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母亲总有一堆来自佛教和道教的大道理。“见怪不怪”是一个人禅定时的境界，无论见到佛还是魔，都要不为所动。反正我一直是这么理解的。不过，现在我的看法改变了。因为如今鼓浪屿的情形已经非比寻常，不需要禅定也看得见岛上的种种怪异之处，能做的只有等待。

几个星期过去了，鼓浪屿周围全部被日寇占领，看来我们要习惯孤岛上的生活。日本军舰离鼓浪屿沙滩仅一箭之遥，已经成为海边一道寻常的景象。食品价格高到从前想都不敢想的地步，大家也只得接受。聿明依然没有回家，他的来信断断续续，间隔的时间不定，谁能想到我会习惯这种日子？可我做到了。而且，像其他人一样，即便战争一触即发，我也觉得应该像原来一样把日子过下去。

当然，日本人按兵不动是等着找借口剥夺鼓浪屿享有的特权，便可借住在这里的外国人好好羞辱一番西方势力。厦门沦陷一周年时黄立松会长遇刺身亡，这样一起悲剧却让日本人找到了等待已久的借口。

黄会长出事那天早上，我正在卧室为阿州朗读《三国演义》。阿州不过七个月大，可他坐在加了软垫的儿童座椅上，俨然一副学生模样。我在他前面边踱步边朗诵，他的目光一直跟随着我。我的声音抑扬顿挫，一只手配合内容做着手势。我希望阿州可以感受到古典小说的文字韵律。他低下头，摆弄手里的小葫芦，我便等着他抬起头继续听。我最喜欢《三国演义》每章结束部分的对偶句。我读这两句话时，阿州也跟着我读，咿咿呀呀地模仿我的口气。

突然，他朝一旁看去，我放下手中的书。外面出事了。纱门砰的一声关上，沉重的脚步声从厨房一路响到楼上。

“少奶奶，少奶奶！”素莉气喘吁吁地出现在门口，“你的同学，黄佩璐。”

“她怎么啦？”

“是她父亲。”素莉手捂着嘴，频频眨眼，“他被杀了，少奶奶。”

“不可能。谁告诉你的？”

“隔壁家佣人。开枪打死的，他们说。”

“他们怎么知道的？”我一把抱起阿州，挤开素莉，匆忙跑下楼。我穿过厨房，走出大门，经过一盆盆泡在水里的衣服和在晾衣绳上迎风飘扬的毛巾、抹布。

街上聚集了一大群人，婆婆、阿桂和阿桂的侄子云云都在，连街对面的林老先生也从他家的铁栏杆大门里走了出来，人群中央是隔壁家的几个女佣。

“……昨天深夜，”其中一个女佣说，“就在黄府大门外。”

“你怎么知道的？”我挤进人群，问隔壁家的老厨娘。

“我表哥告诉我的。”她得意地说，“他在黄立松会长家对面的大宅子里做厨子，东家是邓鹏辉。”她扫了一眼围在身边的人群。“我表哥亲耳听到枪声的。黄会长被抬进去后，他还看到鹅卵石地上有好大一摊血咧。”她半闭着眼睛，显然很享受大家的关注，听到人群发出倒吸冷气的声音，她皱了皱眉头。

“你怎么知道他死了？”我质疑道，“你表哥看见尸体了？”

“他死了。”她回答道，坚定地抿紧嘴巴，尽管她没有一点证据。

我恨不得上前摇晃她的身体，这种事情是不能乱讲的。鼓浪屿商会是鼓浪屿最有权势的组织，里面全是有头有脸的中外商人。我不相信有人敢去杀害商会会长。

“谁会干出这样的事？”素莉放声大哭。

林老先生朝她摇了摇手中的拐杖，“还能有谁？除了那些长着罗圈腿的鬼子和他们的走狗。”

我希望他是对的，把仇恨瞄准一个方向会更容易。

“有可能是小偷。”邻居家的太太说。

“或者是他的竞争对手派人干的。”婆婆说。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自己的看法，想捕捉到一丝半毫被忽略的信息。我用手扇着风，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黄立松会长的印度保镖去哪里了？

这时，几个人向后退开，为一位身材高大的美国女士腾出一块地方，是住在拐角处的布拉德利太太。“什么？”她挥舞着双手，嘴里说着我们谁也听不懂的话。布拉德利太太是钢琴老师，手指分外修长。

“她想知道出了什么事。”她家女佣解释道。

“有人被杀了。”我用英语告诉她。会说一口流利英语的林老先生向她讲述了整件事情。布拉德利太太听到消息后没有惊呼，但她原本白皙的脸变得更加没有血色，她拼命抿着双唇，几乎整张嘴都消失不见了。

“非常坏，非常坏。”她用怪腔怪调的中文说道，每说一次“非常坏”就重重点一下头。“非常坏。”

两天后的5月13日，布拉德利太太亲身经历了黄立松会长暗杀事件带来的“非常坏”的后果。当天早晨，布拉德利先生在美孚石油公司上班。我和母亲正在吃早餐。我们那时还不知道，黎明时分日本海军派出200人，登上鼓浪屿调查黄立松遇刺一案。我们也没听见日本水手敲打布拉德利家大门的声音。要不是我听到邮递员的喊声，冲到门口去取信，我们根本不会注意到外面发生的一切。

“信。韩聿明太太的信。”邮递员喊道。

我当时太兴奋了，没听出邮递员声音里的焦虑。他把聿明的信递给我，一言不发就匆忙离开了。我抬起头，看见布拉德利太太家的大门敞开着，外面站着两个日本水兵。一个正靠在墙上抽烟；另一个站得笔直，枪上的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我赶紧缩了回去，悄无声息地关上大门，插好门闩。

我们一直在为这一天做准备，早晚有一天敌人会强行闯进我们的家。我们没办法将他们拒之门外，能做的就是让孩子和年轻妇女藏起来。我、阿州、阿州的奶妈三人的藏身之处在我房间衣柜背面的假墙里，里面狭小闷热，大家只能蜷缩身体蹲着。素莉和阿梅藏在婆婆的衣柜里。

奶妈哄阿州的时候，我把假墙推开了一道缝，听外面有没有日本人的动静。阿州睡着后，我拿出了聿明的信。我对着航空信封的封口一点点哈气，直到封口变得柔软，能够打开。我挪开了几厘米，尽量离祥妹和阿州远一点，打开进衣柜前匆忙抓到的手电筒。阅读聿明的来信已经变成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有个丈夫，却没法跟他说话或抚摸他，他存在于航空信纸和蓝色墨水里，对这个事实我已经开始“见怪不怪”了，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心酸。手电筒的光从上到下在信纸上移动着，一遍又一遍。

我蜷缩在衣柜后面，像只躲在洞里的老鼠，空气中充斥着我的体味，我边看信边留意外面的动静。也许应该把聿明的信收起来，晚些时候再看。也许我应该坐在书桌前，沐浴在满室阳光和空气之中，这样的话，我对聿明信中提到的河岸边声音甜美的女人就不会那么介怀了。可我现在蹲在地上，口干舌燥，又急着想去厕所。天知道为什么一颗妒忌的种子在我心里开始生根发芽？我非常确定，范昊甫的事跟我现在的妒意没有任何关系，不管是他冲我眨眼睛也好，或者他的诗句带给我的感受也好。也许范昊甫的事对我有些影响，不过……不会的，我认为不会的。一定是躲在狭小衣柜里的屈辱感让我的心态变得扭曲。

聿明说他利用难得的片刻平静写信给我，这时，周围的一切都是美丽的。他在信中描写了河岸的景色，头顶上方的垂柳和静静流淌的绿色河水。在上一封信里，他写到一头误跑进战场的驴子，在他们和日军交火时受伤。驴子叫了一整夜，压过了战场上受伤士兵们的呻吟声。可在这封信中，他却描写了一个年轻女子的甜美歌声。我用湿漉漉的手帕擦了擦额头的汗水，想象着年轻女子用她纤细的手指拨动着古筝琴弦。我心想，他怎么到哪里都看得到漂亮女人。

我应该放下手里的信，可我却继续往下读，手电筒的光顺着信纸向下移动，我像手持放大镜的福尔摩斯一样专注，在字里行间寻找着蛛丝马迹。我觉得奇怪，他这样的人会去描写杏园，还有他和士兵们忍不住采摘未成熟的青杏。为什么这次他对经济和政治事件几乎闭口不谈？他没有提到蒋介石的演讲以及通过蒸馏国产酒制成汽车燃料的小作坊。他信中说的大多是其他事情——顺着河水漂流的落花，沿着河岸蔓延的瓜藤。一定是有人让他心里充满诗情画意。

甚至他信中最后一段话也引起了我的怀疑。我想和你在一起，他说。我心意已决。无论如何，我要设法卷起横亘在你我间的大地，重返你身边。这些话正是我想听到的。然而，我一直摆脱不了一个念头，会不会是别的女人让他变得情意绵绵。

阿州开始哭泣，我放下手中的信，从奶妈手里接过阿州。不要忘记，聿明，我在心中对他说。我的心念强大到足够穿越我们之间的距离。不要忘了，你家里有个儿子，你在鼓浪屿有妻子儿女。

我们在衣柜里躲到中午才出来，又等了两个小时才壮着胆子走到街上。外面看起来很安全，于是我带着阿桂一起去街角的美国人家，看看他们是否平安。

走近房子时，听到布拉德利夫人正在弹钢琴，弹奏的是我们经过她家时常常听到的乐曲。年轻女佣打开大门。“我们没被欺负。”她抢在我们开口前说道。

布拉德利夫人示意我们进来，然后对女佣咕哝了句什么，其实女佣不需要吩咐就应该拿茶水过来的。

“你还好吗？”我用英语问。

“是的，是的。”她伸出胳膊，转动双手给我看，证明她一切都好。

“家里也还好吗？”

她点了点头，挥手指着房间让我看。每次我看到她的手指，总觉得又变长了，像车轮上细长的辐条。突然，她皱起了眉头，指了指一张小茶几，又指着书架顶部和一处地板，说出一长串英文，即便有几个单词我勉强听到了，可也搞不清楚它们的意思。

我摇了摇头，“我听不懂。”

“日本人。”她说得非常慢，“他们拿走我的象牙观音雕像。”她比划着雕像的大小，指着原来摆放它的书柜。年轻的女佣端着托盘走进来，上面有玻璃杯和一壶柠檬水，她把托盘放到雕花红木茶几上。

“他们拿走了观音雕像和主人的银烟盒。”一个年纪稍大的女佣倚在门框上说。

布拉德利夫人跳起身，“请你，休息。医生……”

“还有一个人打碎了太太的明代花瓶。”老女佣眼里溢满泪水，“他用靴子又踩又踢，还大笑。”

“好啦，好啦。”布拉德利太太拍了拍女佣的手，“只是一个花瓶。”

“我掸灰尘时一直很小心。太太说过花瓶非常珍贵。要不是该死的日本鬼子用枪托把我打倒在地上，我一定会挡住他的。”

“请，”布拉德利太太说，“请坐。”

“太太觉得我的肋骨断了。”

“他们想在我家找什么呢？”布拉德利太太问，至少我觉得她问的是这个。“对于黄先生的死，我们能知道什么呢？”

我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