人的作品也不正常。其三，日高邦彦虽是畅销作家，但并非模仿他的文章就能让自己写得更好。

我提出这三点，质问野野口修，看他如何解释。没想到他连眼睛都不眨，马上给出了回答：“对此我可以合乎逻辑地全部回答你。事实上，我一开始只是单纯地抄写，可是渐渐地我觉得光这样做是不够的。于是当我想到换成自己会怎么写、会怎么表现的时候，我就试着把它写下来。这样你懂吗？我一边以日高的文章为范本，一边尝试创作更好的东西，这才是我学习的目的。至于大量抄写，那只是表明我学习了很久。我单身，回家后也没事可做，大可投注所有心力在写作的练习上。最后，日高的文章好或不好，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我倒是很欣赏他的文笔，或许其中没什么深奥的技巧，却是简洁易懂的好文章。他能吸引这么多读者，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野野口修的这套说辞确实有其道理。可如果这些都是真的，他为什么不早讲清楚？我脑中浮起了这样的疑惑。生病卧床以前，他一直三缄其口。莫非一直要等到他住进医院，不再接受审讯，才有空当想出这样的借口？这是我的推理，但现在要证实这个已经十分困难。

迫不得已，我只好提出新发现的证据——在野野口修的抽屉里找到的几张便条，上面潦草地写着类似故事大纲的东西。从出场人物的姓名来看，我知道那与日高邦彦正在连载的《冰之扉》有关。不过，大纲写的并非已发表的内容，怎么看都像是《冰之扉》的后续发展。

“你为什么要写《冰之扉》的后续发展？你可以对此作出解释吗？”我问野野口修，结果他回答：“那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练习。只要是读者，不管是谁都会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去揣想未来的剧情吧？我只是稍微积极一点，把它具体化而已，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你不是已经辞去教职，走上专业作家的路途了吗？有必要再进行这样的练习？甚至牺牲自己的写作时间？”

“请你不要出言讽刺，我还称不上专业作家，技巧更有待磨炼。何况因为根本没有约稿，所以我时间极多。”

野野口修的话依然无法说服我。或许是我的表情泄露了这种想法，他看着我继续说道：“你好像硬要把我说成日高的捉刀人，真是太抬举我了。我根本没有那种本事，相反，听你这么说，我心里还想，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该有多好。如果事实真如你所推理，我肯定会大声高喊：‘那些作品全是我写的，真正的作者是野野口修！’可是很遗憾，不是。我写的东西当然会用自己的名义发表，根本没有必要借用日高的名字。你不觉得吗？”

“我也这么想，才觉得难以理解。”

“根本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你只是推测有误，才会得出奇怪的结论。你想得太复杂了。”

“我不这么觉得。”

“拜托你就这么想吧。我希望这个话题到此为止，你们尽早对我起诉。什么动机我都无所谓，报告上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野野口修一副豁出去的样子。

走出病房，我将刚才的对谈回味了一番，左思右想，总觉得他的供词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不过，正如他所言，我的推理确实也不够周全。

如果他真是日高邦彦的背后代笔，有什么理由让他非得这么做呢？

是因为日高邦彦已是畅销作家，相较于一个新人，用他的名义出书会卖得更好吗？不过，日高走红之前的作品应该也是野野口修写的，如果真是这样，他把其中之一拿来作为自己的处女作发表不也很好吗？

还是因为他仍担任教职，想尽量不公开自己的身份？不，那太奇怪了。就我所知，没有老师是因为以写作为副业，而在学校混不下去的。况且，如果要野野口修二选一，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舍弃教师这个饭碗。

还有，他自己也说，如果他真是影子作家，都到这个节骨眼了，干吗还要否认？对他而言，“日高邦彦的影子作家”这一头衔肯定是光荣的。

难道野野口修真的不是日高邦彦的捉刀人？在他屋里找到的笔记和磁盘，真如他所说，没有其他意义？

不可能，我敢断定。

对于野野口修这号人物，我多少有些认识。根据我的了解，他的自尊心非常强，也很有自信。说他为了想成为作家而去抄写谁的作品来练习，根本不可能。

回到总部，我把和野野口修的对话呈报给上司。迫田警部从头到尾都苦着一张脸听取我的报告。

“野野口为何要隐瞒杀人动机？”听完报告，他问我。

“我不知道。连犯罪事实都承认了，却迟迟不肯说出杀人动机，我想这其中必定藏有天大的秘密。”

“你还是认为和日高的小说有关？”

“是。”

“你说野野口修是真正的作者，不过他本人并不承认啊。”

很明显，警部不愿再为这个案子多花时间。事实上，部分媒体不知从哪里得知消息，已经找上专案组，询问野野口修替日高邦彦捉刀的可能。当然，警方会尽量避免作出明确的回应。不过，也许最快明天一早就会看到报纸披露这一消息。如果真是那样，打来询问的电话定然令人应接不暇。

“他说是因为两人吵架，一时冲动就把对方杀了，可如果连吵架的内容都查不清楚，我们是无法结案的。我甚至想，他不肯说出真正的动机也就算了，可否请他发挥作家的长处，给个适当说辞？不过，要是在开庭时被法官揪出语病，也真够戗。”

“我想，因为吵架而冲动杀死对方的供词并不可信。野野口修是在离开日高邦彦家后，才又绕过庭院，从工作室的窗户侵入，可见在那时他已有了杀人意图。恐怕在此之前，他和日高之间发生了什么不愉快，致使他萌生杀机。”

“之前他们谈了些什么？”

“野野口修的手记里只有些无关痛痒的对话，但我想他们谈的应该和今后的写作活动有关。”

日高邦彦就要搬去加拿大了，如果野野口修真是他的背后捉刀人，那么关于日后的工作，肯定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或许在商量今后如何配合的当口，野野口修起了不满？

“他们谈的是继续担任影子作家的条件？”

“或许。”

我们对于野野口修的银行账户已经全面清查，但看不出日高邦彦定期汇钱给他的迹象。然而，此案若能单纯以金钱收受来作衡量，就好办了。

“看来还是得再调查一下日高和野野口的过去。”警部作出结论，我也表示赞同。

这天，我和一位同事一起去拜访日高理惠。她没留在家里，搬回了位于三鹰的娘家。自从野野口修被捕以来，这是警方与她的初次会面。上司已经在电话中和她谈过逮捕野野口修的经过，但关于捉刀代写的事，她应该还不知情，要是接到媒体的追问电话，她必定一头雾水。而我可以想象，她本人恐怕也有一堆问题想问我们。

我把整个事发经过又对她扼要说了一遍，然后提到从野野口修房里找出的小说原稿，她果然露出一副被吓坏的样子。

我试着问她，对于野野口持有的原稿和日高邦彦的小说内容酷似有何想法，她却说毫无头绪。

“说外子从谁那里窃取小说的创意，或是以他人的作品为踏板，这绝对不可能！因为他每酝酿一本小说，总是绞尽脑汁、万分辛苦，更别说是请人捉刀代写了……这我怎样都无法相信。”

日高理惠的语气虽然平静，眼底却已浮现怒意。对于她的说法，我无法照单全收。她和日高邦彦结婚才一个月，对于他的一切，很难说全盘了解。

或许是察觉到我的想法，日高理惠又道：“如果你以为我们结婚的时间很短，相识不久，那就错了，我曾是外子著作的责任编辑。”

对此我们也确认过了。她曾经在某出版社工作，好像就是因此而认识了日高邦彦。

“当时我们俩曾为了下部作品进行过艰辛的讨论。虽然最后我负责编辑出的长篇小说只有一本，可是如果没有我们的讨论，那部作品根本不会产生。所以声称和野野口先生相关，简直是无稽之谈。”

“那部作品叫什么名字？”

“《萤火虫》，去年出版的。”

我没读过那本小说，于是询问一起去的同事。关于日高邦彦的小说，很多刑警都想办法翻了一遍。

他的回答很清楚，且意味深长。他说，在野野口修的笔记和磁盘里，恰恰没有与《萤火虫》内容相符的稿子。

事实上，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皆为日高邦彦出道三年内的作品。而在此之后的作品，也有将近一半在野野口的屋子里找不到相符的原稿。根据我的判断，日高邦彦一方面请野野口修当捉刀人，一方面自己也从事创作。

所以，就算有像日高理惠讲的“没有我们的讨论就不会产生”的作品，也不足为奇。

我将提问内容稍作改变，问她是否知道野野口修杀害日高邦彦的动机。

“关于这点，我一直在想，不过真的想不出个所以然来。野野口先生为什么要对外子……老实说，至今我还是无法相信那个人就是凶手，因为他跟我们是那么亲密，我从没见过他俩动手或是吵架。我依旧以为，肯定是哪里弄错了。”

从她的表情感觉不出她是在演戏。

告辞的时候，她送了我一本书，灰色的封面掺着金粉，是《萤火虫》的单行本。她送我书，或许是希望我读后别再怀疑她丈夫的实力。

当天晚上，我开始读那本书。其实之前我问野野口修，日高邦彦是否有推理小说之类的作品时，他提到的就是这本。我不知道其中是否有特殊的用意，不过再进一步思考，或许是他特地举一本与自己无关的作品。

《萤火虫》描写的是一个老男人和他年轻妻子的故事。男人是位画家，妻子原是他的模特儿。画家一直怀疑妻子对他不忠，就这点来看，与一般通俗小说并无二致。不过，事实上画家的妻子拥有双重人格，而自从画家得知此事之后，剧情急转直下。那女人的其中一个分身有个年轻情人，两人正计划要谋杀画家；另外一个分身却忠实于画家，且打心底爱他。画家考虑着是否该将妻子送进医院治疗，就在此时，书桌上放了这么一张便条：“会被精神科医生杀死的是‘她’，还是‘我’？”

也就是说，治疗过后，并不能保证被留下的是爱着画家的那个分身。不用说，这张便条是恶魔妻子放的。

苦闷的画家夜夜都梦见自己被杀害的情景：拥有天使般容颜的妻子对他展露微笑，突然，卧室的窗户开了，一个男人从外边窜了进来，持刀对他展开攻击，眨眼之间，男人变成了自己的妻子……他重复做着这样的梦。

最后，他的生命果真受到威胁。在正当防卫时，画家把妻子刺死了。然而，此后他却有了新的烦恼。在妻子被杀的前一刻，她好像刚变换了人格，他不知自己杀死的是天使还是魔鬼。这成为了永远的谜。

以上是我的大略整理。或许阅读能力强的人看后会有更特别、更高明的解释，譬如说男性日渐衰退的性欲或潜藏在艺术家体内的丑恶心机等，这些恐怕要深入体会才行。不过，语言文字水平一向很低的我，既不懂分章断句，又看不出表现手法的好坏。

这样说对日高理惠是抱歉了点，不过，“不太有趣”是我对这本书的真实想法。

我们来比较一下日高与野野口两人的简历。

日高邦彦读的是某私立大学的附属高中，然后直升该大学文学院的哲学系就读，毕业后陆续在广告公司、出版社待过，其间以一篇短篇小说获得新人奖的肯定，自此开始写作生涯，那大约是十年前的事了。刚开始写作的前三年，他的书卖得并不好，但第四年时，一本《死火》使他勇夺文学创作大奖，此后他便一步步朝人气作家的路途迈进。

野野口修就读于另一所私立高中，经过一次落榜，他也考上了某国立大学的文学院，专攻日文，并选修了教育学分，毕业后在公立初中任教。直至今年辞职为止，他总共待过三所学校，我和他同执教鞭的那所，是他的第二站。

野野口修以作家身份出道是在三年之前，他替一份儿童半年刊杂志撰写长约三十页的小说。但他未曾发行过小说单行本。

根据野野口修的说法，各自走上不同道路的两人于七年前再度会面。当时他在某本小说杂志上无意中看到日高的名字，想念之余就前去探访。

我对此持保留看法。就像先前所讲的，他们两人碰面后，大约过了一年，日高邦彦就得了文学大奖。不过得奖的那本《死火》却是最早与野野口稿子内容一致的作品。与野野口的相遇替日高带来了好运，这种推测应不算空穴来风。

我前往出版《死火》的出版社，询问当年负责的编辑。那人姓三村，是位谦逊的中年人，现已升任小说杂志的总编。

我的问题只有一个重点，旨在厘清日高邦彦当时写出的这部作品，是在他一直以来的实力范围之内，还是如有神助的难得佳作。

三村先生不答反问：“您是针对最近流传的影子作家传闻进行调查吗？”

他显得有点神经兮兮，这点我可以理解。对他们编辑而言，日高邦彦虽已亡故，却还是不能诋毁他的名声。

“既然说是传闻，就表示是没有根据的事，我只是想确认。”

“如果毫无根据，我不相信您会提出这种古怪的问题。”三村一语将我戳破，接着回答道，“就结果来说，《死火》确实是日高先生写作的分水岭。也有人说，日高因那部作品而脱皮、蜕变了。”

“这么说来，它比之前的作品要好上很多？”

“嗯，可以这样说。不过，我并不觉得很意外，因为他本就很有实力。只不过，他之前的作品太粗糙，让读者挑出了很多毛病。也有人说，他的理念传达得不是很清楚，但这一点在《死火》一书中就处理得很好。您读过吗？”

“读过，很精彩的故事。”

“是吧？我至今依然觉得那是日高最好的作品。”

《死火》讲的是个普通上班族到外地出差，看到美丽烟火受到感召，立志成为烟火师傅的故事，很有趣，特别是关于烟火的描写更是精彩。“那本书是一气呵成、没经过连载吧？”

“是的。”

“日高先生在动笔之前，曾和你们讨论过吗？”

“那是当然，不论何时，和哪个作家合作都是这样。”

“那时，您和日高先生谈了些什么？”

“首先是内容、书名、情节，接着则是讨论人物的性格等。”

“是你们两个一起想的？”

“不，日高先生基本上已经想好了。那是一定的，因为他是作家嘛。我们只是听取作家的故事，陈述意见。”

“将主角设定为烟火师傅，这也是日高先生自己的创见吗？”

“当然。”

“那您听了以后作何感想？”

“感想？什么意思？”

“您没想到那确实是日高先生才有的创意吗？”

“我没想到这个。不过我一点也不意外，因为写烟火师傅的作家并不在少数。”

“有没有哪些部分是因为您的建议才修改的？”

“并不多。我们看过完成的稿子，发现哪里有问题才提出来，至于要怎样修改则是作家的事。”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日高先生拿别人的作品，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表现手法加以改写，然后让您来读，您能分辨出那是别人的作品吗？”

三村略一思索后回答：“老实说，我分辨不出。因为要判断是不是某位作家的作品，借助的就是词汇的运用和表现的手法。”

他又补充说道：“可是警察先生，《死火》肯定是日高的作品。在他写作期间，我曾见过他好几次，他总是为还有破解不了的难题而非常苦恼。如果是以他人的小说为草稿，应该不会那么辛苦。”

对于这个，我不敢再说什么，只道了谢就起身告辞。但在我脑中却出现相反的情形。

我想，痛苦的时候要假装快乐是很困难，但快乐的时候要假装痛苦却好办。

我的影子作家假说并未动摇。

犯罪的潜在因素往往是女人，这句话人们耳熟能详。但针对这起案件，警方却并未深入调查野野口修与异性的交往情形。不知为何，专案组内部似乎产生了一种共识，认为野野口修和这种事扯不上边。或许是野野口本人的形象让我们产生了这样的错觉。虽然他长得不是特别丑，却令人很难想象跟他在一起的女性会是什么样子。

然而，我们看走眼了。即使是他，似乎也有交往密切的女性。再度前往野野口修住处调查的同事发现了线索。

他们找出了三件证据。第一件是一条围裙，格子花纹，很明显是依女性的喜好设计，放在野野口修的橱柜抽屉里，看得出是洗过、熨好后才收起来的。

这莫非是某位偶尔到这屋里来的女子，在帮他整理家务时使用的？我们如此猜测。

第二件是一条金项链，连礼盒一起用包装纸包着，是世界闻名的珠宝品牌，令人一看就觉得像是件待送的礼物。

第三件是旅行申请表，折成小块，和包装好的项链一起放在珠宝盒里，是某旅行社的固定格式表格，内容显示野野口修曾计划前往冲绳旅行。申请日期是七年前的五月十日，预计出发日是七月三十日，可见当时打算利用暑假去玩。

问题出现在参加者一栏中所填的姓名。和野野口修并列的名字是野野口初子，年龄二十九岁。

我们马上针对这名女性展开全面调查，结论是此人并不存在。准确地说，在野野口修的亲属中根本没有这号人物。合理的推测是，他和某名女子假扮夫妇，打算相偕去旅行。

由这三样证据我们可以推断，至少在七年前，野野口修有一名恋人。姑且不论现在他们的关系如何，他应该还对这名女子念念不忘，否则他不会郑重地把两人的纪念品收藏起来。

我向上司请求对这名女子展开调查。

我不确定她是否和这起案件有关，不过七年前正好是日高邦彦发表《死火》的前一年，当时野野口修境遇如何，应该见过这名女子就能知道。

首先，我试着去问野野口本人。面对撑坐在病床上的他，我说了发现围裙、项链和旅行申请表的事。

“我想问你，那件围裙是谁的？那条项链你打算送谁？还有，你计划和谁去冲绳旅行？”

面对这个话题，野野口修一改常态，非但表现出拒绝讨论的态度，还明显有些惊慌失措。

“这些事和这次案件有何关联？没错，我是个杀人犯，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可是难道连不相干的个人隐私都必须公之于世吗？”

“我没说要公之于世，你只要告诉我一个人就够了。如果调查结果显示这些真的与案情无关，我绝对不会再来问你，当然也不会透露给媒体。还有，我向你保证，我不会给那名女士带去麻烦。”

“这和案情无关，我的话不会错。”

“如果真是这样，你就爽快一点告诉我。老师你现在的态度，只会让我们更加猜疑，从而更彻底地调查。这样，很多事情都能真相大白，同时事情在媒体前曝光的几率也高了，这也是你不愿见到的吧？”

然而，野野口修并不打算说出那名女子的名字，反而就搜查的做法质问我。

“你们不要再到我的屋里乱翻了，那里还有别人寄放的重要书籍。”

按照医嘱，会客时间有限，我只好离开了病房。

好在这趟并没有白来。我有把握，只要查明神秘女子的身份，肯定对厘清案情有帮助。

但从何查起呢？我先向野野口的邻居打听，是否见过女性到他家去，或是听到屋内传出女性的声音。一问到男女关系，就算口风一向很紧的人，也往往会出乎意料地积极提供线索。

但是这番探访一无所获，就连住在野野口家左侧、经常在家的家庭主妇也说没见过女性访客出入野野口家。

“就算不是最近的也行，难道几年前也没见过吗？”

因为听说这位太太已经在这里住了十年，我才这样问她。她和野野口是同一时期搬进来的，应该有机会看见他的情人。

“如果是更早以前，或许有，可是我不太记得了。”她回答道。这或许是最合理的答案。

我试着重新彻查野野口修的交游范围，连他今年三月才离职的那所初中也去了。然而有关他私生活的领域，知道的人真是少之又少。他一向就不太和人来往，自从生病以后，更是从未在校外和学校里的人碰过面。

无奈之下，我只好前往野野口修更早之前待过的那所学校。

七年前，他打算和情人一起去旅行时，应该就在那所初中教书。老实讲我不太想去，因为那也曾是我执教鞭的地方。

我计算好下课的时间，往那所学校走去。记忆中的三栋老旧校舍已有两栋翻新。若说有什么改变，也仅止于此。操场上足球队正练习着，与十年前的光景一模一样。

我无法鼓足勇气走进校门，只好站在外面，看着放学的学生从面前走过。突然，我发现人群里有一张熟识的面孔。那是一名姓刀根的英语老师，大概高我七八届。我追上去，叫住了她。她好像记起了我，惊讶地笑着。

我和她寒暄起来，泛泛地询问她的近况。之后，我直接挑明想问她有关野野口老师的事。刀根老师好像马上联想到最近引发话题的人气作家遇害案件，表情严肃地答应了。

我俩走进附近的咖啡店，这家店以前可没有。

“关于那件事，我们也很惊讶，想不到野野口老师竟然会是杀人凶手。”接着她以兴奋的语气补充道，“而你加贺老师，竟然还是案件的侦办人，真是太巧了。”

“拜这巧合所赐，我成了最辛苦的人。”

听了我的话，她点了点头，好像深表认同。

我赶紧进入正题，首先问她：野野口修有无特定的交往对象？

“这个问题可难了。”这是刀根老师的第一反应，“以女人的直觉来说，应该没有。”

“是吗？”

“不过所谓女人的直觉，只是光凭印象去猜测，偶尔也会有相差十万八千里的情形，所以我想把一些基本信息告诉你会更好。野野口老师曾相过很多次亲，这你知道吗？”

“不，我不知道。”

“他相亲很频繁，有些应该是当时的校长介绍的，所以我才想他没有女朋友。”

“那是几年前的事了？”

“就在野野口老师离开我们学校前不久，应该是五六年前。”

“在那之前怎样？也是频繁地相亲？”

“这个啊，我记不太清楚。我问问其他老师好了，当时的那些老师大都还留在学校里。”

“拜托你了，多谢帮忙。”

刀根老师拿出电子记事簿，输入待办事项。

我提出第二个问题：关于野野口修和日高邦彦的关系，她是否知晓一二？

“对哦，那时你已经离开学校了。”

“‘那时’指什么时候？”

“日高邦彦得到某新人奖的时候。”

“那后来怎样？我连重要的文学大奖都很少注意。”

“我也是，此前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新人奖。不过那时的情况很不寻常，野野口老师特地把刊登获奖作品的杂志带到学校，让大家轮流翻阅。他说得奖者是他的同班同学，兴奋得不得了。”这件事我没有印象，应该是我离职后才发生的。

“看来那时野野口老师和日高邦彦就有来往？”

“我不太记得，不过我想那时应该还没有。可能是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俩才再度碰面。”

“你说过了一段时间，是指两三年以后吗？”

“应该是吧。”

这与野野口修自己所说，是在七年前拜访日高邦彦、重新来往的说法不谋而合。

“对于日高邦彦，野野口老师有何评价？”

“什么意思？”

“什么都行，不管是对他的人品还是作品。”

“我不记得他针对日高本人说过些什么，对于作品倒是经常批评。”

“你是说他不太欣赏日高的作品？他都是怎么说的？”

“细节我忘了，不过大体都是相同的意思，什么曲解文学的含意、不会描写人性、俗不可耐之类，就是这样。”

这和野野口修本人的说法倒是大相径庭。他还说自己抄写这种作品，将其当成学习的范本！

“即使瞧不起，他还是读了日高邦彦的书，甚至跑去找他？”

“嗯，或许评价是出于文人相轻的心理。”

“什么意思？”

“野野口老师也一心想成为作家，看到童年的故友超越自己，难免会觉得心慌。可他又不能若无其事，到底还是读了对方的书，这样他才有资格大加批评，说自己写的要比它有趣得多。”

这也不无可能。

“日高邦彦因《死火》获得文学大奖的时候，野野口老师的表现怎样？”

“我很想说他忌妒得快要发狂，只是看上去好像不是这样。相反，他还到处跟人炫耀呢。”

这句话本身可以作出各种解释。

虽然没有查出与野野口修交往的女性是谁，这番谈话依然颇具参考价值，我向刀根老师道谢。

确认案情的调查工作告一段落后，刀根老师问我对于现在这份工作的感想以及当初转行的心路历程，我拣了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敷衍她。这是我最不愿谈的话题之一，她大概也察觉到了，没有苦苦追问。只是，最后她说了一句：“现在，校园暴力事件还是层出不穷。”

应该是吧，我回答。只要提到校园暴力，我就会变得敏感，因为我总忘不了过去的失败。

走出咖啡店，我与刀根老师告别。

第二天，我们找到了一张照片。发现者是牧村，那天我和他再度前往野野口修的房子展开调查。

不消说，我们的目的是想查出与野野口修有特殊关系的女性是谁。围裙、项链、旅行申请表——现在我们手中有这三样证据，应该会有更关键的物品。

或许会有那个女人的照片，我们满心期待。既然他连纪念品都郑重地收藏，不可能不随身放着对方的照片。然而我们确实找不到那种东西，就连厚厚的相册里也找不到有关联的人物影像，真是太不寻常了。

“为什么野野口手边不留女人的照片呢？”我停住翻找，询问牧村的意见。

“应该是他没有吧？他俩若曾经一起旅行，才会有拍照的机会，否则要拿到对方的照片可没那么简单。”

“连旅行申请表都保存完好的男人，竟然连一张情人的相片都没有，这可能吗？”

既然有围裙，就表示那个女子经常到这里来，那时应该就会拍照了吧？野野口修有一台能够自动对焦的相机。

“你是说应该会有照片，只是不知道藏在哪儿？”

“是。但他干吗要藏起来？他被捕以前，应该不会想到警方会来搜他的屋子。”

“我也不知道。”

我环顾了一下房子，脑中突然灵光一闪。我想起日前野野口修讲过的一句话：“你们不要再到我的屋里乱翻了，那里还有别人寄放的重要书籍。”

我站在一整面书墙前，从头开始按照顺序寻找。我猜这里应该有野野口所说的、不愿别人碰触的重要书籍。

我和牧村分工合作，一本本仔细查看里面是否夹藏着照片、信或便条之类的东西。

搜索持续了两个小时以上。

不愧是靠文字吃饭的家伙，他的书可真多，我们周围堆起的书就像比萨塔一样歪斜着。

会不会是我们想偏了？就算野野口修真的把照片或什么资料藏了起来，也应该不会藏得连自己要找都很困难。照理说，应该是随时可以拿出来，也可以随时收好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