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无处不在，失业的人被它逼到了绝境，如今感觉到了某种类似于幽闭恐怖症的东西。

尽管国民政府这会儿又开始祭出了过去百试不爽的‘殖民地大法’，想要通过将这些快要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大量失业下岗工人统统扔到澳洲与殷州共和国的方式，来快速转移国内的阶级矛盾。

但在当前这种世界级规模的大萧条环境下，即便是作为以地广人稀占比最为出名的殷州共和国那边，也同样不需要那么多的青壮年劳动力去帮助自身建设。

一个试图把自己的境遇合理化的人，往往会遵循下面几条路径中的一条。

如果他把这样的境遇看做是机器取代人的结果，他可能就会心平气和地看待它……因为没有谁会跟一台机器生气。

如果他归咎于自己或自己的糟糕运气，他就会滑向一条自怨自艾的不归失败之路，成为无数当代三和大神中的一员。

如果他把责任归到社会或经济体制的身上，他就必然会选择激进主义的岔道，走不了几步就会向左转，成为中国社会党又或是中华革命党的忠实簇拥。

有学者或好事者们，曾在当下做过一项认真细致的社会研究。

结果发现，跟女人比起来，失业使得男人更加激进。

将近四分之一的闲人（比有工作的人当中多四倍）都同意这个观点：“革命对这个国家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尽管几乎所有人，都反对像部分走的有些太远太超前了的【外国激进分子（比如俄罗斯与东欧地区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些观念，并且仍旧处于类似某种美国红脖子般的保守民族主义态度，对国际主义思想并不感冒，进而由此断言：“一个人应该欣然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斗。”

这种自己爱国，但国却似乎不爱自己的奇异现象，宛如十九世纪版本的国内粉红群体那般。

实际上，像这样的激进主义，大体上是朴素的，理论上是天真的。

对于被商店所包围的贫困，普通人有着本能的愤恨。

随着食品和农场窒息在他们自己的生产过剩之下，这种愤恨突然爆发了。

不少穷困到实在没有办法的国内无产者们，开始一反过去的遵纪守法温良脾性，主动去专门寻找那些‘大型商场或店铺（值得一提的是，小店受到欺负的案例数字相对稀少）’开始起了集中零元购。

毕竟没有哪个丈夫或儿子，愿意看到自己的妻儿或父母被活活饿死在家中。

当犯罪是因为生计而不是贪婪时，那感到羞愧的应该是政府。

全国各地也到处都出现了反饥饿游行。

广东省的广州市这种自第二次北伐战争开始，就一直是国民政府与国民党铁杆基本盘支持者的革命老区，还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失业骚乱，导致了流血。

不少参加过北伐战争的国民革命军老兵们，也都纷纷开始走上街头，要求政府在大萧条期间继续给予自己补助金补贴，而不是用所谓的‘财政紧张’又或是‘困难之时’的理由直接中断不给了，好让他们这些过去曾为祖国流血流汗的老兵，今后再流泪。

然而来自孔虐战帅……啊不对，是能文能武的军中新锐将领曾国藩，在率领骑警部队使用刺刀与催泪瓦斯的重拳出击，终究还是很快就迅速打击了北京城内试图武装讨薪的‘兵痞份子’，进而获得国民党高层嘉奖，在此期间又官升一级的得到了重用。

即便国内对无产者们不友好的环境，已经恶劣到了如此地步，可出于往昔多年积累下来还有不少剩余的政府公信力，这年头的国人人依然坚信所谓的‘民主程序’，对国民政府抱有更多不切实际的希望，而不是去相信那些‘境外势力（指欧洲社会党人）’的煽动。

在大多数市民们渴望改变的时候，他们所指望的，必定还是投票箱。

可在不同的地方……譬如在国内几个昔日的重点工业中心，同时也是现在的失业受害者规模最多的区域，不满怒气却在锅盖之下持续慢炖沸腾着。

社会党与革命党的主张开始越来越被那些失业工人们所逐步接纳，游说工作也都相比起过去的经济上行期间，来的简直堪称是突飞猛进。

当真是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遍就会的绝佳范例。

但是在别的地方，多数国人们却还是以坚忍的意志，接受了同样糟糕的处境。

在上海市，无家可归的人开始集体睡在地铁车站。

在中央公园一个废弃的烂尾楼工地里，本地的失业居民们都在那里繁衍生息。

这里的居民以变质的米饭泔水，和市场那些过了保质期的垃圾为食。

他们经常面无表情地凝视着内部员工被萧条期间的大裁员，给裁到空了一半的摩天大楼所包围起来，并且会在夜色之下闪烁着炫目霓虹灯的魔都剪影。

在山西省的大同市，数以千计的流浪汉们，都挤在市政垃圾焚化炉所在的建筑里取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