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阻力不光是利益牵扯，还有已经摆在明面上的党争。

范文正公刚刚被仁宗皇帝委以重任推行新政，石介就以一篇《庆历圣德颂》将他们架在火上烤。

或者说，他们本来就在火堆上，那篇《庆历圣德颂》又给他们添了把火，那篇文章无脑吹捧新政，骂反对新政的夏竦等人为大奸，直接把那些反对新政的当朝大员得罪的死死的。

新党旧党在朝中吵的不可开交，仁宗皇帝想用新党重振朝纲，开始的时候新党成员春风得意，旧党的大臣只能憋着火气。

憋着火气不代表他们什麽都干不了，一时间中书省弹劾范仲淹等人的奏疏堆成山。

夏竦夏英公直接去仁宗皇帝面前告状说范文正公等人结党营私，新党权势太大，韩琦、富弼等人掌握军权，西北前线的尹沫、狄青等人战功赫赫，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在谏院能督察百官，范仲淹本人更是不得了，官员的任免乃至升迁贬谪他都能管。

大权已经被新党把持，范仲淹他们看谁不顺眼就能随意罗织罪名弹劾罢黜，看上哪个职位都能把人弄下去换上他们自己的人，官家真的放心让他们继续一手遮天？

夏英公说的很吓人，不过当时新政刚推行没多久，仁宗皇帝信得过新党臣子的人品，并没有因为那些弹劾而停止新政，只是信得过是真，心里打鼓也是真。

仁宗皇帝的脾气大家夥儿都清楚，说好听点是从谏如流，说难听点就是耳根子软，明面上看着没有将夏英公的弹劾放在心上，私底下却还是拐弯抹角的询问，只要范仲淹否认他就能当这事儿没发生过。

范文正公知道仁宗皇帝在担心什麽，但是却没有和仁宗皇帝想的那样否认结党，而是直接承认了这件事。

皇帝优柔寡断，与其一直否认，不如让皇帝觉得朋党并不都是党同伐异不问是非的存在。

汉末的党锢之争和晚唐的牛李党争的确都危害朝廷，但是朋党也有正邪之分，不是所有的朋党都会危害朝廷，君子之间结党是为了家国社稷，和那些一心为私的小人不一样。

不这样解释不行，哪个读书人没有朋友，有朋友就能被扣上朋党的帽子，他早年就因为所谓的朋党被逐出京城，现在正是推行新政的关键时候，说什麽都不能再栽在这上面。

可惜范文正公还是高估了仁宗皇帝对他的信任，仁宗皇帝觉得从来没有什麽君子党，只要结党就肯定对朝廷没好处。

看晚唐时的牛李党争就知道，牛李两党都觉得自个儿是君子对方是小人，结果呢，最後还是把大唐给折腾没了。

那次君臣二人还说了什麽外人不清楚，反正新政没有受到影响，但是欧阳公知道这事儿後很不服，当即给皇帝写了份《朋党论》的奏折为老友打抱不平。

小人无朋，君子有党，君子行事遵行忠信爱惜名节，说要齐心协力干什麽就一定会有始有终，小人能这样吗？

周朝时君子结党醉兴盛，而周有国祚八百年，可见君子结党不厌其多，官家肯定能明白他们的良苦用心。

也不知道仁宗皇帝怎麽想的，上朝的时候把那封奏疏念个文武百官听，这下朝中吵的更厉害了，毕竟谁都不觉得自己是小人。

一石激起千层浪，直接把局面搅和的乱成一锅粥。

大概仁宗皇帝也没想到事态会变成这样，为了让朝臣不再吵架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说他相信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都是一心为国毫无私心的好臣子。

话是这麽说，说完没几天欧阳公就被贬去了地方。

尽管那时候没有用“贬”这个字眼儿，仁宗皇帝还让他不要因为离京就松懈，在地方上遇到什麽事情要立刻向朝廷上奏，但是明眼人都知道这是被贬出了京城。

新党的势头被削弱，新政的前途也开始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