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来了，工厂朝向胡同的这面墙不仅有大门，也有窗户，但我没打算告诉佩璐，她已经很自责了。“别担心。”我说，“就算匕首被抓，也不会牵连到我们，他根本不知道我们的真名和住址。”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他怎么办？”

我倒了杯茶递给她。服务生还没过来擦桌子。“就算警察抓住他——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他们又能拿他怎样？鼓浪屿毕竟不是敌占区，警察不用听日本宪兵队的。”

“没那么简单。”佩璐叹着气接过茶杯。“算了，喝茶吧，这种茶很快会变苦的。”

我又倒了一杯，抿上一口，已经略有苦味了。我突然向前探身，倚在桌边说，“我想我怀孕了。”

“什么？怎么会？”

我微微一笑，“我见过聿明，他派人来接的我。”

“天啦，安丽，为什么你都没告诉我？”

“军事机密。”我又笑了，“你知道，我本不该提怀孕的事，我还没有十足把握。”

“那有多少？”

“99.9%。”这个精确的数字让我发笑，这像是聿明说的话，99.9%，几乎算是个宝宝，又不能算个宝宝。我忍不住傻笑。

佩璐只是微笑摇头，“这并不好笑。”

也许不好笑吧，但另一个更好玩的念头浮现出来，“你能想象吗？”我迫不及待地说，“才一个晚上啊，我们就有了这个99.9%的宝宝。”

并非真的那么滑稽，不过笑的感染力比最滑稽的笑话更强大，甚至是——也许，尤其是——当谈话对象正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时。每一次她收起笑容，我就又抛出一个我和聿明约会时的细节，不知何故一切都变得很好笑——阳台上的勤务兵小黄，我们拣僻静处往前走的情形，我们躲躲闪闪穿过树林的样子，我那身被雨水浸透的深色衣服，船长室里的鱼腥味。我一边讲和聿明见面的事，我们一边喝茶，几杯之后，我们的情绪渐渐好转，茶却越来越苦。

我们笑过后，在桌上留下茶钱离开，没有必要再讨论匕首或是佩璐丈夫手下的员工，我们只能静观其变。

***

人们会以为，像鼓浪屿文化抗日联盟这样的组织有能力快速有效地搜集和散播消息，但事实上，我们的小联盟经常在几近无序地运作。而且似乎每况愈下——成员间争执不断，某些人，如郑惕和隐士甚至脱离组织，自立门户。闪电和蟋蟀抱怨说，厌倦了在鼓浪屿这样一个受保护的小岛上表演街头剧，扬言要离开。他们想去厦门，在敌人的占领区开展活动。范昊甫肯定有同样的想法。有时候，能明显看出他对我们的街头剧失去了兴趣，来参加集会也只是走过场而已。可是每一次当闪电和蟋蟀提议转战敌占区时，他又总是摇头。“不行。”他不加解释地轻声否决。也许只是我的臆想，但我总感觉他在拒绝这些提议时，会飞快地扫我一眼。

无论如何，这个组织管理松散，其分崩离析是缓慢却不可避免的，当我从阿桂那里听到匕首被捕的消息，丝毫不觉得惊讶。阿桂和警察局马局长家的厨娘是老相识，所以她跟警局的关系，比我们联盟任何成员都要近。不过我并没有打算跟她打听，是她主动提起来的。

午饭后，我在厨房和阿梅玩翻绳，阿桂在收拾碗筷。

“看看这个。”她拿着一只脏饭碗，“这些米饭全浪费了。”她走过来把碗递给阿梅，“里面有几粒米？”

多好的一课，我想，既练习了数数，又进行了勤俭节约教育。只是我后来才发现，这一课并非针对阿梅，而是针对我。

“1、2、3。”阿梅一粒一粒数着剩下的米饭。

阿桂点点头。

“4、5、6，6粒米。”

“很好。”阿桂从阿梅手里拿过碗，“可是，好像有人觉得浪费6粒米没什么大不了的，哪怕现在是打仗的时候。”

“不是我。”阿梅说，“一定是弟弟。”

阿桂拿着碗，跟阿梅说话时，眼睛却看向我，“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不一样。”她说，“你爸爸要打日本鬼子，我要为大家买菜烧饭。你妈妈要把你们照顾好。而你的责任是好好吃饭，快快长大，变得壮壮的。”

“那弟弟呢？”

“他的责任跟你一样。”阿桂把碗放进洗碗盆，转过身来说，“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头等大事，是生存。每个中国人都有这个责任。”

“生——存？”阿梅迷惑地问。

“活下去。”我说。

阿梅跑开了，但阿桂的这一课并没结束。“马太太给我朋友说了件奇怪的事。”她一边说，一边冲洗盘子，挨个摞好，放在毛巾上。“她说有些好人家的年轻小姐在参加抗日集会，她们好像不在乎这样做会给家人带来危险。”她依然背对着我，双手有节奏地在洗碗水、清水和毛巾间忙碌。

“她怎么知道的？”

阿桂在腰间擦干手上的水，转过身来。她显得疑虑重重，欲言又止。“马太太知道，是因为她丈夫的手下在一场集会中抓了个年轻人。警察拷问了他6个小时。”她停下来，等我问她。我不问，她便自己说出了我想知道的事，“年轻人运气好，他们把他放了。那些小姐运气也好，这年轻人不知道她们的名字。”这一课上完了，但阿桂看我的眼神让我久久难忘。

***

“你说什么？”两天后，终于有机会见到佩璐，我简直不敢相信她说的话，“为什么要告诉你丈夫？”

“为什么不？他迟早会发现的。”

“那不一定。”

她的手指从一排书的顶部拂过去。佩璐家书房的一面墙全是书，有成百上千本。“我不会让一个敲诈勒索的人得逞。”她说着，转身面向我，“我告诉过你。那个卑鄙小人想要我用钱封住他的嘴。你觉得他对上司的妻子会遵守诺言吗？”

我生气地挥动双手，“随便他跟你丈夫说什么，你只消说他在撒谎，或是搞错了。你可以说那是个巧合，那个难民偷人家钱包时你碰巧在场。你怎么知道那是场街头演出？”

“不，安丽，不能放虎归山，它一定会伺机伤人。在这件事上，是咬我丈夫。我必须揭露他，我该担这个责任。”她走到窗边，“不管怎么说，别担心我，我很好。”她掀开酒红色的窗帘，透过窄缝往外望了望，然后放下窗帘。

她其实并不很好，这是显而易见的。前两天，她的保姆一直不让我进门，说是女主人“身体不适”。而现在，我们在这样一间书房里鬼鬼祟祟地见面，房门和窗帘紧闭，而且只亮着一盏灯。即便灯光这么昏暗，我依然能看出她双眼红肿。

“是我的错。”她对着紧闭的窗帘说，“是我把表演安排在那里，置他的工厂安全于不顾，哪个妻子会做这种事？”

一个爱国者，几天前我会这样回答她。一个忠诚的女儿，孝心驱使她为父亲报仇。即便在我心里，这些话老套而书呆子气，过于简单。我环顾四周……从海量藏书到扶手椅，再到书桌。书桌上有很多物什——一个漆盒，一沓文件上压着镇纸，家庭合影，还有佩璐父亲的相片，相框上悬挂着悼念的丝带。我看着佩璐的背影，看着她颓丧下垂的双肩。我能说什么？

“你一直是个好妻子。”最后我开口道，“一个好母亲。”

她深吸了口气，带着一抹自嘲的笑。“那么，”她转身扬头看着我，“你确定有身孕了吗？”

“99.9%确定。”

她几乎笑了出来，“你肯定想要我打开窗帘。”

“嗯，确实感觉像被锁在樟木柜子里，而且没有樟脑丸的甜香。要不把窗子也开条缝吧。”

她扬起眉毛，“别太贪心了。”她说着伸手将窗帘拉开一半。

后来，在回家路上，我想起我们自始至终没有聊到鼓浪屿文化抗日联盟。经过这些事之后，也许是该暂时放下，重新掂量掂量了。

天色已暗，一个个拉长的影子落在巷子里，光明和黑暗如影随形。一面墙上方的浮雕图案重复着向前延伸。这个街区围墙高耸，大门隐蔽。经过一位老同学的家时，我看到一个妇人坐在大门前的石阶上给孩子喂奶，母子俩几乎完全被暗影遮蔽了。在他们头上，金黄的灯光笼罩着图案精美的石柱和拱门。亮着灯的漂亮大门，形状像往昔的御用蛋杯，和阴影中正在哺乳的女人形成鲜明对比。我从包里翻出些零钱，放进她面前的碗里，而后匆匆经过另一扇同样漂亮但略为低调的大门，转进一条店铺和普通公寓林立的小巷。

一只乌鸦跳到我前面停下来。“叱！”我挥双手呵斥，“叱！叱！”乌鸦展翅飞到不远处的低矮树枝上，冲我不停聒噪，直到我走远。我在做什么，我暗忖着，将又一个孩子带到这个悲伤、愤怒的世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