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等他们都离去以后，瑞秋表姐就开始拿我问罪了。“当我招待你的朋友时，”她说，“指望你能配合，你是怎么了，菲利普，坐在那里闷闷不乐，拉着脸，对你的邻座不发一言。那些可怜的姑娘们⋯⋯”她很不满地向我摆摆头。

“你那里欢乐四溢，”我回敬道，“我看我没必要再锦上添花了。全都是些希腊话的‘我爱你’之类的胡言乱语，牧师用希伯来语对你说了什么‘我心之悔’听上去满不错的嘛！”

“是这样。”她说，“他舌头一卷脱口而出，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你教父想让我看月光下的信号灯头，他告诉我说，会一见难忘。”

“好了，他不能向你展示信号灯头，”我回答，“信号灯是我的财产。有一样陈旧的土木建筑是属于派林庄园的，让他给你展示那个东西吧，它被荆棘盖得严严实实。”我说着朝火里扔了块煤，希望噼啪声使她烦乱。

“我不明白你是怎么了，”她说，“你失去了幽默感。”她拍了拍我的肩膀上楼了。这是让人对一个女人最为气恼的事了，总是由她们下结论，让人怒不可遏，她们自己却心安理得。似乎一个女人永远都不会错。要么即使她错了，都要让自己错得很有理，反倒像是别人错了。她毫无顾忌地说一些刺耳的话，什么与教父月下散步，或其他诸如去洛斯威勒市场逛逛一类的活动，她会一本正经地问我她是否该戴伦敦邮来的新圆帽——那顶圆帽的面纱网孔很大，遮不住她的脸，而教父说过，她戴上那个显得很漂亮。而当我烦躁起来，说我才不管她要不要用面纱遮面时，她心安理得，情绪更高涨，这次谈话是在周一用餐的时候，我皱着眉头坐在那儿，她就有意和斯考比谈话，更衬托得我愠色满面。

后来在书房，因为没有旁人在场，她就宽厚些，虽然依旧心安理得的样子，但多了些温顺。她既不笑我缺乏幽默感，也不抱怨我郁郁寡欢。她请我给她拉线，让我选择我最喜欢的颜色，因为她想给我做个庄园办公室里使用的坐垫。她心平气和地问我一些白天的事，问我见过谁，做过什么，这样我所有的气都消了，感到很舒心。看着她的手在丝线中从容游移，我心里在想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这样，干吗先要唇枪舌战，怒语相伤，破坏了气氛，然后又费一番周折平息和缓呢？似乎我情绪转好会让她欣喜，但我却一点都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我只知道她刺我时我很反感，很难过，而她温柔时，我就感到快乐安逸。

到月底时，天气变了。连着下了三天雨，没有园艺活儿，我在庄园也无事可做，骑马来回被雨浇得透湿。郡里所有的来访者都和我们一样被困在了家里。倒是斯考比提议说这个时间是清理安布鲁斯遗物的好机会，对此我们两人好像一直都退避三舍。一天上午，当我和瑞秋表姐站在书房窗口，望着外面的瓢泼大雨时，他提出了这个建议。

“我在办公室，”我说道，“你在闺房待一天。这些伦敦运来的箱子怎么办？是不是还有外套要整理？试试再还回来？”

“不是外套，”她说，“是窗帘罩，我觉得波比姑妈缺乏眼光，蓝色卧室应该名副其实，但目前它是灰色调的，根本不是蓝色调，而且被褥里有蛀虫。可别告诉斯考比，是多年的蛀虫。我已给你选了新的窗帘和被褥。”

就在这时，斯考比进来了，看到我们显然无事可做就说：“天气这么糟，先生，我想是不是派个男佣打扫一下室内？你的房间需要打扫。但他们却无法除尘，因为艾什利夫人的箱子把地板占满了。”

我瞟了她一眼，生怕这种不老练的言辞会伤害她，她也许会转身走开，但令我惊讶的是，她坦然处之。

“你说得对，斯考比，”她说，“箱子不收拾，男仆们就无法打扫房间，我们拖得太久了，菲利普，你说呢？”

“很好，”我说，“只要你觉得行就行，我们让人把火生着，房间暖和了我们就上楼。”

我觉得我们彼此都在竭力掩饰感情。我们尽量使自己的言谈举止都欢快轻松。为了我，她努力掩盖自己的不快忧伤，而我呢，也同样希望她能少受煎熬，装出一副对我来说全然违背性格的好脾气。雨抽打在我的旧房间的窗户上，屋顶出现了一块湿斑。从去年冬天就生起来的火，不合时宜地发出毕剥声，箱子在地上排成行，等人打开。一个箱顶上放着一条记忆犹新的藏蓝色旅行毯，毯角上两个很大的黄色AA字样。我忽然记起在他坐车离开的最后一天，我曾把它盖在他的膝头。

瑞秋打破了沉默。

“来，”她说，“我们是否先把衣箱打开？”

她的语气生硬而平板，故意摆出一副就事论事的腔调。我把钥匙递给她，这是她一到这儿就让斯考比代管的。

“随你。”

她把钥匙插进锁里，旋转，打开箱盖。他的旧睡衣放在最上面。我太熟悉它了，是件深红重磅真丝睡袍。拖鞋也在，又长又大。我站在那里看着这些东西，仿佛重返往昔。我记得有次早餐他剃着胡须，走进我的房间，脸上还有肥皂沫。“看，孩子，我在想⋯⋯”他边说边走进我们现在站着的这个房间，当时就穿着这身睡衣，穿着这双拖鞋。瑞秋把它们从箱中取了出来。

“我们怎么处理这些东西？”她问道，先前生硬的声音也变低了，变柔和了。

“我不知道，由你定吧。”

“如果给你，你会穿吗？”她问。

这太奇怪了，我戴了他的帽子，用了他的手杖，他最后踏上旅程时留下的那件肘部有块皮的猎衣，我也常穿。而这些东西，睡衣、拖鞋——简直像打开棺材看到死了的他一样。

“不，别这样。”

她没说什么，而是把它们放到床上。接着翻出一套衣服，一套轻巧外套——肯定是他热天穿的，我不太熟悉，但她肯定很清楚。衣服已在箱里压皱了，她掏出来，把它和睡衣一起放在床上。“得熨一下。”她说。突然，她快速地从箱中把一样样东西取出来，堆成一堆又一堆，几乎不碰它们。

“我想，”她说，“菲利普，如果你不需要，这个庄园里敬爱他的人可能会乐意要。你该清楚哪些能送，又该送给谁。”

我觉得她并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我站在一旁看她狂乱地从箱中取东西。

“箱子呢？”她说，“箱子总是有用的。你看怎么用？”她抬头看着我说，声音有些发颤。

突然她扑到我怀里，头贴在我的胸口上。

“噢，菲利普，原谅我。我应该让你和斯考比整理。我真蠢，怎么能上楼来。”

真奇怪，如同拥着一个小孩，一个受伤的动物，我脸颊贴在她头上，手抚摸着她的头发。

“没关系，”我说，“别哭，回到书房去，我可以一个人干完。”

“不，”她说，“我这么差劲，这么傻气，对我对你其实都一样，你爱他爱到这么⋯⋯”

我的嘴唇在她的头发上蹭来蹭去，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小巧的她靠着我站在那儿。

“我不介意，”我说，“一个男人能做到这些，但对女人来讲太不易了，让我做吧，瑞秋，到楼下去。”

她稍站开了点，用块手帕擦眼泪。

“不用，”她说，“现在好些了，再也不会这样了。我把衣服都取出来了。如果你把它们送给佃户们，我会很感激的，你喜欢的都可以穿。别担心，我不介意，我会高兴的。”

那些书籍离火比较近。我给她搬了个椅子，放在离火近的地方，然后跪在其他箱边，一个个打开。

我希望她没有注意到——连我自己也几乎没有意识到——我第一次，没叫她表姐，只叫瑞秋。我不知怎么回事，想必一定是站在那里拥着她，她显得比我小了许多的缘故。

书籍比衣物少了些他本人的味道，有一些他至爱的书，旅行时总要带在身边，她递给我，我就放在我的床边。还有他的衬衣袖扣、领扣、表和笔——这一切她都要我收下，我也欣然接受。有些书我从未见过，她就向我介绍，捡起一本，再来一本。现在做这些事已不再那么让人忧伤了。这本书，她说，是他在罗马买的，是本特价书，他很满意。那本装帧很古旧的和另外那本，是从佛罗伦萨买到的。她向我描述着购物的地方，那个卖书的老人。听着她闲聊，似乎气氛已缓和，随她的泪水一起拭去了。我们把书在地板上一本本摆好，我给她找来个拂尘，她就开始擦拂尘土。有时她给我读一篇文章，告诉我这一段如何使安布鲁斯开怀，或让我看幅画，看尊雕刻，我看到她在某些美好回忆的书页间微笑。

她发现了一卷花园格局图。“这对我们会很有用。”她说着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边光亮的地方好看个清楚。

我不经意地打开另一本书，一张纸从书页中掉出来，上面是安布鲁斯的笔迹。像是一封信中的一段，从什么上撕下来，遗留在书里的。“这当然算是一种病，我常听人说起过，像偷窃癖或者什么其他的病，毫无疑问是她那挥霍成性的父亲亚历山大・科林遗传给她的，她到底深受其害有多久，我也说不上，恐怕永远也不清楚，当然这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至今为止困扰我的原因。孩子，我确实清楚我不能，也不敢再由她掌管我的钱袋，否则我就完了，庄园也就惨了，现在迫切需要你提醒肯达尔，如果有机会⋯⋯”句子中断了，话没说完，纸上也没注明日期，笔迹很正常。正在这时她从窗口转了回来，我赶紧把纸揉成一团。

“你拿的什么？”她问。

“没什么。”我回答。

我把纸扔进火里，她看着纸燃烧，看到了纸在火焰中蜷缩时上面的笔迹。

“是安布鲁斯的笔迹。”她说，“是吗？是信吧？”

“只是他记的一点笔记，”我说，“一张很旧的纸。”我感到自己的脸在火中发烧。

然后我从箱子里拿另一本，她也继续取书。我们肩并肩继续整理书籍，但两个人都沉默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