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祯原本满心以为，自己在朝野难得一片齐心的情况下，促成了于战局极有帮助的城水洛一事。

却不料不出十日，反对此事的奏章便接踵而来，一封比一封激烈地撼动着他的心思。

最先送达的，是比朝廷正式下达旨意、还要快上许多步便将关中之变平定于萌芽中的王韶的奏章。

正因王韶亲身上阵、做了平定此乱的总指挥，更能切切实实地体会到，因朝廷对夏用兵所对民力造成的沉重负荷，已渐渐接近人心怨嗟的地步。

在寄希望于曹玮与陆辞这两路主帅上的同时，其他路长官需做的，便是竭尽所能地杜绝持续增加冗兵的可能，减轻徭役，控制物价，安抚民心，予以百姓休养的机会。

结果在这节骨眼上，还分出人力物力，去修一座难以修成的城，就为讨那不知是否可信的数万蕃兵的欢心？

王韶简直不敢相信，这异想天开得堪称荒谬的决定，竟是理应熟悉当地民生、堂堂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能做得出来的！

在奏折之中，王韶哪管得上郑戩是他的顶头上司这点，愤怒至极地以关中此乱为据，引入民间已因差役频繁而怀劳苦之嗟的事实，言辞辛辣地直斥此事‘荒唐’‘不可行’。

王韶的奏章读得不晓该路具体情形的朝中百官一愣，正半信半疑时，秦州知州范仲淹的奏折也到了。

熟悉秦凤路情况的范仲淹亦是心急如焚，他顾不上水洛一带位处敏感、易有越权置喙之嫌，连发十问，对水洛城建设的必要性表示了强烈质疑。

除了王韶与范仲淹外，听闻此事的狄青、张亢、种世衡、杨文广的等新秀，也陆续对此表达了反对的看法。

只要不是瞎子，都能一眼看出，反对此事的大多是在泾原及秦风路区域十分活跃的官员，所言无不令人信服。

如此，更显得大力推行此事的郑戩‘孤零零’一人，那些在他们原先看来充满诱惑与希望的语句，也在一项项实证面前变得苍白无力。

最后彻底击垮了赵祯信心的，还是那封来得最迟、出自陆辞之手的奏疏。

曾力排众议、举荐种世衡修成清涧城的陆辞，在众人眼中是不折不扣的‘筑守派’，他更曾久知秦州、数次远赴青唐、如今为东北战区的总使，极为熟稔该路情况。

若连他都出面反对的话，那之前在朝中愈演愈烈的‘主战’与‘主和’之隙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陆辞在这封奏章之中，既未使用华丽辞藻，也未曾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