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从后背下方开始，逐渐延伸至双脚。他的双臂起初因为疼痛，不由自主地发颤，后来就没了知觉。右臂最终不听使唤，耷拉了下来，完全麻木了。接着左臂也垂了下来。

“帕帕兰博斯！手抱头！快点！”

手臂恢复了知觉，剧烈的刺痛随之袭来。他勉强再次举起双臂。疼痛和屈辱蜇疼了眼睛，但他努力忍住，绝不哭出来。又一个小时过去了，他双腿发软，差点跪倒在地，右脚失去了知觉。

他踢了踢面前的墙壁，试图恢复知觉。“别乱动，帕帕兰博斯！要是再让我看见你这样，那你明天就接着站吧。”

放学时间到了，孩子们散去。弗蒂妮静静地坐在书桌旁。她知道，只有等老师发话，吉阿尼斯才能结束罚站。她想像往常一样，等他回家。

可她的等待更加激怒了女教师。要不是因为弗蒂妮，吉阿尼斯根本无须这样受罚。

“你们俩可以走了，”她气呼呼地对两个孩子说，“要是你们都能遵守规矩，我就不用这样教训你们了。”

终于等到老师开口放人，吉阿尼斯却发现自己一时半会儿还是动弹不得。过了好大一阵子，四肢才恢复知觉。弗蒂妮挽着他的手，默默地拉着他走出教室。

除这次之外，还有很多时候，卡卡尼蒂斯女士都觉得自己必须好好责罚一下这个学生。于是，吉阿尼斯每周都会在墙角站上好几个小时。

吉阿尼斯和弗蒂妮毕业的日子到了，他们的道别声中没有悲伤。这位女教师也很高兴送走这两个孩子，因为他们从不遵守她定下的“规矩”。

很多年过去了，吉阿尼斯和弗蒂妮在大学毕业后结了婚，并且也像其他年轻村民一样，在外地发展，从此很少返乡，即使八月份也不曾回来过。弗蒂妮做了律师，吉阿尼斯则接受专业培训，成为一名医生，后来专攻风湿病的治疗。

虽然工作时间很长，条件艰苦到几乎无法忍受，吉阿尼斯依然热爱自己的工作。像希腊其他地区一样，由于当地政府削减开支，医院危机四伏，医生身心俱疲，常常累得病倒。

七月的一个周五下午，吉阿尼斯为一个请病假的同事顶班。如果是自己的班，他就会在开诊前浏览一下病人名单，但那天来就诊的都不是由他主治，所以也就没有了这必要。最后一位病号是个女人。

她吃力地拄着拐杖走进门来。腰弯得很低，所以看不到脸。不过她刚一落座，吉阿尼斯就认出了那双又圆又亮的眼睛。虽然黑发已变得灰白，她的表情却一如从前。

卡卡尼蒂斯女士则完全没有认出他来。二十年的时光让吉阿尼斯脱胎换骨。小鼻子变得大而圆润，雀斑不见了，早前如丝般柔顺的直发开始打卷。在她看来，他只是一位能医治她的医学专家。如今，身体的剧痛让她彻夜难眠，而眼前这位医生则可以帮她摆脱病痛的折磨。她对医生这一职业充满了绝对的信任。

吉阿尼斯艰难地咽了口唾沫，竭力不让自己的声音露出马脚。“嗯，卡……”

“卡卡尼蒂斯女士。”她接过话来，帮他念完了自己的姓氏。

“请问，”他语调轻快，“我能为您做些什么？”

“嗯……”她说，“我想，我可能有关节炎初期症状。”

“具体症状是什么？”

“早上醒来时，”她说，“觉得全身僵硬，几乎无法起床。起来之后，直不起身子。”

“你觉得疼吗？”

“经常疼，”她答道，“疼得厉害。”

“嗯，我们需要看一下是不是慢性的，所以有必要在一段时间内监测您的身高变化，以便了解弓腰的症状是否在加剧。要是您能站起来一下，请……”

卡卡尼蒂斯女士艰难地从椅子上起身，靠着墙上的标尺站好。

“不好意思，请您稍等一会儿……”吉阿尼斯边说边起身，“我得去拿样东西。请您就这样站着别动。”说完，他离开了诊室。

他靠着外面的墙待了几分钟，心怦怦直跳。只是听到她的声音，就会勾起他心底种种不快的往事，让他想起当初忍受的疼痛折磨。

医院里闷热得让人窒息。空调已经坏了好多天，空气污浊不堪，充斥着消毒水和汗水的味道。吉阿尼斯走出医院大门，穿过停车场，在一片长着矮灌木、满是烟头的空地上收住脚步。他倚在一棵树上，点燃了一支烟。在家，他从不抽烟，因为弗蒂妮讨厌烟味，但工作时却常常屈从于烟瘾的诱惑。在这所年久失修、疏于管理的医院里，因为长年承受繁重的工作，抽烟成了他排解压力的唯一途径。还有好几个医务人员也选择这种放松方式。

在吉阿尼斯的职业生涯中，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无法治疗一个病人。他无法照看一个他不在乎的人的健康。

他抽了一支又一支。时间悄悄流逝。再次看表时，他发现已过去了三十多分钟。今天的病人中，卡卡尼蒂斯女士是最后一位，所以他觉得没必要那么赶，于是慢悠悠地返回医院大楼。

吉阿尼斯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卡卡尼蒂斯女士怀着对医生职业的无比崇敬，一直靠墙站着。她不敢随便坐下。

其实没过几分钟疼痛便席卷全身，可她仍坚持立在原地。她的每根骨头都在发出抗议，强烈要求她坐下，但要是医生回来时发现她坐着，那就意味着她违背了医嘱。所以，她下定决心，一直站着。

吉阿尼斯再次出现时，这位老妇人正疼得强忍住泪水。

“让您久等了，实在抱歉。”他轻快地说，“我们先量一量，您就可以坐下来了。”

他记下了她的身高，让她平躺在长椅上，进行脊椎检查。衰老的症状相当明显。有时，他也会吃惊——人们总是在经受极大痛楚后，才来看医生。

“好了，”检查完毕，他说，“请坐吧。”

她重重地跌坐在吉阿尼斯桌对面的椅子上，看他做了几行记录。

“您能给我开点儿药吗，巴里纳吉斯医生？”

吉阿尼斯抬起头。“我不是巴里纳吉斯医生，”他说，“他这周不在。”

“哦，”她说道，话音里明显有一丝绝望。“不过我想问的还是一样，您能给我开点儿什么吗？”

“现在还不行，”他说，“一个月以后再来吧。到时候巴里纳吉斯医生应该就回来了。”他站起身，向病人明确示意，问诊已经结束。

“谢谢您，医生。”卡卡尼蒂斯女士说。接着，她费力地站起来，挪动僵硬的身子朝门口走去。她停了一下，望了望挂在门背后的白大褂上的姓名牌，然后用蜷曲的双手，拧动门把手。

老妇人蹒跚地走出诊室。吉阿尼斯盯着她踽踽独行的背影，发现自己居然能透过她的薄衬衣看到她背后那道如梯子般粗大而歪扭的脊柱。门在她身后合上了。而他，却忽然如梦初醒。多半就是这位老妇人成就他如今能身在此地。当年在教室墙角罚站，一连数小时盯着墙上的人体解剖图，是他后来走上学医道路的催化剂。羞愧感犹如手术刀的利刃，刺痛了他的心。

门外的走廊里，老妇人仍在等电梯。他加快脚步。

“卡卡尼蒂斯女士……”

她抬起头。吉阿尼斯看到那双圆眼睛直视着他。

“我对不住您。”他主动坦白。

“我也是呢，帕帕兰博斯医生。”她说着，激动得哽咽了，“我也对不住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