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九月初的一天，暑热未消，依旧是直逼四十度的大热天。两个孩子正走在上学的路上——这是他们第一次去学校。

吉阿尼斯的妈妈握着儿子的手，发觉小男孩的掌心汗涔涔的。弗蒂妮的妈妈也感到女儿的手指紧扣着她的手。两个女人都不知道谁更紧张——是孩子，还是她们自己。

近年来，村里人口锐减。许多年轻人都去了海外工作，只有夏天才会回来小住几个月。每到此时，村子主干道旁的咖啡馆就会挤满了人，再度变得热闹非凡。“这才是以前的样子。”面对此情此景，年长的人会眼睛湿润，低声慨叹。八月里，人们大摆宴席，纪念当地的守护神圣提多，村边的圆形空地上摆满了搁板桌和塑料椅。可是仅仅一周之后，村里又会空了一大半。一把把椅子用绳子串着，靠着教堂外墙，高高摞起。复活节，寥寥无几的留守村民们围聚起来享用烤羊羔肉，一小部分椅子也许又能派上用场。

大点儿的孩子现在都已到邻镇上学，每日由校车接送。不过村里还有二十来个六到十一岁的孩子，足以填满一所小学。

不少村民把子女送往他们自己童年时就读的校园。他们中许多人都曾是卡卡尼蒂斯女士的学生。这位女教师三十年前就来到了这个村子。

说句公道话，正是这位女教师帮孩子们打下了坚实基础，为日后的初中学习做好铺垫。从某种程度上说，年轻人正是因为接受了她的教育才会一去不复返。因为接受高等教育时，他们纷纷脱颖而出，拿到了奖学金，甚至是去国外深造的机会。

“耕好地，种子才会发芽。”她常这样对家长们说。这个比喻源于她幼时观看父亲在园里耕作的经历。那块地大概有一千平方米，但她父亲却把土全部细细筛过，直到能像沙子一样从指缝流下。正是他的精耕细作让那片地变得肥沃多产。

“成败取决于准备工作。”这句教诲，他对女儿说了不下一千遍。

老卡卡尼蒂斯先生特别看重庄稼的整齐有序。播种和移栽幼苗时，他都会用小木棍和绷紧的线绳量好距离，一丝不苟。

“种好地，收好粮。”他经常对女儿这样谆谆教导。慢慢地，这些话就融进了她的思维。

老卡卡尼蒂斯先生自然获得了大丰收。当邻居们仍在同样布满石块的贫瘠土地上勉强种些番茄和豆子时，他的土地上却丰盛地产出各式蔬菜。从五月一直到十一月，他每天都会在大街旁的一张台子上摆满当天采摘的农产，前面搁一只锈铁罐用来收钱。洋葱、胡萝卜、西葫芦或辣椒——总有长势喜人的蔬菜等着采摘。

当时，还是小女孩的卡蒂娅看着父亲总是把铁罐里收来的钱倒进一只木匣子里，然后那只匣子就不见了。整个童年时代，她都在纳闷那些钱上哪儿去了，因为那时候生活似乎60总是很拮据。不过当她要去拉里萨上大学时，她才明白父母攒了这么多年钱的目的。夫妻俩省吃俭用存起的德拉克马足以供她读书，直至考取教师资格证。

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读书就是走出小村子的通行证。然而对于卡卡尼蒂斯女士来说，读书却是她的回程票。自始至终，她的梦想不是别的，就是回到她早年接受教育的学校教书，她想把自己的儿童教育理念付诸实践。她觉得自己当年接受的教育中有许多谬误，如果能回到那里教书，那就像是完成了一个美妙的循环，就像她父亲当年用收获的番茄种子孕育来年的幼苗一样。

带着吉阿尼斯和弗蒂妮赶到校门口时，两位母亲相互问好。她们只相差两岁，而且早年也都曾在这里念书。

“早上好，玛丽亚。”

“早上好，玛格丽特。弗蒂妮今天可好？”

小女孩的母亲替她回答：“有点儿紧张。”

“我觉得吉阿尼斯也是。”

小男孩皱起眉头，他可不想被人看作胆小鬼，虽然心里一直在忐忑。他还从没怎么离开过妈妈的视线，不过他知道，是时候了。全校虽然只有二十个孩子，但在他眼中却是黑压压一大片。他在意的不仅仅是人数，更是这些人的个头——年长的孩子真高大。

小弗蒂妮看起来自信些。她有个哥哥刚从这里毕业，所以看着大一点儿的孩子在校门外转悠，她并不畏怯。

“过几个小时我就来接你。”小女孩的母亲一边叮咛，一边放开了手。

小弗蒂妮朝吉阿尼斯伸出了手。卡蒂娅·卡卡尼蒂斯初次见到这对孩子时，他们就是这样手挽手进来的。她走过来，弯下腰。“早上好，孩子们！”两个孩子不约而同地扬起头，望着女教师瘦削的面孔。他们看见又圆又亮的眼睛下面有大大的黑眼圈，下巴尖尖的。大部分头发在脑后绾成一个髻，有几绺披散着。她弯腰靠近他们时，吉阿尼斯注意到有一只小蜘蛛正朝她头顶爬去。

这一幕让他看得出了神。

“你一定是吉阿尼斯吧，”她说，“而你就是弗蒂妮？”

弗蒂妮点点头。

“嗯？”女教师望着吉阿尼斯。

吉阿尼斯的心思仍然在小蜘蛛身上。此时，它已消失在女教师浓密的黑发里。弗蒂妮使劲儿捏了捏小男孩的手。于是，他狠命地点了点头，什么话都没说。

“你坐这儿。”卡卡尼蒂斯女士指着前排一个空位子对弗蒂妮说。“吉阿尼斯，你坐后面。”

吉阿尼斯的那张课桌旁已经坐了一个男孩。他面前摊开放着一本有插图的书，手托着腮帮，盯着书上的字。吉阿尼斯坐过来时，他既没抬头看，也没挪一挪身子，丝毫没有让出些地方给新同桌的意思。

八十年代，卡卡尼蒂斯女士初任教师时，曾进行了一些革新。并不是想逐步实现学校管理的现代化，而是重新推行某些传统理念。她的前任曾尝试了不少时新方法，其中一项就是用塑胶贴面板做的新式课桌换掉古老的木桌，并以讲台为中心，把学生的桌子围成一个半圆。对于两个学生共用一张课桌的新做法，卡卡尼蒂斯女士并不认可。学生不能再独享一张课桌，她深感惋惜。而她所能做的，就是在学年伊始把桌子搬回原位排整齐。

旧式课桌的特色之一就是每张课桌上都设有墨水池。如今在教室最前面的讲台上，她摆了一只大墨水瓶，坚持让大一点儿的孩子重新使用钢笔。

“圆珠笔写不出好字。”每当孩子们抱怨时，她就会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美丽的希腊文是古人创造的。那时候可没有圆珠笔，所以你们现在也不能用它。”

她的另一个怀旧做法是在墙上张贴希腊字母表、数学公式和哲人隽语。对于把孩子们的作业挂在墙上展示的做法，她不以为然——展示任何不完美的东西都是毫无意义的。为什么要勉强夸赞不完美的东西呢？榜样必须能够激发孩子们积极进取，奋发图强。在她看来，学生们的进步已经证明了她的做法是行之有效的。

吉阿尼斯和弗蒂妮渐渐养成了手牵手一起上学的习惯。有时，两个孩子会一起走进教室，坐在同一张桌旁。

“起来！”卡卡尼蒂斯女士一进门就会呵斥道，“起来！起来！快起来！你知道哪儿是自己的位子，吉阿尼斯。所以，快坐回去！”

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非要把这两个孩子拆开。除了回答老师提问或者应老师要求朗读课文，教室里不准学生说话。两人关系好，坐在一起，这又有什么害处呢？

弗蒂妮非常讨厌同桌——矫情的艾尔皮达。那女孩写字时，总是用手遮住。在弗蒂妮看来，那么小心保护字母，唯恐别人看了去的做法简直匪夷所思。因为和她同龄的孩子都在学字母，字母根本不“属于”任何人。

“干吗这么神神秘秘的？”她打破沉默，直截了当地对同桌悄声说。这种大胆作风是从哥哥那儿学来的。艾尔皮达没搭理她。

与此同时，吉阿尼斯则成了同桌的出气筒，身上被掐得青一块，紫一块。其实，“共用”课桌并不能恰当描述他们俩的情况。那个叫帕诺斯的胖男孩霸占了桌子上超过三分之二的空间，而且时常用力推挤吉阿尼斯，不是把吉阿尼斯挤出座位，就是将他的课本挤到地上。卡卡尼蒂斯女士总是斥责吉阿尼斯，怀疑他是故意捣乱。更糟的是，帕诺斯身上总是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天热时，那味道简直让人透不过气来。

这所学校分为两部分：教室和操场。冬天，他们本该在操场上四处跑动，锻炼一下身体，但女孩们总是聚成一个个小群体，唧唧喳喳说

些闲话。男孩们则会踢足球，弄得尘土飞扬。整个第一学期，课外活动时，吉阿尼斯和弗蒂妮总是避开别的孩子，单独在一起，有时愉快地聊聊天，有时也会用小石子玩自己发明的游戏。卡卡尼蒂斯女士在旁观察，心中气恼。这两个孩子不合群，而集体观念却是她煞费苦心要在学生中间建立起来的。只要一看见他们把头靠在一起亲密交谈，她就火冒三丈。

“当心虱子！”每当看见两个孩子的黑发几乎交叠起来时，她就会大喊，“当心虱子！你们坐那么近，会互相传染虱子！”

后两个学年，吉阿尼斯和越来越胖的帕诺斯被安排在前排，勤奋好学的弗蒂妮则被排在了最后。很多次，已经上课好几分钟了，吉阿尼斯仍趴在弗蒂妮的书桌边，旁若无人地和她聊着。对此，卡卡尼蒂斯女士总是视为眼中钉，她就不声不响地走过去，“邦”的一声巨响，把戒尺重重拍在书桌上。

“回你的座位去，帕帕兰博斯！”

要是在她教学生涯的早期，这把尺子会落在学生的屁股上或者手背上，留下一道火辣辣的红印。那红印往往要一个小时左右才会消散。她有些怀念可以施行体罚的旧时光。那时候，各种惩戒方法均有明文规定。孩子们腿上的红印子足以让他们长记性，但又不至于严重到放学铃响时还不消散。

吉阿尼斯和弗蒂妮小学毕业那年，卡卡尼蒂斯女士觉得自己终究还是没能教会他们守规矩。在她看来，循规蹈矩是孩子们步入人生下一阶段的基本前提。

“吉阿尼斯，”她用冰冷的口气对男孩说——近一年来，这孩子个头猛长，眼下几乎可以与她平视，“要是你没法按要求做好，那我有另一个办法让你记住这个教训。站到墙角去！面朝墙站好！手放头上！不许乱动，直到我发话为止！”

一连数小时，吉阿尼斯一动不动站在原地，忍受着炎热天气的煎熬。其他孩子都出去玩了，在院子的喷泉下大口喝水解渴，吃完自带的小食品，回教室继续上课。

他面对的墙上挂着一幅卡卡尼蒂斯女士挑选的人体解剖图，上面清晰地展示着人体的每块骨头、肌肉和肌腱。四个小时里，吉阿尼斯一直盯着那幅画，只要稍微动弹一下，就会招来女教师的大声斥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