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意料，我所害怕的日常生活怎么也没有开始的预兆。这是一种内乱，人们不考虑“明天”的程度比战争期间越来越甚了。

出借大学制服的高班同学从部队回来了，我把制服还给了他。于是我从回忆中，乃至从过去，短暂地陷入自由了似的错觉里。

妹妹死了。我知道自己是个也会流泪的人而获得某种轻浮的安心。园子和一个男子相亲，订了婚。我妹妹死后不久，园子就结婚了。我有一种可称之为“如释重负”的感觉吧。我自己欢欣雀跃，自负地认为不是她抛弃了我，而是我抛弃了她，这是当然的结果。

我长年的恶癖总是要牵强附会地把宿命强加于我的一切，当作我自身的意志，或者理性的胜利，乃至达到一种近乎疯狂的妄自尊大。在我称之为理性的特质里，有一种不道德的感觉、一种凭冲动的偶然把他放在王位上的假僭主的感觉。这个活像驴的僭主，甚至不能预知愚蠢的专制必然招致应有的复仇。

我带着暧昧的乐观心情度过了接下来的一年的时光。泛泛地学习了法律、机械地走读、机械地回家……我什么也不去打听，什么也不想去倾听。我学会像年轻僧侣长于世故的微笑。我没有感觉到自己是活着还是死亡。我仿佛全然忘却了。那种天然的自然自杀——由于战争造成的死亡——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了。

只有真正的痛苦渐渐而来。那简直像肺结核，自己觉察到症状的时候，病情就已进入不易治愈的阶段。

一天，我站在书店的不断上新刊的书架前，取下一本装订粗陋的翻译本。是法国某作家饶舌的随笔。随意翻开一页，一行字跳入我的眼帘。我按捺住不悦的不安情绪，把书合上，放回书架上。

翌日早晨，我忽然想起这件事，上学途中，顺路到了那家离大学正门不远的书店，把昨日那本书买了下来。开始上民法课时，我悄悄地拿出那本书放在翻开的笔记本旁，寻找昨日看到的那一行字。那一行字给我带来了比昨日更加明显的不安。

“……女子之所以拥有力量，只是取决于能够惩罚其情人的不幸程度。”

大学里，我有个亲密的伙伴。他是一家老字号点心铺的儿子。乍看他像个平庸无奇的勤奋学生，可是他对人和人生所流露出的“蔑视”的感想，以及极其接近我的虚弱的体格，引起了我的共鸣。我出于自我保护和虚张声势，养成了采取同样的犬儒派态度的习惯，他却与此相反，似乎有着最安全的自信的根基。我在寻思：这种自信是从哪里来的呢？不久，他看透我是童贞，以一种压在我心头上似的自嘲和优越感，坦白了他出入花街柳巷的事情。然后引诱我说：

“假如你想去，给我挂个电话，我随时都可以陪你去。”

“唔。假如我想去的话……大概……快了。很快就会下决心了。”我答道。

他难为情似的抽动着鼻子。仿佛在说明：他完全懂得我此刻的心理状态，从我这里反过来影响着他，使他回忆起他自己处在恰似我此刻的同样状态时的羞愧心情。我感到焦灼。这是一种习惯性的焦灼，它似乎想把映在他眼帘里的我的状态，与现实的我的状态完全合一。

所谓洁癖这个玩意儿，就是欲望所命令的一种任性的行为。我本来的欲望，是一种隐秘性的欲望，它甚至不容许存在这样露骨的任性的行为。尽管如此，我的假想的欲望——也就是对女子的一种单纯而抽象的好奇心——大概被赋予一种连任性的余地都没有的冷淡的自由。因为好奇心是没有道德的。也许这就是人类可能拥有的最不道德的欲望。

我开始了可怜的秘密练习。目不转睛地凝望着裸妇的照片，检验自己的欲望。——这是十分明白的事，我的欲望不加可否，没有反应。按惯例，恶习发作之际，我试图让自己首先适应没有浮现任何幻影，其次是心中浮现女人最猥亵的姿态。有时，这仿佛是成功了。而这种成功里包含着一种令人心碎似的扫兴。

我决定碰碰运气。我给他挂了个电话，让他星期日下午五点在一家咖啡店等候我。那是战争结束后第二个新年的元月中旬。

“终于下决心了吗？”——他在电话里哈哈大笑。“好，就去。我一定陪你去。若是爽约，我可不饶你。”

——他的笑声还在我的耳边萦回。我知道要对抗这种笑声，只有我那谁也没有察觉的痉挛的微笑。尽管如此，与其说我还抱着一线希望，不如说是迷信。这是危险的迷信。只有虚荣心才冒这种危险。而我则有一种常见的虚荣心，也就是不愿意让人认为都二十三岁了还保持着童贞。

仔细想来，我下决心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

——我们彼此以探索对方的表情望了望对方，他也知道今天不论装作一本正经还是哈哈大笑，都会显得一样的滑稽，他那暧昧的嘴角频频吐出了香烟的烟雾。他对这商店的点心之差说了两三句无聊的话。我根本没有好好听。他这样说道：

“你也有思想准备吧。第一次把人带到这种地方，要么是一辈子的朋友，要么就是一辈子的仇敌，二者必居其一啊。”

“你别吓唬人。正如你见到的，我胆子小。说什么一辈子的仇敌，我可不是个相称的角色。”

“就你这种自知之明，我也深感佩服啊。”

我故意采取强硬的态度。

“这暂且不说吧。”他挂着一副司仪的表情，“咱们得找个地方喝它两盅。不喝点酒的话，对第一次的人有点困难。”

“不，我不想喝。”——我感到自己的脸颊一阵冰凉。“我去，可决不喝酒。这点胆量，我还是有的。”

然后我们乘昏暗的市营电车，再倒昏暗的私营电车，经过陌生的车站、陌生的街道，来到了挤满寒碜的简易木板房的一角，看见紫色的、红色的电灯把女人们的脸都照得像纸糊的东西。嫖客们踏着化了霜的湿漉漉的街道，发出了像是赤脚走路的声音，无言地从我身边擦过。我没有任何欲望。只有不安在催促着我，简直像催促着要点心的孩子一样。

“哪儿都行。我说去哪儿都行嘛。”

喂，喂，阿哥。……我真想摆脱这种女人假惺惺的郁闷的声音。

“那家的妓女可危险。知道吗，那种容貌。还是这边比较安全啊。”

“管它什么容貌，无关紧要嘛。”

“既然如此，我要那个相对漂亮点的吧，日后可别埋怨哟。”

——我们一走过去，两个女人像着了迷似的站了起来。这房子很矮，一站起来脑袋几乎触及天花板。她们露出金牙和牙龈笑了。其中一个带东北口音的高个子女人把我诱骗到一间三铺席宽的小房间里。

义务观念促使我拥抱这个女人。我搂住她的肩膀刚要接吻，她就摇晃着厚实的肩膀笑了。

“不行。会全沾上口红的。要这样哟。”

她张开那满口金牙的红唇大嘴，伸出了像木棍似的有力的舌头。我也模仿着伸出了舌头。舌尖相触了……一般人可能不懂，那种无感觉的东西类似强烈的痛苦。我感到强烈的痛苦，而且是感受不到的痛苦，令我浑身麻木。我把头落在枕头上。

十分钟后，确定是不可能了。羞耻使我的膝盖发抖了。

数日里，我假定伙伴没有察觉，委身于那个痊愈的自我堕落的感情中。就像为害怕不治之症而苦恼的人，在确定病名之后，反而领略到暂时的安心感。尽管如此，我深知这种安心只不过是暂时性的。而且我心中等待着无处可逃的更大的绝望，正因为绝望才有持久性的安心。我也企盼着无处可逃的更大的打击，换句话说，企盼着无处可逃的更大的安心。

此后一个月内，我在学校里又同那个伙伴相会了好几次。彼此都不触及那件事。过了一个月，他带着一位如同与我一样亲密的好色的伙伴来造访。这小伙子平日总爱自我炫耀，大言不惭地说，他在十五分钟之内就可以把女子弄到手。谈话不久，话头就落在该落的问题上。

“我简直受不了。自己都难以控制自己了。”——好色的学生直勾勾地望着我说。“假使我的伙伴中有人阳痿的话，我真羡慕哩。岂止羡慕，还尊敬他呢。”

那伙伴看见我变了脸色，就转换了话题。

“你答应过要借一本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书给我吧，有意思吗？”

“啊，很有意思哩。普鲁斯特是个不道德的男人。他和男仆发生了关系。”

“什么，什么叫不道德的男人？”

我知道我之所以全力挣扎，是因为欲图佯装不懂，依靠这个小小的提问，获得一点线索印证我的失态是不是被别人察觉了。

“所谓不道德的男人就是不道德的男人呗。就是指男色家嘛。”

“普鲁斯特是这种人，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我感到我的声音有些震颤。倘使我怒形于色，就等于给对方找到确实的证据。我非常害怕自己能忍受这种可耻的表面上的平静。显然，那伙伴已经嗅到了。也许是心理作用吧，我觉得他是有意不瞧我的脸。

夜间十一点，这个可诅咒的来客回去后，我闷居在房间里，彻夜不眠。我抽泣不已。最后，总是血腥的幻想来安慰了我。我被比什么都更接近更亲密的残忍、不讲道理的幻想击败了。

我需要安慰。虽然明知这是空洞的对话，只会留下扫兴的余味，我还是屡次出席老伙伴家的聚会。参加聚会的人，与大学的伙伴不同，都是好讲究外表的，这样我反而放心了。这里有风趣而装腔作势的小姐、有女高音歌唱家、有初出茅庐的女钢琴手、还有新婚不久的少奶奶。我们时而跳交际舞，时而喝少量的酒，时而又做些无聊的游戏或者带点性感的捉迷藏。时常玩个通宵达旦。

到了黎明时分，我们经常是一边跳舞一边睡觉。为了消除困倦，我们常常玩这样一种游戏，即在房间里撒开几张坐垫，以唱机突然停止为信号，围成圆形的舞圈溃散了，一男一女成一组，坐在一张坐垫上，剩下最后一个抢不到座位的，就罚表演一个不为人所知的拿手节目。站着跳舞的人彼此纠缠在一起，抢着坐在坐垫上，便乱作一团。如此反复好几次后，女人也顾不得讲究外表了。一个最标致的小姐在相互纠缠的慌乱中跌个屁股蹲的当儿，裙子被卷到大腿上，她可能有点醉意，自己没有发现，却一味地大笑。她的大腿白皙，光洁可爱。

我想，要是以前的我，转瞬间也不会忘掉采用往常的演技，与其他青年一样按照隐蔽自己的欲望的习惯，突然把视线从那里移开。然而，打那天以后，我与以前的我不同了。我毫无羞耻心——也就是毫无那种天生的羞耻心——宛如望着某种物质那样，我直勾勾地凝望着那双白皙的大腿。由凝视而来的被收敛了的痛苦遽然降临在我的身上。痛苦这样告诉我：“你不是人。你的身体是无法与人交际的。你不是人，而是一种奇妙的悲哀的生物。”

赶巧参加录用文官考试的准备工作迫在眉睫，它使我尽可能地成为枯燥无味的学习的俘虏，我也就能够自然地远离了折磨我身心的事情。但是，这也只是开头的一阵子而已。随着来自那一夜的无力感蔓延到我的生活的每个角落，我连续好几天心情郁闷，什么也不想做。我越发强烈地感到有必要证实一下自己的某种可能。不证实这一点，我仿佛就活不下去了。尽管如此，我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找不到天生的悖德的手段。在这个国度里，哪怕一直以稳当的形式，也没有机会使我的异常欲望得到满足。

春天来了，我外表平静的背后隐藏着疯狂的烦躁情绪。我感到季节本身对我似乎怀有敌意，似乎是一种夹杂着沙尘的暴风所显示的敌意。汽车从我身边疾驰而过的时候，我心中就会高声严厉斥道：“为什么不把我轧死？”

我乐于对自己课以强制性的学习和强制性的生活方式。课休的时候，我到街上走走，好几回我感到在我充血的眼睛里闪露出可疑的目光。在社会上或别人的眼里，我都是过着稳重的日子，然而我却知道自己过着自甘堕落、放荡、不知明天的生活，得了坏透的怠惰和腐蚀似的疲劳。不过，春天行将过去的一个下午，我乘上市营电车，冷不防地感到一阵凛冽的悸动袭击着我，使我几乎停止了呼吸。

原来我透过站立的乘客的缝隙，望见了对面坐席上的园子的身影。她那稚气的眉毛下方，镶嵌着一双直率而彬彬有礼的、无法形容的深沉而又柔美的眼睛。我差点要站起身来。良久，一名站立的乘客松开攥住吊环的手，向车厢出口走去。我可以从正面看见这女子的脸。她不是园子。

我的心还在翻腾。倘使把这种悸动解释成只是惊愕或亏心的悸动，这是很容易的。但是，这种解释无法推翻刹那间的感动的纯洁。我脑海里蓦地想起三月九日早晨在月台上发现园子时的那种感动。这次和那次是一模一样的，它不是别的感动。连被荡涤过似的悲伤也是相似的。

这些细微的记忆，成为难以忘怀的东西，此后接连数日，它给我带来了活生生的动摇。没有这种道理，我没有道理还爱着园子，我理应不能爱什么女子。这种反省反而成为一种激起的抵抗。尽管到昨日以前，在我来说，这种反省是忠实而顺从的唯一的东西。

这样，回忆突然在我的内部恢复了权力，这种政变，采取了明显的苦痛的形式。两年前，我已经规规矩矩地整理好了的“细微”的回忆，简直像成长后出现的私生子一般，在我眼前长成异常壮大的东西复苏了。它既不是我时常所虚构的“甜美”的样子，也不是后来我作为整理的简便办法而加以使用的事务性状态，连回忆的各个角落里都贯穿着一种明了的、痛苦的情状。如果说它是悔恨，那么它就会帮助我发现许多前人经受得住的道路。然而，这种痛苦连悔恨也不是，而是一种异常明晰的、可以说像是被强迫从窗户鸟瞰分割着街道的夏日骄阳照射般的痛苦。

一个梅雨天的阴天下午，因事顺便在平素不熟悉的麻布区街散步，有人从背后呼唤我的名字。是园子。我回头发现她，却没有像在电车上误把别的女人看作是她时那般惊愕，这种偶然邂逅是极其自然的，我感到自己仿佛预知这一切。因为我感到很久以前我就知道这一瞬间定会到来。

她穿着带墙纸般的图案的华丽连衣裙，胸前除了镶上花边以外，别无其他饰物，看不出她已身为人妇。她手里拎着个铁水桶，看样子是从配给所回家，尾随着一个也手拎铁水桶的老大娘。她让老大娘先回家，边走边和我攀谈。

“你有点消瘦了。”

“哦，大概是准备应考的缘故吧。”

“是吗。可要多注意身体啊。”

我们稍沉默片刻。微弱的阳光开始照在遭战火洗劫的住宅区冷清的街道上。一只湿漉漉的鸭子，从一户人家的厨房笨头笨脑地走了出来，经过我们面前，边叫唤边沿着水沟向对面走去。我感到了幸福。

“眼下你在读什么书呢？”我询问。

“你是问读什么小说吗？读了《各有所好》……还有……”

“没有读A吗？”

我说了现今流行的小说《A……》的书名。

“那裸体女人？”她说。

“嗯？”——我吃惊地反问。

“真讨厌！……我是说那帧封面画啊。”

——两年前，她是决不当着别人的面讲什么“裸体女人”这类话的。从这只言片语里，我甚至痛苦地明白了园子已经不纯洁了。我们来到拐角处，她停住了脚步说：

“拐过这儿，尽头就是我的家了。”

分别是很难受的。我垂下眼帘，把视线移向了铁水桶。铁水桶里挤满了魔芋，沐浴着阳光。活像进行海水浴被日光晒黑了的女人的肌肤。

“魔芋晒得太久会坏的。”

“是啊。所以说责任重大嘛。”园子带着鼻音高声地说。

“再见。”

“嗯，祝你平安。”——她说罢就转过身去。

我把她叫住，探问有没有回娘家的打算。她若无其事地说，她打算下周周末回去。

分手后，我发现了迄今没有发现的一件大事。那就是她今天看起来是在宽恕我。她为什么会宽恕我呢？难道存在着胜于宽大的侮辱吗？不过，再次遭到她的明确侮辱的话，我的痛苦也许就能治愈吧。

周六是令人望眼欲穿啊。恰巧草野从京都的大学回到自己的家里来。

周六下午，我造访了草野。谈话间，我怀疑起自己的耳朵来了。因为我听见了钢琴声。这不再是稚嫩的音色，而是丰富的、奔放的，而且是充实、辉煌的音响。

“是谁在弹奏呢？”

“是园子呗。她今天回家来了。”

不了解底细的草野这样回答了一句。我带着痛苦，在内心里一一唤起了所有的记忆。对于那时的委婉谢绝，后来草野一句也不触及，这种善意使我感到心情沉重。我想得到某种证据，证明园子那时是痛苦的，哪怕一丁半点也罢，我盼望看到与我的不幸相应的某种东西。然而“时间”再一次在草野、我和园子之间像杂草般地丛生，禁止我们作出不通过任何用心、任何夸张、任何客气的感情的表白。

钢琴声戛然而止。草野周到地说，是不是把她带来呢。过了片刻，园子和她哥哥一起走进这个房间里来。我们三人议论着园子的丈夫所服务的外务省的熟人们的传言，无意义地笑了。草野被他母亲叫走后，又像两年前的某一天那样，房间里只剩下园子和我两个人。

她像孩子般自负地告诉我，由于她丈夫尽了力，草野家才免于被接收。从她少女时代起，我就喜欢听她自负的吹牛。过分谦逊的女人同高傲的女人一样，都是没有魅力的，可是园子温文尔雅，自负得恰到好处，荡漾着一种天真的、招人喜欢的女性美。

“喂！”她轻声地说，“有件事一直想问你，可总也没有机会问。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结合呢？我从哥哥那里得到了你的答复以后，我对世上的事变得不明白了。我天天都在思考。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就不能同你结合……”——她像是在生气，把微微绯红的脸颊转向我，尔后又背过脸去，像朗诵似的说，“……是你讨厌我吗？”

这种单刀直入的询问，也可以理解成只不过是一种作事务性查问的口气罢了。我的心却以一种剧烈的、悲怆的喜悦作出了反应。但是，这种毫无道理的喜悦旋即转化为痛苦。它确实是一种微妙的痛苦。除了本来的苦痛以外，这种痛苦还含有对两年前的“细微”事件的重提，竟使我的心如此痛楚、我的自尊心如此受到伤害。我希望在她的面前是自由的。然而，我依然没有这种资格。

“你还一点也不懂得人世间的事呐。你的优点也就在于不谙人情世故。不过，世上相恋的情侣，未必都能够结合啊。正如我给你哥哥的信上所写的。再说……”——我感到自己眼看着就要吐露懦弱的衷肠了。我很想保持沉默。可是我无法控制自己。“……再说，在那封信上，我没有明确写过我们不能结合这类的话啊。我才二十一岁，又是个学生，事情来得太唐突，我犹豫的时候，你却那样快就结婚了。”

“就说我吧，没有什么后悔的权利。因为我丈夫爱我，我也爱我的丈夫。我真的很幸福，我没有更高的希求。不过，有时候也许有些不好的想法……这，该怎么说才好呢。有时候我会想象着另一个我，想象着过另一种生活方式呐。这样一来，我就变得不明白了。觉得自己似乎想说些自己不该说的话，想思考些自己不该思考的事。于是，我害怕极了。这种时候，我丈夫就成为我最好的依靠。我丈夫就像疼爱孩子似的疼爱我。”

“我也许显得很自负，不过那种时候，你一定恨我，非常恨我。”

——园子连“恨”的意思是什么都不懂。她显得温柔、认真而又有点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