帽子掉在了地上，来不及捡，最后还是一位华裔的先生替她捡了，还给她：“小姐，你的帽子。”

“谢谢你。”沈奚接了帽子，“先生，请问你有流感症状吗？或者你同一层、同一舱的旅客有感冒发烧、传染给身边人的吗？”

那位先生微笑问她：“我是从美国俄亥俄州过来的，你所说的可是突然爆发的疫病？”

“对，对，是。”

这位先生显然知道这被媒体压下的疫病：“就我所知，船上没有这样的病人。”

“谢谢你先生，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大家都很幸运。”

沈奚感激笑着，又去拦下一个人。

那位先生提着皮箱子，笑着摘下自己的帽子，对着沈奚的背影微颔首，也是在“致谢”她的仁心。他复戴上帽子，见有人举着张白纸，上头写着一个姓氏和俄亥俄州。

他笑着对接应的人颔首：“你好，我就是他。”他指了指纸。

沈奚刚拦到一位英国人，就听到身后有人说：“三爷等许久了，先生快请。”

她的心大力一抽，猛回首。

旅客们像涨潮的水，向码头外奔涌而去，帽檐下的一张张脸全是陌生的，哪里来的三爷？哪里来的仆从？这里是外滩码头，是上海的法租界，并不是北京城的前门火车站……

直到沈奚面前的英国人失去耐心，匆匆离去，沈奚才回了魂。

她再次把口罩蒙上半张脸，在同事的询问目光中，遮掩自己的失态。

码头的旅客散尽后，沈奚又和船医详细谈了十分钟，确信这艘游轮上没疫情，才安了心。

同事们要回医院开工，她昨夜是夜班，今日休息。大家去吃早饭，她则叫了黄包车回家。

她到家时，桌上留了葱油拌面。

可惜做饭的人并不清楚她离开医院没回家，而是去了码头，比平日到家时间晚了足足三个小时。酱色的面黏成了一坨，用筷子都戳不动。她泄了气，在沙发椅上坐下，翻看圆桌上厚厚一摞的《大公报》和《新青年》。

用筷子插入面坨，咬一口，翻了张报纸。

忽然，电话铃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