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宗胜从随身带的皮包里拿出一个卷宗袋子，说道：“我们先将已掌握的案情向周市长汇报：

昨天上午仉局长亲自给我们交待了任务，本来让我们下午把侦破进程向他汇报的，我们与他联系时他已经住院了。根据我们掌握的线索来看，领导们分析的很正确，我们把嫌疑对象范围缩小到一百万元以下的债主身上。”

苏庆达是学法律的，擅长的是对法律知识的掌握而不是逻辑推理，问道：“为什么？”

武宗胜说道：“如果我是那个债主，已经冒险绑人了，要的赎金肯定不能少于欠款。他有可能为了让我们在案情分析时出现错误故意多要，但不会少要。”

解释过后，他继续说道：“我们又把一百万元以下的债主中的国有、集体企业剔除，月内新产生的业务欠帐剔除，剩下还有五家企业。”

周胜利问道：“昨天有人给文化宫办公室打电话，号码想到了没有？”

武宗胜道：“那个时间段文化宫只接到了三个电话，其中一个是公用电话，另外两个是正规单位的，也找到了打电话的人。”

“你们下一步打算怎么进展？”

周胜利对武宗胜的破案能力很了解。

“我们在等。”

武宗胜说道。

周胜利以为听错了，疑问地重复道：“等？”

“是的。”

武宗胜说：“这个案件很难琢磨。论说绑匪绑了人应当急着催钱，而这个案子，刘局长失踪的第二天上午文化局才见到纸条，又接到了电话，又过了一宿了什么动静都没有。绑了人又不急着要钱，这不符合常规。”

周胜利点了点头，“我也感觉到不符合常规。”

苏庆达接了一句，“案件的性质更贴近非法拘禁，较绑架性质轻了许多。”

武宗胜认同他的分析，“只要他们在这个过程里不对刘局长捆绑、殴打，只是扣人要钱，只能够得上非法拘禁。”

武宗胜包里的手机响了，他拿出来接听了一句，说：“我这是分机，请你再拨一次。”

挂断电话后，他说：“我已经把文化宫办公室的电话办了呼叫转移，与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好了，第一遍电话他们不要接。”

周胜利说：“你们两人就在我办公室外间办案，不影响我们工作。”

过了一个小时左右，武宗胜一边接着电话一边推开了他办公室的门：

“我知道你们是谁，你马上把我们领导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