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开始时，似乎和女人问题纠缠在一起。洪秀全对待天王府中的女官态度大概有些问题，在男女平等原则上出现了矛盾。洪秀全把杨秀清父亲的妹妹杨长妹及石达开同族的石汀兰等上了年纪的妇女当用人使唤。但在这些妇女看来，洪秀全跟自己的侄儿同辈，这么可以把自己当用人使唤呢？

“我年纪大了，想歇歇了，可天王不许。他这人太顽固，我们一有什么想不到的地方，就会遭到训斥。”

杨秀清听了姑母的诉苦，心生一计，要整治一下天王。他的办法自然就是“天父下凡”。

历癸好三年(1853年)十一月二十日，阳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即圣诞节的前一天。洪秀全跪在地上。

天父耶和华斥责他道：“对女官要宽大！”“要注意对幼主的教育！”

天父命令：“对其过错，罚杖四十！”

北王韦昌辉走上前去说道：“我愿代天王受杖！”

“不行！”——天父耶和华的话自杨秀清口中传出。

杨秀清觉察到现场的气氛，知道自己操之过急了。除了韦昌辉，想必还有许多人都愿意代天王受罚。他闹这一出“天父下凡”，本是为了降低天王的威信，但这样一来，说不定反而会加强人们对天王的皈依，且有损东王的权威。在场的几十名领导人无不为天王受难而难过，不消多时，他们就会流泪哭泣，若不能适可而止，必定会提高天王的威信。

因此，杨秀清不得不说：“今天格外开恩，日后务必谨慎。”

人们都为耶和华的宽恕而松了口气。杨秀清清晰地听到了气息声。这次事件的结果，杨秀清知道了洪秀全的威力，洪秀全也觉察到了杨秀清的攻击。

洪秀全下令让功臣家族的妇女休息，表面上事情告一段落，但领导人各个心知肚明，事情不会这样结束。

在这次事件后，杨秀清的弟弟杨辅清突然要求去安庆。西征军已从南京溯江而上，抵达安庆，指挥西征军的是翼王石达开。

好友问杨辅清：“你去安庆做什么吗？”

杨辅清朝四周瞅了瞅，回答道：“大难就要临头了！”他已痛切地感到哥哥的蛮横招致了强烈的反感。他担心受牵累，因而想离开南京。他选择投靠石达开，一是远离政治斗争的中心，二是他觉得石达开可以信赖。

“在天京简直叫人窒息，就让我待在这儿吧。”杨辅清在石达开面前深深低下了头。

“真的这么糟吗？”石达开在仔细琢磨着他跑来避难意味着什么。他极力抑制着，仍不禁流露出叹息之声。

连理文从谭七那儿听到南京的情况，向父亲报告后，问道：“我们能做些什么？”

“很难啊！依靠翼王的力量，也许还有办法能防止悲惨结局。不过，这个人进了南京之后，好像也变了。”连维材抱着胳膊答道。

“要船！没有船，什么也干不了。要打仗，首先得有船。”曾国藩在湘潭和衡州设立造船厂，昼夜不停地造船。

湖北、湖南的船全都被太平军拿走了。可以说，由于这支船队，太平军才打下南京。北京派来的急使所带的命令，只是一味督促他赶快上阵。太平天国的北伐军已到达天津，李开芳、林凤祥等人所率领的太平军破了代替讷尔经额任钦差大臣的胜保的清军，杀了天津知县谢子澄，北京受到震撼，富豪们纷纷开始逃难。

西征军从安庆又往西进军，在田家镇、半壁山打败了江忠源，占领了汉口和汉阳，知府俞舜卿和知县刘鸿庚等战死。

在长江对岸的武昌城内，湖广总督吴文熔和湖北巡抚崇纶，在强敌兵临城下的情况下仍争吵不休。崇纶建议在城外建立基地，防御敌人。所谓到城外去，就是要弃城。过去有无数的清朝大官儿，就是借此机会逃跑的。总督早就看穿了巡抚的用心。

“我们要与城共存亡！”吴文熔将一把利刃扎在桌子上，厉声道，“城亡我们亡，城在我们在！我已做出决定，再有人说要出城，先让他尝尝这利刃！”崇纶一再抵制吴文熔的主张，认为只是闭城不出算不上是作战，现在他被吴文熔的强硬态度压了下去，但内心非常不满。吴文熔确有自以为是的一面，尽管说现在是战争时期，但拿着利刃，强制通过自己的意见，这态度恐怕还是不正确的。不过，若不这么做，武昌城只怕会轻易落入太平军手中。

不知什么原因，太平军解除了对武昌的包围，退出了已占领的汉口和汉阳，退到黄州。据说这是“为了等待援军”。若在武汉三镇等待援军，大概要为伸展得过长的补给线担心吧。不过，武昌清军首脑若弃城逃跑，太平军就会增添信心，也许会继续驻扎在那里。

“我们坚守了武昌，贼军害怕，所以后退了。”吴文熔这么认为。

而崇纶却态度强硬：“因为我们缩在城内不出来，失去了歼敌的机会。贼势已衰，到城外迎击，就可以把贼军击溃，可是我们没有这么做。”他本想逃跑，因为太平军撤退了，所以才说这样的大话。他不光是这么说，还写了奏文，说什么“一味坐守，失去歼敌良机”呈报到北京朝廷。吴文熔由云贵总督调任到此。他曾慨叹国军士气不振，多次弹劾满族武官无能。崇纶这次弹劾他，完全是一种报复。

北京命令他们立即追击。北京不了解战局，北伐军怒涛似的逼近北京，朝廷早已惊慌失措，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想利用南方战局来牵制北伐军。说得极端点，他们希望南方仗打得激烈些，不管输赢。

“我们正在全力建造兵船，很快就会组成水军。在水军建成前作战，显然不利。不能只看当前战局，要有长远眼光。”

曾国藩向北京送去报告，但北京只考虑当前的战局。江忠源因此丧命。

江忠源率楚勇（湖南志愿军）向东而来。太平军退出汉口、汉阳是咸丰三年(1853年)十月六日（阳历十一月六日），这之后不久，江忠源就进入武汉三镇，这就构成了“援救来迟”的罪名。

满族大官儿对汉族实权人物十分嫉妒。江忠源不过一介书生，一年内竟由知县升为巡抚。这种提升在清朝历史上恐怕没有先例。江忠源在朝中没有实力靠山，是蓑衣渡大捷，给江忠源带来史无前例的提升。可是，奇怪的是，按当时常识看，依靠关系的提升可以不遭异议，依靠实力提升反会被人猜忌。江忠源刚刚作为李嘉端的后任，被任命为安徽巡抚，但他因对武汉援救迟缓而受到“降级留任”的处分。当江忠源率领两千士兵，正要从汉口出发时，崇纶却跑来向他提要求：“武昌兵少，把你的兵留一半在这儿吧。”

“您说一半，是一千吗？”

“楚勇只有两千人吗？”

“是的，这两千人还是我苦心征集来的。”

“那就只好请你借给我一千兵了。”崇纶蛮不讲理。

江忠源仰首望着天空，心想：不管怎么说，都是为了打发贼！于是他点了点头。他希望尽快打仗，若在此拒绝崇纶的要求，就要拖延几天再出发。他的打算是，把一千兵留在武汉，再派弟弟江忠义去湖南，继续募兵来补充。

江忠源从汉口出发，到六安州时生病了，因此做了短暂的停留。进入临时省会庐州，是在十一月十日（阳历十二月十日）以后。安徽省的省会本来是在安庆，但那里被石达开的太平军占领了。

南京的天父下凡事件，是在江忠源进入庐州后发生的。这时，太平军已从扬州撤出，清朝钦差大臣琦善进入空城扬州。湖广总督吴文熔已进军黄州，崇纶向朝廷弹劾了他，他不得不出击。

“起码要等到水军组成。”曾国藩给吴文熔捎话。

但是，情势已不允许推延出击。吴文熔进军黄州是咸丰三年十二月九日，三天后，江忠源带病进入庐州。他们都意识到结果只有一死，因此这么做无异于自杀。

江忠源把一半兵力留在六安，也许是因为六安是要地，也许他是有意要保存楚勇。进入庐州府后，他绝望了，那里对太平军毫无防备。庐州知府胡元炜身材肥胖，似乎连走路都困难。江忠源因病而变得脾气暴躁，连胡元炜的肥胖也使得他很不高兴。

“无兵又无粮，这个城这么瘦，知府却这么胖，你是怎么长的这一身肥肉啊？”江忠源平常很幽默，但他对胡元炜说的这些话显然不是幽默。他的眼里流露出怒气。身体健康时，也许他还能努力忍住。此刻，他却已没气力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感情了。

江忠源尖刻的话深深刺进了胡元炜的心里。刚当上巡抚，就这般盛气凌人！胡元炜心里恼火，暗暗咒骂，表面上却不动声色。他当知府有几年了，而在一年前，江忠源还是个无官职的书生，两人等级差得远呢。

“不过是个靠战争发迹的家伙！”要是过去，胡元炜根本不把江忠源放在眼里，但现在却被人家劈头盖脸地训斥，心里自然懊恼气愤。

江忠源又突然检查了乡勇。一个姓刘的家伙说是指挥五百兵，账簿上也分明写着支给他五百人的粮饷，可是一点人数，却只有一百五十人。

“斩！这种违法行为必须处死！”江忠源病后，嗓门儿变得特别尖。

布政使刘裕珍大吃一惊，他赶忙劝解：“斩刑暂时推迟吧，贼军快要打来了！”

“正因贼军马上就要来，必须要严厉惩罚。”

“把他处死，乡勇就不会听从命令，仗就无法打了。”刘裕珍拼命地哀求。

“仗无法打！”江忠源还想说，“仗早就无法打！”但他把下面的话咽进了肚子。温厚的刘裕珍也是怠慢战备的负责人之一。江忠源看了看他的脸，放弃了处死刘姓乡勇的念头。

事态已无法收拾，江忠源到达的第二天，庐州就进入战争状态，但不是跟太平军打。江忠源带来的湖南兵遭到当地乡勇的袭击，湖南兵又对乡勇进行了反击。城内居民于是家家关门闭户。

进攻庐州的太平军由护天侯胡以晃、曾天养、曾锦谦这些将军指挥，据清文献记载，其兵力为十万，这个数字可能有点夸大，实际上是三五万人。江忠源过度劳累，一直发着高烧，任何药都吃不下去。除了肉体上的疾病，精神上，他已处于躁郁状态。他挖苦讽刺胡元炜，大骂乡勇负责人，在别人看来，都是病态的发作。他取消了刘某死刑，改为监禁，但这事仍旧触怒了安徽乡勇，他们袭击了楚勇。

胡元炜遭到辱骂，心中也暗暗有了打算。满人入关已两百多年，该到改朝换代的时候了。中国的下一个主人若是太平天国，那恐怕还是早点跳槽为好，这样还可立下一功。于是，他决定献城投降。没有比这更大的礼了。他盘算着，最好是在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开城迎接，若等到被打败后再投降，就算不得什么功劳了。

挨骂那天夜里，胡元炜派心腹去城外同太平军接触，表示愿做内应。有内应在城内迎接敌人，城内又发生了激烈内讧，政府军失败是必然的。即使没有内应或内讧，庐州迟早也会失陷。而江忠源的狂躁加快了庐州的失陷。

太平军中的土营主要是矿工组成的，他们用地雷破坏了城门。十二月十六日，庐州城西门城墙崩开一个大豁口，太平军蜂拥而入。有胡元炜做内应，太平军知道哪里会继续抵抗，哪里会投降，战事很顺利。

当然，庐州并非孤立无援的，陕甘总督舒兴阿率兵一万五千，驻扎在庐州城外冈子集。江南提督和春也从徐州赶来援救。另外，在北京担任给事中的袁甲三，当时在安徽北部视察和监督团练，他也奉命援救庐州。袁甲三无子，过继同族袁保庆为养子，袁保庆亦无子，把侄儿袁世凯作为养子，袁甲三是袁世凯的祖父。

清援军都到了，但太平军兵力超过了援军。庐州失陷了。那一天雾很浓。

江忠源意识到末日来临，想用事先准备好的短刀自刎，但因病力衰，没有死成。

“这是干什么呀！我们还要准备东山再起啊！”一个楚勇从江忠源手中夺下短刀，背起浑身是血的江忠源拔腿就跑。这个楚勇年轻力壮，头也不回地往前奔跑。

“逃不掉了！”江忠源在年轻人背上大声喊叫，但年轻人好像根本就没有听到。他知道他们是在朝金斗门跑。他在想如何从年轻人背上挣脱下来。他想起了前面有个池塘，好像叫关潭。靠近池塘时，他猛地在年轻人的脖梗子上咬了一口。

“啊哟！”

年轻人惊呼了一声，手臂一松，江忠源趁势跳了下来，使出最后的力气跑向关潭。这个池塘以水深而闻名。江忠源跃身跳入池塘，享年四十二岁。

布政使刘裕珍、仍留在安徽的前任布政使李本仁，以及候补知府陈源兖都死了，知县邹汉勋、胡子雝及副将松安、戴文兰等庐州首脑也全部战死，但殉职者名单中没有知府胡元炜。

庐州虽是府城，但实质上是省城。

从太平天国方面来说，已获悉北伐军战斗十分艰苦，需要建立一个支援北伐军的基地。太平军攻打庐州的将军是秋官又正丞相曾天养。他在攻占庐州后，返回黄州。当人们以为他仍留在某地时，他已出现在很远的地方了，因此，人们给曾天养起了“飞将军”的别名。他在出现于庐州之前，人们都知道他在江西攻下了景德镇。一说飞将军，人们会联想，他应是个英姿飒爽的年轻武将。其实曾天养在金田起义时已五十多岁，他在太平军中可称得上是老将。

黄州太平军总指挥是从武汉撤下来的石贞祥。他有一个威武庄严的头衔，叫“国宗提督军务”。他下面有韦俊、韦以德、石凤魁、石镇仑、黄再兴、林绍璋等干将，另外再加上飞将军曾天养，军队总数号称四万。

吴文熔因受崇纶弹劾，无法待在武昌，于阳历元旦进入堵城。堵城离黄州十公里，因地方狭小，无法容纳七千兵，吴文熔的军队不得不大部分野营。

曾国藩曾多次上书朝廷，建议在水军组成前，应延缓发起军事行动，在积蓄力量后，再给予一击，当然会很有力量。但朝廷根本没人能理解。

六十二岁的吴文熔只好冒严寒出阵。堵城十三座兵营看起来好像埋在雪里，有人就这样被冻死了。吴文熔意识到自己是难逃一死了。过去各种场面一幕一幕出现在他脑子里。他抬头仰望布满飞雪的天空，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他回想起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中进士时那光荣的日子，道光十八年(1838年)担任会试副考官考选天下英才的日子，曾国藩就是这一年中的进士。

“我来这世上走一遭，可为他人做过好事？难道过的只是空虚的官僚生活吗？”“对，我还是为琉球出过力的。”他当闽浙总督时，琉球中山尚育要求把以前每四年朝贡一次改为隔年朝贡，其理由之一是琉球缺乏药品，依靠朝贡获得清朝廷的赏赐，四年才补充一次药品不够用。事关人命，吴文熔热心地向朝廷做工作，隔年朝贡终于获得批准。另外，选拔四名琉球英才到北京国子监留学，这也是在他当闽浙总督时实现的。

“贼人不知何时包围了堵城，看来是从远处围上的，正在缩小包围圈。”幕僚把吴文熔从回忆中拉回到现实。

幕僚惊慌失措，吴文熔却从容不迫。他意识到死亡终于来了，只是不知道会怎样死去呢。

“下着雪，营外池塘还没有结冰吧？”吴文熔道，弄得幕僚一脸茫然。

四万太平军包围了七千清兵。吴文熔在乱军中投身营外水池自杀了。这是好几个人亲眼看到的，并且这样报告到了武昌，而武昌的崇纶却向北京朝廷报告道：“堵城国军中贼计溃灭，总督吴文熔下落不明。”石贞祥和曾天养等人所率领的太平军，在堵城消灭清军后，又占领了汉口和汉阳。

曾国藩终于行动了。水军已经组成，由于太匆忙，勉强只形成一个骨架，曾国藩对这支水军还很不满意。大致规模如下：

快蟹（快船）四十只

长龙船（大船）五十只

舢板船一百五十只

改造船（由民船改造成的兵船）一百二十只

辎重船（雇用的民船）一百余只

募集水勇五千余人，分为十营

陆军五千余人

湘军就这样诞生了，近代中国军阀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形成的。

据说，汉口、汉阳第三次失陷后的第九天，曾国藩曾下令湘军出动，由此拉开了太平军与湘军的决斗的序幕。

汉口和汉阳失陷后，武昌困守了半年，最后也失陷了。失陷的前一天，崇纶为了逃跑，声称自己“已被解职，召回北京”，事实上北京并没有发出这样的命令。

后来曾国藩给北京朝廷呈递了一份严厉的奏文，斥责崇纶“污人大节，始终妒害，诚不知其是何肚肠”、“不唯生前排挤，更复死后中伤”。

崇纶跑到陕西后生病了。在病床上，他听说了吴文熔“临阵捐躯，不亏大节”，入祀于京师的昭忠祠，也知道朝廷要抓自己。看来自己是难逃一死了。不过在押送北京之前，他病死在了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