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着听诊器,移到正中间床位的病人那里。我没有感觉到很大压力,只是按照麻田护士长说的在做。护士长很聪明,问话也艺术,在别人听来,好像是她在接受我的指示,其实是我在接受她的指示。
中间床位上的男人有三十一二岁,瘦骨嶙峋,个子也不太高。他和另外两人一样,浑身是煤粉,脸庞苍白。
我先是急急忙忙地诊脉,接着按上听诊器。
我原以为他同前面的那个人一样,快不行了。静心倾听,却能听到较强的心音,脉搏也很清晰。说句怪话,他肯定还活着。
“怎么样?能明白吗?”
我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没睁眼睛,微微地点了下头。我一边吩咐护士给他裹血压计,一边轻声问他:
“哪儿疼?哪儿难受?”
他只是低声呻吟,说不清楚疼痛部位。测了一下血压,收缩压一百四。
搞不清楚详细的伤情,但血压基本正常,好像也有知觉。
“大夫,请看一下左床的血型!”
护士长已拿着承物玻璃片从左端床上伤者的耳朵上采了血,与实验液混合在一起,等候显像判定血型。此空闲,她冲我喊,并在判定后反问:
“是A型吧?”
“对,是A型。”我答道。
“那我就输血啦。在这之前请再检查一下!”护士长说。
我给左端床上的伤者按上听诊器。这个人也是脸色苍白,心音很弱,几乎摸不到脉搏。常穿坑内靴的脚脖子,内弯得有些异常,表明那儿骨折了。可能是那儿很难受,他时常朝上伸出手来,抚弄下腹部。
“给脚脖子拍张X光片好吗?”我问道
“大夫,把他弄到X光室很费劲儿,暂且先在这里输血怎么样?”护士长反问我。
“那就先把血压正常的伤者移到病房吧!”
“我觉得那人可能没问题,我们马上把他移过去,请大夫看这边的人!”
我时而去右边,时而去左边,乍一看,好像在很忙碌地工作,其实,我只是按照护士长所说的在做。
大约三十分钟后,我向聚集而来的煤矿职工、工会相关人员以及赶来的警察发布事故伤亡简报。
就是说,第一个被运来的是丹泽茂先生,四十二岁,全身撞伤,入院时已经死亡;第二个是中津川三郎先生,三十二岁,全身撞伤,病危;另一个是四十五岁的北山吉藏先生,他右脚脖子骨折,现怀疑内脏出血,病危。对报社接连打来的咨询电话,也给予了同样的回答。
第二步如此处置三个入院者:丹泽先生已经死亡,我让门诊部的护士给他脱掉工作服,清洗尸体以等待入殓;北山先生转入手术室,一边输血和补液,一边让护士给他脱掉工作服,往不稳定的脚脖子上按夹板,等待身体恢复;中津川先生暂时移到单人病房,让护士给他脱掉工作服,拭去脸部和手脚上的煤粉,让他继续吸氧,观察周身反应。
事故发生后约两个小时,也就是三点左右,丹泽先生的遗体被运回位于医院后方的自己家里。北山先生的血压回升到一百三,恢复了知觉,腹痛也不那么强烈了。根据其现实状况,把他从手术室移到了病房。
此时,病房中中津川先生的X光片已经冲洗出来了。因为当时他全身发软,就以其腰部为中心,对擦伤的右手、右腿以及头部、颈部胸部均拍了照片。
不可思议的是,反复查看各部位照片,看不出有伤痕,骨骼都正常。尽管想象得很严重,实际并非如此。这样再好不过,我也就放心了。尔后吩咐护士再做尿液和血液检查,每三十分钟测量一次血压,细心观察肢体反应。
到这时,我冷静下来了。丹泽先生被送来时,已经死亡,这没有办法。没有急着给北山先生剖腹和做脚踝手术,先行输血和补液观察伤势,好像很有效果。他的脸庞又恢复了生气,自己会说哪儿疼,让人帮他斜躺着身子就感到舒适。
可能起先怀疑的内脏出血并不存在,只做脚踝骨折矫正术就能解决问题。
我稍微放心了一些。又去进行延时已久的午后巡诊。最后回到门诊,开始诊治其他的外来病人。
我刚给病人换完纱布,病房那边的护士就跑来了。
“中津川先生说有事儿,想马上跟您说。”
“什么事儿?”
“他要直接跟您说。”
“病情有什么变化吗?”
“血压一百四,正常。”
“稍微等一会儿!我处理完这几个外来的病人。”
“他说请大夫赶快来……”
“真让人为难啊。”
我回头看了看待诊的病人和护士长,说了声“那我去看看”,走出了门诊室。
我进病房时,中津川先生正仰卧在床上,睁着大眼睛,注视着天花板。好像体力已经恢复了,气色也不错。
“什么事儿?”
“请问,这氧气可以摘掉吧?”
“没必要用啦。我给你摘掉。”
我把贴在他脸颊上的氧气管取下来,关上氧气瓶。再量一下血压,一百四,正常,脉搏也良好。
“这样就行了。”
“不……”
中津川先生用难以言说的表情看了看我,问:
“X光照片怎么样?”
“仔细看了一下,一切正常。如果不能走路,可能是腰部或胯关节骨头受伤了。有时X光片显现不出来,我想等你情绪安定时,再重拍一次。”
“是吗?”
“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
“不,不是……”
中津川先生态度淡然,语言含糊不清。
“那怎么啦?”
“其实……我能走。”
“啊……”
“我能走。”
“真想不到。”
“我站一下行吗?”
中津川先生一边满面歉意地用手挠头,一边从床上爬起来,尔后轻盈地站到被子上面。
“哪儿也不疼。”
他像做广播体操般地挥动着双手,屈伸着膝盖。
“对不起!”
“不是对不起的问题。”
我用诧异的目光注视着这位穿着睡衣的中津川先生。
“头不疼吗?”
“没事儿。”
他又应声左右摇动着脖子。
“你是遇到塌方,没来得及逃出来吧?”
“是的。”
中津川先生好像做了坏事,自知理亏地慢慢钻回被窝。
“刚来医院时,你脸色刷白,身体完全没劲儿。”
“自我感觉也是这样。”
“据救急队说,你正好被夹在丹泽先生和北山先生中间,筋疲力尽地倒在那里。”
“这些情况我记不清了。”
“奇怪啊。”
“连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于是,我明白了他当时的实际状况。
“原来是这样,你在塌方的一刹那被吓得失去了知觉?”
“……”
“你身体没有受伤,只是被吓得瘫软了。仅此而已。”
他在被窝里使劲儿地挠头。
“真让人为难啊。”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对公司、警察和报社宣布他因全身撞伤而病危。
“丹泽先生死了,北山先生脚骨七零八落。”我对他说起另外两个人的现状。
“对不起!”
他道歉的方式很奇特,说实话,我是希望他道歉的。
“其实我也很为难。”他喃喃地说道。
“为什么呢?”
“老婆对此很担心。她从来没有温柔地对待过我。”
“那是啊。你被送来时,我说过‘也许不行了’。因为你真的从脸颊到嘴唇都刷白,浑身一动也不动。”
“那时的状态是真实的,我没有作假。”
“你太太说什么啦?”
“她好像给亲戚们打电话说,看样子只能留条命。我想,亲戚们很快就会赶来的。”
他十分沮丧。
“既然这样,那就只有如实说当时被吓瘫软了,别无办法。”
“请等一下!如果这么说,老婆会拷问我的。”
“怎么?”
“老婆比我要强,她会说我是个窝囊废,无故地惊扰众人!”
说起来,中津川先生的太太无论身高,还是体重,都比他显得高大。
“您能给想个办法吗?”中津川不无忧虑地问。
“你这种情况,我很难办啊。”
我脸上露出不快的表情。又转念一想,如果说他被吓得昏过去了,只是瘫软了,医院硬是没看出来。我这个医生的权威也就荡然无存了。
“我老婆马上就会来。”
“那就像真的伤了腰一样,给你缠上石膏绷带好吗?”
“行吧。”
“只有这样,别无他法。”
“缠哪儿呢?”
“当然是腰上。只要缠上这个,太太和前来探望的人都会认为是重伤。”
“缠上绷带会很难受吧?”
“缠得薄一点儿,不怎么难受。明天下午给你缠吧。”
“那说什么伤呢?”
“就说腰椎骨折。”
“需要缠很长时间吧。”
“一般两个月左右。如果伤情出乎预料地轻微,可以只缠半个月左右。”
“这样没事儿吗?”
“没事儿。谁也不懂啊。”
中津川先生心领神会地点点头,很快又问:
“这样的话,就不能做那事儿了吧?”
“什么事?”
“和老婆做爱……”
“那就不行了。因为腰缠着石膏绷带表明伤重,要忍耐半个月!”
“那可麻烦啦。”
“不能什么都合适啊。”
“要是半个月整呢?”
“那就不缠啦?”
“不,还是请您给我缠上吧!不然,不仅是老婆,连同伴们也会讥笑我是胆小鬼,看不起我或不理睬我。”
“我要预先提醒一下,在缠着的时候和缠完以后,要不时地喊疼、喊难受。”
“还在什么时候喊呢?”
“一般是被碰到腰部、或者身体活动时会感到疼。”
“缠在这儿吗?”
他在毛毯下面抚弄着腰部说。
“啊,还有,能在缠上绷带前,能让我洗个澡吗?”
“洗澡?”
“身上满是灰尘,很难受。”
“这是腰骨折了,根本不能动,要是洗澡的话,那该很荒唐吧。”
“请给想个办法!”
“这次就请你自己用水擦擦身上,忍耐一下。过几天太太不在场时,再让你悄悄地洗澡。”
“那时能拆开石膏绷带吗?”
“石膏绷带很薄,马上就能拆开。过后再给你缠上。”
“上厕所怎么办?”
“如果开头一个星期就走着去,还是有点荒唐啊。”
“那就是说要用便盆?我不能用那玩意儿。”
“你说不用哪行?”
“是吗?”
“要忍耐一个星期!”
“真的只忍耐一个星期,就把我打发走?”
“最多两周。对你这样处理,比真正的重伤病人还要费事。”
“对不起!”
他满含歉意地垂下眼帘,露出重病般的可怜神情,在枕头上行礼。
第二天,中津川先生在假装喊着“疼!疼!”的同时,被缠上了石膏绷带。他坚持用了一个星期便盆。不用说,按照预定半个月的计划,他被顺利地拆开绷带,出院了。
这期间,他太太温柔地伺候于床上床下。开头一个星期,他太太陪在床边用汤匙给他喂饭,中津川先生只消张开大嘴等着汤饭送入。
他出院时,送给我一瓶威士忌,说是一点心意,怕让太太听见,又小声说:“托您的福,享受了一次新婚氛围!”说完,便走了。
此事已经过去十三年了。他每年寄来的贺年卡上,都标注着“胆小鬼”。有时还这样写道:“现在太太过于强势,我现在真的愿意再瘫软一次。”应当说,一个胆小鬼是他自己,另一个胆小鬼是我,现在我完全能理解他标注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