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过接触，但没有一个人能钻进东学党内部。日本人想操纵东学党的计划彻底失败了。其实，研究一下东学党的本质，就会明白这是理所当然的。

“斥倭洋倡义”，这是东学党发动时的口号。“倭”当然是指日本，“洋”是指西洋。从前后顺序来看，倭是重点。这是一个强烈的反日集团，日本右翼想钻进内部去领导，真是滑稽之至。

“东学”这一名称就是对抗西学的。所谓西学，当时并非泛指西洋之学问，主要是指基督教。从命名上看，它具有排外的倾向。

东学的始祖崔济愚，信徒都称他水云先生，1824年生于庆州。据说，他诞生前三日，出生地背后有“九万里长天山”之名的九龟山鸣动。他自1860年起倡导东学，把儒教、佛教、道教以及基督教糅进朝鲜古来的黄教之中，构成新教的教义。

“人乃天”是东学的根本思想。它提倡行天道。在此之前，所谓天道，是在人之上另设了一个无上的唯一的神，人在它的下边。而东学的天道，不是在人之上，也不是在人之外，而是从“人乃天”的思想中产生出来的。有形者谓之人，无形者谓之天。天主不在别处，就在自己心中，叫作“侍天主”。崔济愚的教义用汉文整理为《东经大全》，里面有“侍天主造化定”之类，不能不让人联想起天主教。

1864年，东学遭镇压，崔济愚被处死，罪名是邪教惑众。其实，这一时期朝鲜政府镇压的最大目标是天主教。西方列强侵略亚洲，中国的太平天国造反等，都使朝鲜政府对天主教心怀恐惧。

东学教义中有“侍天主”之语，使那些无知的官员以为它也是天主教的一派。当然，即使他们知道与天主教不同，东学也不会避免噩运。患上恐惧症的朝鲜政府，除了正统的儒教和佛教以外，对一切宗教和类似团体都准备予以粉碎。

始祖崔济愚被处死后，二世教主崔时亨印发他的遗文，试图把教义系统化。从此，不顾禁止、迫害，东学势力发展起来。崔时亨致力于“教祖申冤”的集会——为教祖崔济愚鸣冤叫屈的抗议集会。丧失了信心、患上恐惧症的朝鲜政府，不问什么性质，只要一听说是“集会”，就神经紧张，惶恐不安。

东学教义中“辅国安民”思想也占有重要位置。既然提出辅助政府、安抚民众，那它就不是遁世的。可以看出，东学在政治上有一定的见解。它具有激烈的性质，对现实世界寄予深切关心，不容许违法。

然而，当时朝鲜的现实环境却充满了违法现象。根据庶民的感受，官府已经到了一塌糊涂的程度。注重现实、注意政治的东学，对此绝对不能闭上眼睛不管。

而且，官府的违法活动似乎又偏偏集中在东学信徒身上。

崔济愚被处死后，东学当然也遭查禁，然而，它的势力反倒大大发展，信徒猛增，这一事实是人所共知的。

官府——这里指凭借官府的声威统治庶民的差役们——发现国法与现实之间有分歧。东学虽被禁止，却有信徒。信奉禁教，按理说是违犯国法的。差役们抓住这一点，抢夺东学信徒的金钱和粮谷。于是，违法官吏成为人民怨恨的对象，尤其受到东学信徒的憎恨。

为教祖申冤的东学集会，自然而然地开始谴责差役的枉法和官吏的贪污渎职。另外，东学本质上就具有排外精神，反对外国侵略的呼声也从集会中迸发出来。

为教祖申冤的口号，不久便改成“斥倭洋倡义”。所谓倡义，如“起义”一样，包含着行动。不仅在口头上提倡义，而且要为义去行动，但它与起义又有些微差别。

金玉均被暗杀、戮尸的消息传开后，一时间似乎把东学党叛乱掩盖起来。不过，在日本，对于东学党之乱，人们也只是说一句“又起来啦”。因为东学党散漫的骚乱时时传来，人们已经听惯了。

“是啊，又起来啦！这就像春草发芽一样，到了这个季节，东学党便蠢蠢欲动。”这种侮辱性观点出自日本的优越感，他们太小看朝鲜人民了。

这次的东学党兴起，已不是前几次那种局部的、散漫的骚乱。用不着日本右翼为之焦急，朝鲜人民对于压迫者从未失掉过自己站起来予以打击的力量。

朝鲜改革的核心力量实际上存在于东学党之中，然而，革新派的金玉均并没有充分注意它。这是因为金玉均是士大夫，与东学党所具有的庶民气质不相容。想使朝鲜复兴，金玉均与其去会晤李鸿章，倒不如去会晤一下东学党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