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已经没有了成功的可能。

越来越多的‘国党’核心阶层开始走上了两个极端的道路，不闻不问，隐退出政坛，这是一种；而另外一种，就是虽然披着‘国党’的标签，但已经彻底和‘国党’没有了瓜葛。

试想，在如此局势之下。孙大先生对于王学谦的异军突起，会有多重视。

第一天下知，这是毋庸置疑的。

以前的孙大先生就是这样的地位，可在王学谦跳到明面上之后。他发现王学谦不停的拉拢知识界，用演讲、写文章等手段，很可能在不久之后将他的第一身份抢走。

孙大先生的性格，并不是那种非黑即白。动不动就要人表明立场的极端自负的人。更多的时候，他将自己摆在平常人的位置上，所以他在第一时间并不是扭曲王学谦的影响力。也不是想着如何诋毁这么一个政坛新人，而是想要更多的了解。试着沟通，双方合作的可能。

既然这样，就需要派人过去。

当然，最理想的是他亲自从上海去一趟浙江，不过在一切都没有明朗的时候，他是不会启程离开上海的。

原本他是准备派宋子文亲戚跑一趟杭州，可惜，宋大公子对于他这位姐夫已经失望透顶，并没有答应下来。

在他眼里，‘国党’甚至连乌合之众都称不上。

注册人数很多，但大部分都不关心，也从来不参加‘国党’的活动，属于人多势众，但总是在关键时候缺人的尴尬境地，甚至还不如帮派的小混混来的齐心一些。从同盟会算起，常年处于经费紧张的境地，甚至连机关报的办刊费用，都磕磕绊绊，如今已经是难以为继的地步。

不管是《民报》，还是《中华民报》，这些曾经的，或者还在办刊的报纸，都因为阅读人数锐减，而无法获得足够的政治募捐，形成良性的循环。

而‘国党’的报纸，因为其特殊性，是不能接受广告等收益，几乎没有盈利的空间和可能。

整张报纸都是大幅的长篇空论，让人很难提起劲头来。

如果‘国党’的这套说辞刚出来的前清时候，多少还有点新鲜感，至少能够搏人眼球。可当这套说辞从出现到现在，经历了十多个春秋之后，从锐意进取的激励，变成了陈词滥调，就可见‘国党’的机关报有多么难办了吧？

同盟会时期，鼓吹暗杀，戴季陶在《民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杀》，说的就是清除民族毒瘤之类的，言辞激烈，观点极端的狭隘。可十多年后，‘国党’的报纸还在用这套说法，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