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我很确定:“九一一”的画面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看着黑烟从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冒出来,看到电视屏幕上有人从高楼跳下,看到我身边弟兄肃穆的神情,还看到大楼倒塌、附近笼罩在一片烟尘和残砾之中,看到所有人员必须从白宫撤离,我便压抑不住心里的怒火。
几小时之内,我就知道了美国政府会对这次攻击作出回应,我也知道他们势必会动员军队。基地保持最高警戒,弟兄们的表现让我非常骄傲:接下来几天,所有持不同政治立场、具有不同性格的人们通通团结在一起。在那个时候,大家不分你我,都是美国的一分子。
国内各地的征兵处开始涌入大量人潮,大家都想入伍尽一份力。我们这些已身在军队的人也更想报效国家。我这一小队人中,托尼带头志愿再服役两年,然后一个接一个地,大家都跟随着他的脚步。即使是之前满怀希望年底要光荣退伍,想回家跟莎文娜团聚的我,也跟上这一股热潮,志愿再服两年役。
我可以轻易地说自己是受到周遭氛围的影响,不过那只是借口。事实上,我不只是满腔热血要报效国家,在我身上还有友谊和责任。我了解身边的弟兄,也关心他们,如果在这个时候抛下众人不管,在我看来简直就是逃兵。我们已经一起经历过这么多,在2001年那种国难当头的时刻,退伍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我打电话告诉莎文娜我的决定,一开始她非常支持。我想莎文娜就和其他人一样,被发生的事吓坏了,而且能了解我肩负的责任,我都还没来得及多做解释,莎文娜就说,她为我感到骄傲。
不过现实摆在眼前,如果选择为国效命,我就要作出牺牲。九一一事件的相关调查进行得很快,但是2001年对我们来说几乎没什么不同,什么都没发生就结束了。我所在的军队完全没参与推翻阿富汗塔利班组织的行动,没能尽一份力,大家都很失望。我们整个冬天和来年春天仍然在操练和演习,大家都很清楚,这是为了进攻伊拉克作准备。
我想,就是从那时开始,莎文娜写来的信开始变了。本来是一周一封的信,变成了十天一封,等到冬天过去,白昼时间变长,又变成隔周一封。我努力安慰自己,信里的语气跟以前一样,不过再过一段时间,连信的内容也变了。以前莎文娜总是写很长的段落,告诉我她是怎么想象我们的未来,让我也期待早点退伍跟她厮守。现在信里连这个都不提了。我们两个都很清楚,这个梦又往后推了两年。对莎文娜来说,讨论这么远的未来,只会让她想到还要等多久,对我们彼此来说,这个等待都太过痛苦。
五月到了,我安慰自己,至少下次休假我们又可以见面。但是命运显然在跟我们作对。正式休假前几天,指挥官叫我到办公室,等我到了,他叫我坐下来,说我爸严重心脏病发,还说因此他特别批准我紧急休假回家。所以我没去教堂丘跟莎文娜好好聚首两个星期,反而去了威尔明顿守在爸的病床边。待在医院时,呼吸里全是消毒水的味道,这非但没让我想到康复,反而让我想到了死亡。我到医院的时候,爸在加护病房。其实,在我的整个假期里,爸几乎都在加护病房。爸的皮肤看起来是灰白色的,呼吸又浅又急。第一个星期,爸时睡时醒。他清醒的时候脸上所露出的情绪,我头一次看见,那是好几种情绪交织在一起的神情:既是绝望的恐惧,又是短暂的困惑,还有让我心碎的感激,以及看到我在他身边的喜悦。我不止一次地伸出手握住爸的手,这又是另一个我生平第一次的体验。因为喉咙插着管子,所以爸没法说话,于是,就只有我一个人讲所有的话。我很少提到基地最近发生的事,多半都在讲跟钱币有关的消息。我还念《灰页》给爸听,等当期的读完,我又回家拿爸存在抽屉档案夹里的过期《灰页》继续读。我还在网上搜寻钱币的新闻,比如关于戴维霍尔稀有钱币投资集团的,或是上传奇古币收集类的网站。我讲给爸听最近有哪些钱币待售,价钱又是多少。这些钱币的价值高得让我惊讶,就算最近几年黄金价格大涨、钱币价值下跌,爸收集的钱币总值说不定还是有那幢房子的十倍不止。我不善言辞的爸爸,竟是我认识的最富有的人。
不过爸对钱币的价值一点兴趣也没有。如果我提到,他就把视线移开。我很快就想起自己遗忘了的事:爸对钱币的兴趣在于收集的过程,而不是钱币本身的价值。对他来说,收藏的每一枚钱币都代表一个结局完满的故事。想起这一点,我绞尽脑汁,努力回想父子俩一起买过哪些钱币。爸对每一件收藏都有完整的记录,每天睡前我都会看看那些资料,渐渐回想起从前一起研究钱币的事。第二天去医院,我就会跟爸提起那些往事,那些去罗利、夏洛特或萨凡那的记忆。虽然连医生都没把握爸能不能撑过去,不过那几个星期,爸笑的次数比我记忆中的都要多。收假前一天,爸恢复到能出院回家,医院也安排人手来照料,让爸能继续复原。
在医院照顾爸让我们的关系改善了不少,但这段时间对我和莎文娜却一点帮助也没有。不要误解我的话,莎文娜已经尽可能过来陪我了,她不但支持我,也很关心爸的状况。但是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根本很难修补彼此情感的裂痕。老实说,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希望莎文娜给我什么。她来陪我时,我希望陪着爸,等她回去了,我又希望跟她在一起。不过莎文娜从头到尾都没有被我的负面情绪影响,在这片满是压力地雷的情绪战场上,莎文娜自始至终都能避开所有的引爆点,她似乎很了解我的想法,也能预期我想要什么,甚至比我自己还清楚。
但是我们仍旧需要时间在一起,单独在一起。若我们的感情像电池,我在德国的时间就是在不停耗电,彼此都需要时间好好把电池充满。有一次,我坐在爸的病床边,听着心脏监测仪稳定的哔哔声,想到过去的一百零四个星期,我跟莎文娜只有四个星期在一起,连百分之五都不到。就算不停打电话、写信,我有时还是茫然瞪着前方,不知道我们还能撑多久。
我们有几次偷偷出去散步,还一起吃过两次晚餐。不过因为莎文娜要教课,根本不可能留下来过夜。我努力试过不要抱怨,但压抑不住的时候,终究还是会吵架。我痛恨自己这样,莎文娜也是,但是两人似乎都没办法不吵。虽然莎文娜没说,甚至在我提起的时候还否认,但是我很清楚,这一切的问题都是因为我本应退伍却没有兑现。这是莎文娜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我撒谎。
我们尽量不去想争执的事。等我收假回去,又是一次充满泪水的送别,不过这次莎文娜没有哭得那么凶。如果把这理解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一切,或者我们都更成熟了,也许会更感到安慰,但是等坐上飞机后,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改变已经无法挽回。眼泪比以前少,是因为她的感情不再像以前那样深了。
这种领悟很痛苦。下一次月圆的晚上,我发现自己漫步在没有人的足球场,就像我承诺过莎文娜的一样,这让我想起第一次离别时的情景。我也想到第二次离别,奇怪的是,我不想去回忆那第三次的情形,因为我心里很明白,那次告别意味着什么。
夏天过去,虽然康复过程很慢,但爸的状况变得越来越好。爸在信里告诉我,现在每天会在附近散步三次,每次二十分钟,就算是这样都嫌太累。如果说散步对爸有什么帮助,应该是让他在退休后有事可做——我的意思是,除了钱币以外。我一方面继续给爸写信,一方面也开始在星期二和五打电话给他,每次都是准时东岸时间下午一点,以此确认爸一切都好。我会通过电话仔细辨认他是不是很累,还会提醒他好好吃东西、多休息、按时吃药。爸觉得打电话好像比面对面聊天还要痛苦,每次听起来都只想赶紧挂电话。有时候我也会拿这点开他玩笑,不过我从不确定爸是不是知道我这是在开玩笑。这点很有趣,有时候我会大笑,爸却从来都没笑过,可是语气马上会变得轻松一点,尽管过不了多久,我们又会陷入一片沉默。这样也没关系。我清楚爸很期待我打电话回家。电话每次只响了一声后,他就会接起来,我完全能想象得到他盯着时钟等电话的样子。
八月过去,九月到来,然后是十月,莎文娜结束在教堂丘的生活,搬回家找工作。我在报纸上读到联合国和欧洲国家努力阻止美国出兵伊拉克的消息。在北约组织盟国的首都,四处弥漫紧张的气氛。新闻报道了民众示威游行,以及各国领袖对美国发出的警告:一旦出兵就会犯下大错。但同时,我们的政府也努力要改变盟友的想法。我跟小队里的弟兄只是继续按计划过着每一天,以坚定的决心继续操练,准备应付难以避免的战事。结果到十一月,我们又被派回科索沃。到那时候,我已经厌倦了巴尔干地区,也不想再执行维和任务了。重点是,我跟军队里的所有人都知道,不管欧洲国家怎么想,中东战争是绝对不可能避免的。
那时候莎文娜的来信还算固定,我们通电话的情况也是。我通常会在黎明之前打给她,一直以来,我都是差不多这个时间打的,大概是东岸时间午夜时分。以前莎文娜总是会在家接电话,但到了这时,我已经常常找不到她人了。虽然我告诉自己,她可能跟朋友或爸妈出门了,但还是没办法控制自己不去胡思乱想。挂了电话,我总觉得莎文娜找了别人。有时候,接下来的一个钟头我会打个两三次,铃声每响一次,我的怒火便会升高一分。
等莎文娜终于接起电话,我本应问她去了哪里,却从来都问不出口。莎文娜也不见得每次都会告诉我她去了哪里。我知道,保持沉默反而坏事,因为不问只会让我想得更多,无法专心于眼前的谈话。我的语气通常很不好,莎文娜也是。我们的对话变得循规蹈矩,交代彼此很平常的状况,没有了情感交流。挂上电话,我总是痛恨自己这么善妒,接下来几天便只想狠狠揍自己一顿,告诉自己这种事不能再发生。
不过,有时候莎文娜听起来又很正常,好像什么事都没有,我也就还能体会到她的关心和爱。我一如既往地爱着她,我也发现,自己想到过去单纯的时光时,会感到无可抑止的心痛。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现在我们渐行渐远,我只是很绝望,只想留住我们曾有的一切。不过这就像恶性循环,我越急切,莎文娜就越疏远。
接下来,争执就开始了。一切就像第二次离别时的争吵:我没办法坦承自己的想法,不管莎文娜说什么,只觉得她在套我的话、试探我,或者是觉得她根本不想让我好过一点。我讨厌这种谈话的程度,比厌恶自己的嫉妒还要深,即使我心里清楚,这两者其实互为因果。
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我们撑得过去。这辈子我最想要的,就是跟莎文娜共度未来。到十二月,我电话打得更勤了,而且很努力让自己不要嫉妒,强迫自己用轻松的语气打电话,期望莎文娜会想听听我的状况。我以为一切都有了改善,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但是圣诞节前四天,我提醒莎文娜,说我不到一年就要退伍了的时候,莎文娜没像我想的那样兴奋地回应,而是闭口不语。我能听到的,只有她呼吸的声音。
“听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