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上海佬，”小楼用半咸淡的广东话强调：“我讲过很多遍，我是北京来的！”

他很奇怪：“那有什么不同？”

小楼无法解释，他有他的骄傲：“我是北京人！不是上海人！”

“龟呢？”

他环视小楼的空屋。一张枯藤椅，一张木板床，床脚断了一截，却没有倒塌，啊！原来小楼捉了那只龟，垫着床脚，它硬朗而又沉默地顶着，活着，支撑着整张床。

龟旁有一小碟饭和水。

“有没有搞错？”小胖子大叫：“它会死的！”

他懒得同小孩谈论生死。本身没有文化，但文化大革命他惯见生死。在他自北方下放至南边时，五百多人被折磨掉二百多，一天之间，传染病死去三十人。不停的斗争，目睹有人双腿被锯断，满口牙齿被打落，生不如死，死不如死得早。往上推吧，小楼想，北洋，民国，日治，国共内战，解放，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三年自然灾害……到了文革，中国死了多少人？中国人是世上最蠢，最苦，又最缘悭福薄的民族。蠢！总是不知就里地，自己的骷髅便成了王者宝座的垫脚石——但不要紧，小孩一个个被生下来，时间无边无涯，生命川流不息。死了一亿算什么？荒废了十年算什么？小楼面对小孩鲜嫩的岁月，他很得意，他快死了，但毕竟还没死。

“很闷呀，没好玩的，我走了。”连小孩也跑掉。

还是香港的小孩幸福。下列望着这个无礼但又活泼的小胖子。他懂什么政治？

如果他在北京……听说打倒四人帮之后，北京的小学生被教育着，上体育课，是用石块扔掷一些稻草人，上面画着江青的像。小孩扔掷得很兴奋——但，“万一”江青若干年后被“平反”了，这些小孩，岂非又做“错”了？

大人都喜欢假借小孩的力量来泄愤。这是新中国的教育方针。香港小孩幸福多了。小胖子高兴的时候，来教小楼玩一种电子游戏机，是一个傻瓜千方百计要走入一间屋子内，在投奔的过程中，高空扔下水桶，木锤，锯……等杂物，中了头颅，他就一命呜呼。但有三次“死”的机会——多像中国人顽强的生命力！

小楼手指不甚灵活，总是很快便玩完了。“一听到音乐声就知你又死了！”小胖子是这样的嘲笑他。

音乐？对了，他很久很久，没听过任何音乐了。他残余的生命中，再也没有音乐了。忽然，他又感到日子太长，怎么也过不完。

幸好他拥有自由。

他自由地乘坐电车。他爱上游车河，主要是便宜，且只有这种胡琴上弦动的节奏，才适合他“天亡我楚，非战之罪”的霸王。四面是楚歌。楚歌是雨。雨打在玻璃上，雾湿而不快。

小楼为了谋杀时间，由湾仔坐到筲箕湾。途经北角新光戏院，正在换画片，又有表演团访港了。他没留神。后来又筲箕湾坐回湾仔。自昏晕的玻璃外望，十分惊愕——“程蝶衣”

他赫然见到这三个字。

虞兮虞兮奈若何

他识的字有限，但这三个字，是他最初所识！

“程蝶衣”？

他几乎不相信自己那双六十多岁的昏花老眼。一定是看错了，一定是看错了。

电车踽踽驶过新光戏院。

要是他没有回头，有什么关系？他随随便便地，也可以过完他的日子。他可以消失在杂沓的市声中，像一滴雨，滴到地面上，死得无声无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