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垂着头闭上眼，从牙缝里挤出一声：“好。”

深陷病痛的人都未曾喊苦，我又有什么资格说这些。

到了医院，我和骆非一步不停地往病房赶，医生护士都在，傅斯澄的父母和傅琛也在，我连迈进去的勇气都没有，要靠按着骆非的肩才能勉强站稳。

医生出了病房，骆非拦住他：“什么情况？”

“暂时稳定了，不过出现了爆发性癌痛，打了止痛针。”医生摘下口罩，“还是希望你们做好准备。”

他的后半句话就像直指在我额头上的枪口，轻轻一叩就能叫我毙命。

我觉得自己此刻只是虚虚地被吊着一口气，五脏六腑消失得干净，胸腔空荡得生疼。

病房里传来傅斯澄母亲的哭声，骆非拍了拍我的背：“撑着，进去看看。”

他让我撑着，却没意识到他自己的声音都在发抖。

傅斯澄已经戴上了吸氧机，眼睛半阖着，才一个下午没见，我却觉得他已经受了半个世纪的折磨，消瘦而疲惫，毫无生气。

傅琛站在傅斯澄母亲身边替她擦着眼泪，一边低声地劝慰，几分钟之后，傅斯澄母亲俯身对他说了几句话，然后被傅斯澄父亲揽着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