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后讲，他是领导先讲，秘书根据他的讲话再形成书面材料。后面似乎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

“宣传干部出身，接受外来新观念能力比别的干部强，生活作风上有时不注意。”

对主要领导的缺点，他是点到为止，周胜利装作没有注意。

对于周胜利提到任前刚进行的干部调整的工作，因为是周胜利点到了，他说道：“这次是微调，面小，只动了十多个人，而且全是副职，可以说是带有安慰性质。”

周胜利刚到，只是熟悉情况，在最敏感的干部问题上他不会惹火烧身。

何子怡是打电话给县委办公室让他的轮值秘书吴尊美通报后过来的。

何子怡原是地区报社的记者，逐步提拔到副总编辑位置上，与涂宗胜一同过来的，所以县里的干部说是涂书记带过来的。

作为记者出身的何子怡，汇报工作也像记者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一样，简练明快，话不多，自己要说的话，想传达给对方的信息一丝不少。她说道：“县里唯一合法的传播媒体是广播站，广播局里从局长到播音员全是当地人，我根据涂书记意图安排播的稿子，要么是拖延日期，要么是变长稿为短稿，再不就是放到节目的尾巴上。反倒是影响县委声誉的稿件，上稿快，位置好，播时长。”

“我过来后，借用地区报的刊号办了个直属宣传部的县报，打擦边球，不全合法。”

虽然当了领导，女人喜欢倾诉的特点在她身上依然存在：

“县里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说我是涂书记带来的，甚至还说我和涂书记如何。我是报社党委成员、副总编辑，这都快到四十岁了，到县里当一个常委宣传部長，我自己都感到被贬了。常委会上，明显看着一群当地干部欺负涂书记，我也不好与他们硬掰，生怕他们说我与涂书记有一腿。”

牵扯到常委两大阵营的矛盾，周胜利知道自己不可避免要卷入，但晚卷入比早卷入要好。但是宣传部長抓不住县广播站，县里的自办节目一旦出现重大政治性错误，不仅她这个部长受牵连，自己这个分管书记也不利索。

他给她出主意，“别的单位一把手抓人权和财权，你打算在宣传口站稳就要抓人权和自办节目的发稿权。”

何子怡说：“我下来的时候我们总编也这么嘱咐我，但是县里的情况和报社不一样，不好抓。县里的干部中流传着一个顺口溜：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跟着宣传部，越干越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