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纪大，又富态。”母亲在噪声中提高嗓门说道，“我这小脚不中用啊。你要保全下一代的。”

我抱起阿梅，“不行。我不能丢下您。”

“阿桂留下来服侍我。”她不耐烦地摆摆手，“你去吧，我要穿衣服。”

母亲神情忐忑不安。我猜她是想要抽烟。婆婆和素莉转身离开，阿桂留了下来，只有她无须假装对母亲抽烟一无所知。

我们几个人去厨房喝茶，仿佛这样能解决问题似的。我跌坐在椅中，示意着请婆婆坐下。“您怎么看？”我问她，“该走，还是留？”

婆婆没有正视我，眼神在空中某处游离。“马尼拉热得很。”最后她说道，“不过，在那儿过日子，不见得很不舒坦。”

不舒坦？她这样看我么，我是个讲究舒坦的女人吗？我也爱国。为了国家和亲人，再苦再难我也经受得住。“那聿明怎么办？”我质疑着。我的丈夫。她的儿子。“去了那里，他就再也找不到我们了。”

“就算我们留在这里，”她说，“他要穿过敌军封锁线，谈何容易，要是厦门被日本人占领就更难了。”

“那倒不至于。”从我跳下床开始，我的大脑就一直飞速旋转，试图理清所有头绪。我低头伏在桌上，思索着。

“哎呀！”我一下子弹起身，撞翻了凳子，这才发现身旁是素莉而已，她正要把茶壶放在桌上。

“我只是说吕宋岛天气炎热。”婆婆继续道，“因为我在那儿住过，你没有。当然那会儿不一样，我公公和丈夫还健在。”她的指尖抚过面颊，仿佛在回忆着，她作为中国大使夫人逗留在马尼拉的那段短暂幸福时光。

“那您的意思是？”

她耸耸肩。“将来意外变故太多，我这脑子算计不了那么远。如果你想去马尼拉，我保证那里的华人很高兴接纳我们。很多人还记得我丈夫。公公他们父子俩都很受人敬重。”

“您的意思，我们应该走？”

“除非你想走。”

除非我必须走。我又不是游牧民族，一有风吹草动，收起帐篷就能策马远行。鼓浪屿是我的家。连沿着海岸走远路去福州，我都觉得太遥远。“我怎么能离开鼓浪屿呢？”我问，“我母亲怎么办？”

“你做主。”

阿梅踢了一下桌子下面，钻到我的两腿间。“还有，”我说，“我不愿意再无端拉长跟聿明的距离。”

素莉把阿梅从桌底下拽出来，抱到桌上。在她们身后，晨光初现，将雾霭染上一抹污红。素莉挖了一勺芒果肉，正当阿梅张嘴时，天空中映出一道惨淡的粉色。

“素莉，”我喊道，“把她抱下来。快点。”

轰炸刚开始时，我就是这么紧张。我把阿梅留在楼下，不让她接近窗户。我关掉电灯。不许任何人出门。粥煮好后，我只点一根蜡烛，把母亲的早餐台尽量推得离窗户远些。

然后，我又回到厨房跟婆婆一起用茶。对爆炸声，一天之内是不可能习以为常的。每次爆炸都把我吓得战战兢兢。我缩紧双肩、眯起眼睛、紧咬牙关，直到脑门酸痛。我们俩坐在那里，喝着茶，徒然揣测着，我军士兵的装备弹药不足，能否抵挡得了日军进攻。但我们的军队长官比日本指挥官更有智慧，不是吗？中国自古就有不少彪炳史册的帅才。三国时诸葛亮不就曾运筹帷幄，以弱胜强吗？我们坐着回想种种历史典故，直到意兴阑珊。我们盯着茶杯，听着炸弹的爆炸声。最后，我受够了就这么一直躲在家里，于是将杯中的茶水一饮而尽，推开凳子站起身。

“我觉得轰炸声少了。”我说。

我走出前门，碰到了阿桂。“我要去看看情况。”我低声道。

她毫不犹豫地说，“我跟您一起去。”

我们走了不到十步，林老先生就从他家铁栅栏门后叫住我们。“看到什么状况，告诉我一下。”

我点头答应，沿着一条窄巷往前走。轰炸确已不再密集，但依然时有发生。小巷两侧的围墙和宅院挡住我们的左右视线。走到我旧日的中学时，一片开阔天空展露出来。我们爬上一个可以俯瞰操场的土丘，十多位老师正聚集在门廊下。其中一位老师看到我们，跟其他人凑得更近了些。看样子他们像在谋划着什么。

透过树枝，我看到飞机从东北方逼近。紧接着一队敌军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护送下，向我们直扑过来。在最后一刻，它们拐个弯，向台湾方向飞去，把我吓得气喘不已，剧烈的心跳声几乎与飞机引擎声相仿。我们正要离开土丘上的观察点时，又看到两组日军飞机。它们的飞行路线保持一致，先往前飞，兜个圈子绕开鼓浪屿，然后往东飞回去。

回到巷子里时，林老先生正等着。他推开大门，一瘸一拐地走出来招呼我们。“狗杂种。”他对着天空挥拳咒骂，一直喊到咳嗽发作。“跟我说说，”他最后才粗声说，“你们看到什么了？”

“只知道轰炸还在继续，没完没了。”

“我在这儿都听得到。”

“看样子还没接近这里。”

他点点头，我们各自进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