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朝鲜在冬至、元旦及万寿圣节（皇帝的生日），定期派出使者，称为冬至使、年贡使、迎历使。雍正年间（1723年—1735年）合并为一使。此外，清朝皇室有庆吊诸事，朝鲜随时派出使臣。朝鲜王室即位时，要接受清廷册封，有吊唁事则向北京派出告讣使，这些关系只是一种“交往”，政治色彩极其淡薄。

1832年6月，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亚玛斯特号”到达朝鲜，要求贸易。朝鲜政府以“朝鲜国服事大清国，只遵从大清国意，除大清国外，不准同外国人交易”为由，予以拒绝。一有麻烦事，便以从属中国为借口，抵挡过去。

形式上的宗主权转向实质性权力，是朝鲜同外国的接触日趋频繁之后，由日本首先引起的。明治维新，应当说是日本民族活力的外溢。从上海买进英国棉布，运到朝鲜销售，这绝不是日本人个人的活力，而应视为民族的活力。

中国商人因此而受到刺激。他们想：日本商人贩运棉布的路线是上海—长崎—仁川，与其如此，不如从上海直接运往仁川，这样成本更低。中国商人打入朝鲜，必须与日本商人竞争，于是中国同日本之间围绕在朝鲜的霸权问题，展开了斗争。

袁世凯访问日本的1886年，为亡命日本的金玉均问题，日本同中国、朝鲜之间发生龃龉。

对于朝鲜及其背后的中国来说，金玉均是个大逆罪人。他杀了那么多大臣，闵氏家族横遭其难，当然要求将他引渡。

作为日本政府，也不能轻易说：“好吧，把金玉均引渡给你们。”因为金玉均曾是亲日派的领袖，他想依靠日本改革朝鲜国政，事败而亡命日本。如果接受中国、朝鲜的要求，就会使日本的国家信义扫地。

这时，金玉均正使用岩田的化名，潜居在东京府。

1886年6月，内相山县有朋向警视总监三岛通庸及府知事、县令等发出训令：

金玉均系朝鲜国民，因国事犯罪，亡命日本。日本天皇陛下之政府认为金玉均居住于日本天皇陛下之领地内，不仅妨碍日本天皇陛下之政府与朝鲜政府亲睦相交，更确信其有危及日本帝国之和平静谧及外交安全之可能。故余以委任余之职权命令金玉均，自此训令到达之日起十五日内，立即离开日本天皇陛下之领地，直到取消此命令为止。因此，余命令卿等，将此训令抄送金玉均，遵照执行。倘其不立即离去，则有拘留彼之权力，并尽快采取从日本天皇陛下之领地逐金玉均出境之手段。切切此令。——摘自明治十九年（1886年）七月三日《东京日日新闻》

真是一篇典型的晦涩文章。

经过十五天的延缓，金玉均被拘留，转送到小笠原岛。

把金玉均送还朝鲜，等于杀掉他，于是日本政府用了个苦肉计，把他转移到小笠原。当然，那里也是日本天皇陛下的领地，只是离得远些而已。顺便提一下，“小笠原”的命名正是这一年，即明治十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