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初，春天的脚步似乎还很遥远。昨天晚上，同盟国军队炸毁了布洛涅-比扬古的雷诺工厂，杀死了巴黎市郊数百名居民。这一举动让巴黎人——包括伊莎贝尔在内——感到既紧张又焦躁。美国人带着复仇的心态参战了，空袭如今变成了生活中的一种现实。

这个寒冷的雨夜，伊莎贝尔在浓雾中骑着自行车穿过泥泞多辙的乡间小路，被雨水粘到脸上的头发模糊了她的视线。声音在迷雾中被放大了，野鸡的叫喊声被车轮在泥巴里滚动的声音、头顶上几乎永不停歇的飞机嗡嗡声以及看不见的田间牛叫声打断了。一条羊毛头巾是她头上唯一的保护。

仿佛是有一支不确定的木炭笔在羊皮纸上画下了一条线似的，分界线缓缓地出现在她的视线中。她看到了黑白相间的检查站大门两边支着的一卷卷带刺铁丝网，门边，一个德国哨兵正坐在椅子上，大腿上放着一把来复枪。伊莎贝尔靠近时，他站起来把枪口对准了她。

“站住！”

她慢下车速，车轮卡在了泥巴里，害得她差一点从车座上摔下来。下了车，她迈进了淤泥之中。她的大衣衬里中藏了五百法郎的纸币，还有一套为附近安全屋里藏匿的飞行员准备的伪造身份证。

她朝着德国士兵笑了笑，推着车朝他走了过去，双脚重重地踩在了泥坑里。

“证件。”他说。

她把伪造的朱丽叶特证件递给了他。

他翻看了一下，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她能够看出他为自己在雨夜中被安置在如此僻静的边境感到很不高兴。“过去吧。”他的声音听上去百无聊赖。

她把证件放回口袋里，重新爬上自行车，拐上湿乎乎的马路，飞快地骑走了。

一个半小时之后，她到达了小镇布朗托姆的外围。这片自由区里虽没有德国士兵，可法国警察近来却证明了自己和纳粹一样危险，所以她还是不能放松警惕。

几个世纪以来，小镇布朗托姆都被认为是一个可以治愈肉体、启迪灵魂的圣地。在黑死病和百年战争毁坏了这里的郊野之后，本笃会僧侣们建立起了一座巨大的石灰岩修道院，一边背靠高耸的灰色悬崖，另一边则俯瞰宽敞的德罗纳河。

镇子尽头的山洞对面就是最新建立起来的安全屋：塞在山洞和河流之间的三角地上某座废弃磨坊里的神秘房间。古老的木质碾磨机有节奏地旋转着，吊桶和轮子都已被苔藓所覆盖。窗户全都用木板封了起来，石墙上满是反德的涂鸦。

伊莎贝尔在街道上稍稍停留了片刻，环顾左右，确定没有人在注视自己——一个人都没有。她把自行车锁在镇子尽头的一棵树上，穿过街道，弯下腰来到一扇地窖的门前，悄悄打开了门。磨坊里所有的门都被人用木板钉了起来，这里是唯一的入口。

她在漆黑发霉的地窖里向下爬着，伸手够到了自己放在架子上的油灯。点燃油灯，她沿着昔日里本笃会僧侣们为了逃避所谓野蛮人时走过的密道迈开了脚步。狭窄陡峭的斜梯通往厨房，打开门，她溜进了一间落满灰尘、布满蛛网的房间，然后继续向上攀爬，来到了建在其中一个旧储藏间背后的十英尺见方的小屋里。

“她来了！打起精神，珀金斯。”

小房间里只点着一支蜡烛，只见那两个起身立正的男人身上都穿着不合体的法国农民服饰。

“埃德·珀金斯上尉，小姐。”两人中身材比较魁梧的那一个开口说道，“这边这个笨蛋叫作伊恩·特鲁福德之类的。他是威尔士人，我是美国人。我们都非常高兴见到你，我们待在这个狭小的地方已经快要发疯了。”

“仅仅是快要发疯了吗？”她问道。雨水从她的带帽斗篷上滴落了下来，在她的脚边形成了一个水坑。虽然她除了钻进自己的睡袋去睡觉之外什么也不想做，却还是得先把正事办好。

“珀金斯，你说吧。”

“是的，小姐。”

“哪里人？”

“本德，俄勒冈州，小姐。我爸爸是个水管工，我妈妈做的苹果派是四个郡中最好吃的。”

“本德这个时节的天气怎么样？”

“现在吗？三月中旬？很冷，我猜。也许不会再下雪了，但也出不了太阳。”

她左右扭了扭脖颈，按摩了一下酸痛的肩膀，骑行和在地板上睡觉让她很不舒服。

她审问着两个男人，直到能够确定他们就是自己口中声称的那个人——两个等待了好几个星期、想要趁机逃离法国的坠机飞行员。待她终于相信了他们的话，她打开帆布背包，拿出晚餐——尽管算不上丰盛。三人在地板上一张被老鼠咬过的粗糙地毯上坐了下来，中间摆着一根蜡烛。她拿出了一根法棍面包、一块卡门培尔乳酪和一瓶葡萄酒，大家互相分发了起来。

那个美国人——珀金斯——几乎一直都在说话，而那个威尔士人则默默咀嚼着，只在有人把葡萄酒递到他的面前时说了一句“不，谢谢”。

“你家里一定有位替你担忧的丈夫。”珀金斯在她合上自己的帆布背包时说道。她笑了。这已经成了一个司空见惯的问题，特别是当她和自己同龄的男性待在一起时。

“那你的家里也一定有一位苦等着你消息的妻子咯？”她反问道。她总是这么说。这是一种犀利的暗示。

“哪有。”珀金斯回答，“我才没有呢。我这种男人可没有女孩排着队等我。现在……”

她皱起了眉头，“现在怎么样？”

“我知道这样想算不上是英勇，但我如果迈出这座被木板封住的房子，走到这个我连名字都念不出来的镇子里，就有可能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被某个家伙一枪打死。我还有可能在试图骑车翻越你们的小山时送命——”

“是山脉。”

“即便我走到了西班牙，还是有可能被西班牙人或是纳粹打死。见鬼，我很有可能会被冻死在你们该死的小山上。”

“是山脉。”她又说了一遍，眼神紧盯着他的双眼，“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伊恩叹了一口气。“好了，你瞧，珀金斯。这个小姑娘会拯救我们的。”威尔士人给了她一个疲倦的微笑，“我很高兴你能到这里来，小姐。这个喋喋不休的家伙就快把我逼疯了。”

“你最好还是让他说说吧，伊恩。明天这个时候，你们就得用尽全身的力气才能保持呼吸了。”

“小山？”珀金斯边问边睁大了眼睛。

“是的。”她笑着说，“小山。”

美国人。他们什么都听不进去。

五月下旬，春天迸发了生机，卢瓦尔河谷再一次进入了色彩斑斓、气候温暖的季节。薇安妮在自己的果园里找到了内心的平静。今天，就在她除草种菜之际，一辆载着士兵的大篷卡车和几辆梅赛德斯-奔驰轿车呼啸着驶过了勒雅尔丹宅院。自从美国参战后的这五个月以来，纳粹已经撕掉了虚伪的礼貌面具。如今的他们总是十分的繁忙，经常在弹药仓库那里行军和集结。到处都是搜寻破坏者和抵抗者的盖世太保和纳粹党卫军。一个人轻而易举就会被当作恐怖分子——如果有人在敌人面前低语指控他。飞机在头顶上咆哮的声音几乎没有停止过，而爆炸的声响也一样。

这年春天，曾有多少人在薇安妮站在领取食物的队伍中、走在镇子里或是等在邮局门口时缓缓走近她，向她询问最近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内容？

“我没有收音机，这种东西是不允许被藏在家里的。”她总是这样回答。此话不假。尽管如此，每一次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时，她还是会感到一丝的恐惧。他们学到了一个新词：通敌者。他们是一群替纳粹做着卑鄙勾当、告发自己的朋友和邻居，乐意举报各种真实存在或被他们想象出来的违法行为的法国男女。就因为他们的话，人们开始为一些小事被捕入狱，许多人自从被带进指挥官的办公室之后就再也没有被人看见过。

“莫里亚克夫人！”萨拉跑进破损的院门，奔进了她家的庭院。她看上去十分虚弱，过于纤瘦，肤色惨白得连血管都透了出来，“你得帮帮我妈妈。”

薇安妮向后跪坐在自己的脚跟上，把头上戴着的草帽推到了脑后，“出什么事了？她听到马克的消息了吗？”

“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夫人。妈妈不愿意说话。当我告诉她阿里饿了、还需要换尿布时，她耸了耸肩膀回答：‘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她在后院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的针线活。”

薇安妮站起身来，摘掉园艺手套，把它们塞进了斜纹粗棉布工装裤的口袋里，“我会去看看她的。去把索菲叫上，我们一起走过去。”

趁着萨拉进屋的工夫，薇安妮在室外的水泵处洗干净了双手和脸颊，摘掉了帽子，在头上系了一条大手帕。看到姑娘们走了出来，薇安妮把园艺工具放进了小棚屋里，三个人一起朝着隔壁走去。

薇安妮打开房门时，一眼就看到三岁的阿里正睡在地毯上。她伸出双臂把他抱了起来，亲吻着他的脸颊，转身面对着两个女孩。“你们为什么不去萨拉的房间里玩一会儿呢？”她掀起遮光布，看到瑞秋正独自坐在后院里。

“我妈妈还好吗？”萨拉问道。

薇安妮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快去吧。”看到女孩们跑进了隔壁的房间，她把阿里抱进了瑞秋的卧室，放进了他的儿童床里。她不想操心为他盖上被子，毕竟天气是这么的暖和。

门外，瑞秋正坐在栗子树下她最喜欢的那张木椅上，脚边放着她的针线筐。她穿着一件棕色的卡其斜纹连体裤，头上戴着一条涡纹花呢的头巾，嘴里吸着一支小小的棕色手卷烟，身旁摆着一瓶白兰地和一只空的咖啡玻璃杯。

“瑞秋。”

“看来萨拉跑去找援手了。”

薇安妮走过去站到瑞秋的身边，把一只手放在朋友的肩膀上。她能够感觉到瑞秋正在发抖。

“有马克的消息了吗？”

瑞秋摇了摇头。

“感谢上帝。”

瑞秋把手伸向一旁的白兰地酒瓶，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随即又把杯子放了下来。“他们通过了一条新的法规。”她终于开了口，缓缓地展开左手，露出了几块皱皱巴巴的黄色布头，看上去似乎被剪成了星星的形状。每一块布头上都写着黑色的“犹太人”几个字母。“我们必须要戴上这些。”瑞秋说，“把它们缝在自己的衣服上——他们允许我们穿的三件外套上——在公共场合里时刻戴着它们。我还得用自己的定量配给卡去购买这些衣服，也许我不该把自己的名字登记上去。如果我们不佩戴这些标志，就会受到‘严重的处罚’，不管这话是什么意思。”

薇安妮在她身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可是……”

“你也看到镇上那些海报了。你知道他们是如何把我们犹太人形容为挥之不去的害虫和想要拥有一切的财迷的吗？我能够应付得来，可是……萨拉怎么办？她感觉很耻辱……即便没有这些标志，这种日子对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来说已经够艰辛的了，薇安妮。”

“别这么做。”

“如果有人抓到你没有佩戴这些，就会立马逮捕你。他们知道我是谁，我是被登记过的。还有……贝克，他知道我是犹太人。”

在接下来的沉默中，薇安妮知道她们都在思考正发生在卡利沃的那些抓捕行动，还有那些“消失”的人。

“你可以到自由区去。”薇安妮温柔地说，“那里距离这里只有四英里的距离。”

“犹太人是无法拿到通行证的，如果我被抓到了……”

薇安妮点了点头。此话不假，逃跑是危险的，尤其是带着孩子逃跑。如果瑞秋在缺乏通行证的情况下穿越边境被抓，就会面临被捕或处决的下场。

“我害怕。”瑞秋说。

薇安妮伸出手来牵住了朋友的手，两人互相凝视着彼此。薇安妮试图说些什么给她些希望，嘴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情况会继续恶化下去的。”

薇安妮也是这么想的。

“妈妈。”

萨拉走进了后院，还牵着索菲的手，两个女孩看上去既慌张又困惑。她们知道眼下的世道出了问题，也学会了新的恐惧。看到两个被战争改变了的女孩，薇安妮的心都碎了。仅仅三年以前，她们还是两个爱笑爱闹、以顶撞自己的母亲为乐的普通孩子。如今她们就连走路都变得小心翼翼，仿佛脚下可能埋藏着炸弹。两个女孩都瘦弱，因为营养不良尚未进入青春期。萨拉依旧留着一头深色的长发，但她总是会在睡梦中揪扯自己的头发，以至于头上到处都是秃斑，而索菲到哪儿都要抱着贝贝。这只可怜的粉色毛绒玩具已经开始在屋里到处掉毛了。

“来。”瑞秋说，“到这里来。”

女孩们慢慢吞吞地走上前来，紧紧地牵着彼此的手，看上去就像是被粘在了一起似的。和她们一样，瑞秋和薇安妮之间坚不可摧的友谊也有可能是她们剩下的唯一信仰了。看到萨拉在瑞秋身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索菲这才终于放开了朋友的手，走过去站到了薇安妮的身边。

瑞秋望着薇安妮，那一瞬间，悲哀在两人的眼中流动起来。她们怎么能开口对自己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来呢？

“这些黄色的星星。”瑞秋边说边舒展开自己的拳头，露出了那几块印着黑字的丑陋粗布，“我们现在得时刻把它们戴在身上。”

萨拉皱起了眉头，“但是……为什么呢？”

“我们是犹太人。”瑞秋回答，“我们为此而感到自豪。你必须要记住我们是多么的自豪，即便有些人——”

“纳粹。”薇安妮的话听上去比自己预料中的还要尖锐。

“纳粹。”瑞秋补充道，“想要让我们为此感到……糟糕。”

“那大家会不会取笑我们？”萨拉睁大了眼睛问道。

“我也要戴上一个。”索菲说。

可怜的萨拉看上去也抱着同样的希望。

瑞秋牵起女儿的手，把它握在了自己的手中，“不行，宝贝。这件事情是你和你最好的朋友不能一起做的。”

薇安妮看出了萨拉脸上的恐惧、尴尬和困惑。她正在尽力做一个好女孩，即便已经热泪盈眶，却还是要笑着佯装坚强。“好吧。”她终于开了口。

这是薇安妮在三年的可悲岁月中听到过的最悲哀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