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哪一种都与以国会为中心的责任内阁制大相径庭。

这帮人在摸索了足足十五年时间后，似乎都始终没有搞清楚当下的政府里面真正值得限权的对象，恰恰是代表行政权的总统，而非立法权的国会。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甚至还能和这帮共和国精英先前对罗芳伯造神一事带来的‘政治正确’有关。

这尊神像实在是过于完美，以至于哪怕仅仅只是委婉的表达一下对方当年亲手所设定的制度，对于当下国情来说已经不再合适，需要修正的建议，都会因为‘政治不正确’而遭到群起攻之猛烈抨击。

同时作为这项制度最大收益人的共和国总统本身，也不会对于这种相对更有利于自己集权的制度本身表示反对。

除非将来真上来一个为了个人主张不要国家未来的地图头总统瞎搞一气，制造出了灾难性事故，充分暴露出体制问题使得国会成员有机会对此无视政治正确的展开集火攻击，又或是对方主动想做圣人削自己的权力，不然这事怕是难以在一时半会儿之间迅速搞定。

除开高层方面所存在着的内斗之外，那些变得愈发不接地气的国会议员，也同样是促成了上述现状的原因之一…………

第三百一十一章 纸牌屋（下）

无论采取何种理解，起码在欧美那边的政治语境之下，议员毫无疑问应该是人民的代表。

但是这些中华共和国的议员们，却如同后世民国那般的议员一样，主动将自己隔绝于人民之外。

当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们提出应当像法国那样不分男女的采取统一普选制，因为“既称共和国，应无贫富之界限”时，几百名国会议员里却只有寥寥数人赞成他们的意见。

而这中华共和国的选举，则是从本来理当仅限于所有识字男性的资格性选举制度，再在义务教育已经普及的当下，不但并没有朝着更进一步的普选制方向大步前进，而是往后更退一步的加入了‘财产资格’的全新限制，使得资格性选举制在这一刻仍然生命力十分顽强的存续至今。

相比起隔壁法国那些积极面相市民阶层发表演说，与之展开整天整夜辩论的巴黎国会议员，这中华共和国内的国会议员们却不知是出于何种心态，对上街游说市民去支持自身政治主张这事，整体保持着一股相对忌惮的态度，不屑于去接触那些泥腿子平头百姓，甚至鄙视与排斥打压这么干的议员同行。

议员们却从未考虑过动员地方民众，去在城市中、甚至在街垒上对抗总统本身，要求限制对方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