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甚至都不需要如此，当时的日本财政其实已经快到临界点了，只需要当时的清政府在稍微的坚持那么一下下，那么最后日本人便只能落得一个失败的下场。

但是很可惜，李鸿章并没有这么做，一方面是因为他没有这样的胆量，再一个原因就是他没有这么做的权利。因为当时整个中国只有一个人有做出这样决定的权利。那就是慈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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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刚刚说的一样，这个年月，外交官永远是最窝囊的。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章宗祥如果仅仅只是签订几个条约的话，到称不上是卖国。毕竟这类条约总给有人签才行，不是章宗祥就是其他人，不管怎么说，最后始终是会有一个人跳出来把条约给签了的…

但是随后就不同了，1918年底，中国政府派陆征祥为特使经日美赴巴黎参加和会。陆征祥是亲美派的外交官，对日本人没有好感。因此他途经日本期间，有意地避免与日本官方接触。但章宗祥却极力拉拢陆征祥。希望陆以‘中日友好’为重。

在巴黎和会上不与日本为难，并向日本政界中人夸口说：“陆易欺。与己有极密切之关系，此次欧洲和议，欲中国不开口，只须己之一言可耳。”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但事实上，陆征祥却称病谢绝了在日的一切活动。章宗祥颇为恼怒，却也无可奈何。

1919年6月10日，章宗祥与曹汝霖、陆宗舆一起被免职。隐居一段时间后，章宗祥于次年出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裁，1925年改任北京通商银行总裁。1928年后退出金融界，长期居住青岛。抗战时期的1942年3月，章宗祥与曹汝霖一起被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请出来当所谓的“咨询委员”，还兼任日本人控制下的电力公司的董事长。

不过和章宗祥相比，曹汝霖明显就要强的多了。

五四运动时，曹汝霖42岁。此后他没再任过要职，似乎也没有东山再起的企图，而是热衷于慈善活动。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之所以会采用这么一个办法，据说是因为这个办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领。

并且随后曹汝霖还曾经创办了一家医院，免费为人看病。自然，这么干肯定不可能会盈利的，所以最初的时候曹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