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计划相当成功，可谓面面俱到，直到1984年11月，一个酷寒的日子，她被叫进强尼的办公室。

那一天，办公室又只剩他们两个。奥林匹克国家公园据说有野人出没，塔莉和马特去追踪采访了。

凯蒂抚平安哥拉羊毛上衣，换上客套的笑容，一进他的办公室，只见他站在脏兮兮的窗前。

“强尼，有什么事吗？”

他的模样很糟，神色憔悴，“我跟你说过萨尔瓦多的事情，你还记得吗？”

“当然。”

“我在那里还有一些朋友，其中一位是拉蒙神父，他失踪了。他姐姐认为他被抓去刑求，可能已经遇害了，她希望我过去一趟设法帮忙。”

“可是那里很危险——”

“危险是我的小名。”他虽然笑着，但笑容扭曲虚假，有如水中倒影。

“这不是可以说笑的事。你可能被杀害，也可能像去采访智利政变的那个记者一样人间蒸发，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相信我，”他说，“我不是在说笑。我以前去过，记得吗？我看过被蒙起眼睛处决的状况。”他转过头，眼神空洞迷离，她纳闷他想起了什么。“那些人曾经保护过我，我不能背弃他们。如果塔莉求你帮忙，你能置之不理吗？”

“你很清楚我一定会帮，但是她不可能身陷战区，除非百货公司周年庆也算数。”

“我就知道能信赖你。我不在的时候你会把公司打理好吧？”

“我？”

“我以前说过，你是个负责任的好孩子。”

她情不自禁地走过去抬头看他。他要走了，说不定会受伤，也可能发生更惨的状况。“是好女人才对。”她说。

他低头看她，脸上没有笑容。两人之间的距离每一寸她都能清楚感觉到，她不必费力，只要举起手就能摸到他。

“好女人。”他说。

然后他离开了，丢下她独自站在那儿，那些能说而没说的话有如幽魂缠着她。

强尼不在的这段时间，凯蒂体会到时间的弹性多么惊人，可以不断延伸，一分钟感觉就像一小时，而只要一通电话，只要听到他郑重地说对不起，时间又如同橡皮筋般弹回原状。每次电话铃声响起她便满怀期待。第一天结束时，她的头抽痛不已。

在第一个星期中，她也学到了另一课。塔科马的台长还是会打电话来督导，并派了一位制作人过来管理这个团队，然而实际上，凯蒂慢慢开始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