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人员夜里进行检查，如果检查的话，他们就没有机会生产。”

“事故发生的那天晚上我住在乡里，半夜里矿井坍塌把我惊醒了，但没有意识到是矿井坍塌，还以为是来了地震，起来打电话问了两个工作区，都说没有听到，我又回屋睡了。”

“如果有那个意识的话，连夜组织施救，埋在下面的那三个矿工也有可能救活。”

韩浩明问他：“你对组织上停你的职有什么意见吗？”

“我不认为是组织上停我的职。”

冼心兰听着与她想像的太过意外，问道：“为什么这样想？”

周胜利说：“我在县委也分管组织人事，十分清楚党委管人，政府管事的分工原则，我们处理任何干部都是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没有电话通知。我知道那个电话不能代表组织。”

冼心兰问他：“既然知道你为什么还要服从？”

龙爱民也没听周胜利这样给她分析过，现在才知道他并没有相信真是组织上停他的职。

周胜利道：“我们县的一把手胆子较小，我不想让他为难。当然，我也想看看栾专员下一步怎么做，摸清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这就像打仗一样，任何冲锋的战士都不愿意有人在他后面打黑枪。”

韩浩明问他：“你是想把在你后面打黑枪的人打趴下？”

这种探讨已经超出了采访的范围了。

周胜利感到自己从政的经验不足，喜欢与人探讨此类问题，“不，以他的职务，我没有把他打趴下的力量。我只是想知道他为什么要对我下手？这个栾专员我没想到如何得罪了他。”

冼心兰说：“我看过一本从国外回来的人写的一本书，说咱们中国人从历史上就爱窝里斗，爱使阴招，属于东方嫉妒型的。人家西方国家的人就不搞内斗，要争就公开竞争，不使阴招，属西方嫉妒型。”

周胜利说：“那种书就是瞎子摸象，出几天的国只看到一点，回来瞎写一气。争斗不是东方人的专利，也不是西方人的特权，是所有动物的共性。”

“也不只是官场才有争斗。”

他以自己为例，“我记得小的时候几个孩子到山里面采蘑菇，为了争谁先发现的好蘑菇都常打起来。”

韩浩明对周胜利说：“周书记二十多岁便官至正县，我起初认为是机遇的成分大，通过与你的交流，我改变了认识，是你的胸怀决定了你的发展。”

周胜利道：“韩主任站得高，接触面广，不仅文字上是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