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旁边坐着一个矮小的秃头印度人，他穿着棕色西装，系着红领带。

“哈桑，”爸爸说，脸上带着不好意思的微笑，“来见见你的生日礼物。”

哈桑和我茫然对视。那儿没有见到任何包着礼物的盒子，没有袋子，没有玩具，只有站在我们后面的阿里，还有爸爸，和那个看上去像数学老师的印度人。

身穿棕色西装的印度人微笑着，朝哈桑伸出手。“我是库玛大夫，”他说，“很高兴见到你。”他的法尔西语带着浓厚的印度卷舌音。

“你好。”哈桑惴惴说。他礼貌地点点头，但眼睛却望向站在他后面的父亲。阿里上前一步，把手放在哈桑肩膀上。

爸爸望着哈桑迷惑不解的眼睛:“我从新德里请来库玛大夫，库玛大夫是名整容外科医生。”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个印度人——库玛大夫说。

哈桑摇摇头。他带着询问的眼色望向我，但我耸耸肩。我只知道，人们要是得了阑尾炎，就得去找外科医生医治。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此前一年，有个同学死于阑尾炎，我们老师说他拖了太久才去找外科医生。我们两个齐齐望向阿里，但从他那里当然也得不到答案。跟过去一样，他仍是木无表情，但眼神变得严肃一些。

“这么说吧，”库玛大夫说，“我的工作是修理人们的身体，有时是人们的脸庞。”

“噢，”哈桑说，他看看库玛大夫，看看爸爸，又看看阿里，伸手遮住上唇。“噢。”他又说。

“这不是份寻常的礼物，我知道。”爸爸说，“也许不是你想要的，但这份礼物会陪伴你终生。”

“噢，”哈桑说，他舔舔嘴唇，清清喉咙，说:“老爷，这……这会不会……”

“别担心，”库玛大夫插嘴说，脸上带着微笑,“不会让你觉得很痛的。实际上，我会给你用一种药，你什么都不会记得。”

“噢。”哈桑说。他松了一口气，微笑着，但也只是松了一口气。“我不是害怕，老爷，我只是……”哈桑也许是个傻瓜，我可不是。我知道要是医生跟你说不会痛的时候，你的麻烦就大了。我心悸地想起去年割包皮的情形，医生也是这么对我说，安慰说那不会很痛。但那天深夜，麻醉药的药性消退之后，感觉像有人拿着又红又热的木炭在烫我的下阴。爸爸为什么要等到我十岁才让我割包皮呢?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也是我永远无法原谅他的事情之一。

我希望自己身上也有类似的残疾，可以乞换来爸爸的怜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