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我流了好多好多眼泪写出来的流水账，讲的是我与我爸的故事，也几乎涵盖了我前半生的生命轨迹。放在这本书的中间，留到你有空的时候慢慢读。

小的时候，以为自己天不怕地不怕。直到长大了才知道，有些事情，会被时间累积得越来越可怕，可怕到你连想都不敢想。

比如，父母的年龄。

有时候打电话给家里，电话迟迟没有人接，我便很快脑补上许多不好的猜测，担心长久以来最害怕的事情会在哪天毫无征兆地发生。

在今年农历新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收拾着行李准备再次奔赴千里之外参加工作，父亲说：“你记一个电话号码吧，退休办的周主任，万一打我电话打不通了，你就打他的电话。”心头一紧，想起前些天才听他说哪个独居老人在家静悄悄地死去，被人发现后尸体都被老鼠啃噬得所剩无几。当然知道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但没有我的准许，他怎么可以离开。于是赌气般的我，拿过笔记本撕下一页，将所有的网上银行、登录账号等事宜一并写了下来，与存折放在一起交给他，带着几分埋怨说：“那如果我回不来了，你就按这张纸上写的办法去取钱。”他接了过去。

这个话题到此为止。

我们并没有长期生活在一起，真正朝夕相处起来也有很多意见不统一、相看不顺眼的时候。但失去彼此，对于我们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就像失去自己的生命一样。

我想，这大概就是相依为命吧。

我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他是工人，她也是工人。在我的记忆中，她是坏人，嗓门大，凶巴巴，还时常打我。他是好人，总在我挨揍的时候赶上来救我，无论我干了什么坏事，他总是笑眯眯的，十足的宠溺。有了这样的场外支援，练就了我一身“鸡毛掸子还没落到身上，就开始号啕大哭喊救命”的好本领。在工厂里开机床当工人的他，每天下班踏进家门就把我抱在怀里，身上总飘着一股铁与机油的味道。

她虽然很凶，但做的菜很好吃。在她的主持下，我家尽管不富裕，但过得也不憋屈。每个周末她都提着硕大的菜篮子进城采购各种肉类，几乎所有的收入都用来吃掉用掉，我俩被她喂得滚瓜溜圆，白白胖胖。她进城大采购，他就与同事们骑着自行车去乡下，带着草帽端着鱼竿在水塘钓鱼，一去就是一整天，回来时，总能见到大大小小的鲜鱼在篓中活蹦乱跳。这时，手脚麻利的她便会煮一锅雪白鲜香的鱼汤。那时，我感到我的童年生活是被这些鱼汤幸福地浸泡着度过的。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出落得比其他同龄人要高大健壮许多，动辄把同班男同学揪起来揍一顿，这还得益于他二人齐心协力喂养之功。

到了我五六岁的时候，大概是过够了上班、下班、买菜、做饭的生活，抑或是不甘于就此困于厨房与车间，她将自己收拾收拾，重新烫了个头便进城从商了，一个猝不及防的告别。失去了半边天，只剩下我和他，家境顿时显得不再丰盛，更谈不上殷实。后来，我能见到她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这个分别刚好卡在我的快速发育时期，长久的不相见，她在我脑中的形象越来越淡，依稀残存在记忆中的，仅剩下一顿火辣辣胖揍，一次洗澡时的温暖怀抱，一包她过年带回来的葵花子。

剩下我和他，父女俩，过得怎么样，其实我也不太记得了。成年之后，他也很少跟我描述当年究竟费了多大的劲儿才把我拉扯大。

内敛的他，注定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不善社交，不使心眼，凭着一手好技术，带着几个徒弟，风平浪静地过着。除了我，他还拥有一辆28式自行车，高高大大，在他足下风里来雨里去地来往于家、单位与学校之间。彼时小小的我坐在前杠，一回头，小脸就蹭到他的胡楂上，硬硬的痒痒的，我在他的双臂之间咯咯地笑，丝毫想不起她来。厂里的叔叔阿姨们看见我们都要感叹：不愧是做模具的，女儿就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跟她妈妈长得简直一模一样。

再长大一点，前杠坐不下了，转移到后座，他怕硌疼我，精心缠了层层叠叠的棉花。在那个鼓鼓的后座上，我像个小猪一样，慢慢地长到一百多斤。

生活是一座大山，就这样完完全全地压在了这个中年男人身上，要上班，也要带孩子。他的每一天除了处理工作上的大事小情，回家还得火急火燎地买菜做饭，好不容易腾出一双手喘口气，还得陪我写作业，时不时指点一二。江西北部山区的冬天非常冷，那时候的取暖条件也很差，虽然他一直带着工作时的纱手套，但刺骨的寒风和洗衣的凉水并没有放过他。写作文的时候我写他有一双布满青筋的大手，但其实他的手，永远都是长满冻疮烂烂的样子。尽管如此，被宠坏的我也从未想过要与他分担丝毫。他总说看到我吃饭吃得很香就很开心，于是我就卖力地吃饭。平时他睡得很沉，让我肆无忌惮地在他床边看电视，还说敲锣打鼓都吵不醒他。是啊，每天都那么累，怎么会睡得不沉。

这些画面现在想起来，只觉得给他寄多少钱都不够偿还。

那一年，她和他离婚，带走了家里唯一一台先进电器——电视机。无聊的我整个暑假就在家里翻箱倒柜地找书看，净是些当年他俩从厂里图书馆里“顺”回来的世界名著。似懂非懂地看，然后懵懵懂懂地在笔记本上抄写句子。他回来一看：“这孩子要闷傻了怎么办？”一咬牙，他跟同事借了五百块钱，买回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

此后，那台电视机就成了我唯一的精神食粮，我守着它看过香港回归的盛况，看过《泰坦尼克号》，看了无数的MTV，大大小小的音乐颁奖典礼。每个周六的傍晚是我和他最开心的时间，一边吃着饭，一边看着吴宗宪在《我猜，我猜，我猜猜猜》里面胡侃。

有时候放学早，我也不早回家，就在厂门口跟同学们摸爬滚打似的疯玩，等着他下班，然后坐上他给我专设的宝座，耀武扬威地回家。我曾有一个大名叫“赛男”，他说，起这个名字的初衷是希望我读书赛过男孩，谁承想我却是调皮捣蛋更胜一筹。因为人高马大，又爱强出头，班里的男同学被我揍了一个遍。倒霉的却是他，时不时接到一个电话就得骑着车来到学校挨骂，听老师批评我今天又把谁打哭了，又把谁追得满操场乱跑。面对一个如此捣蛋的我，这个温醇似水的双鱼男从来没对我动过手，也几乎不骂我，还叫我“心肝宝贝崽”。

人性本贱，他越忍让，我越放纵。当然读书成绩也很随性，喜欢哪个老师哪门的功课就拿满分，讨厌哪个老师就弃学以示报复。好在遗传了他质量过关的脑细胞，考试之际被逼着看了一个月书，竟然考出了不错的成绩。邻居们都咂舌，“一个如此调皮的小孩，竟然能考这么高的分数？”

然后，在所有人的诧异中，他拿出了家中所有的存款，与我一起踏上火车，把我送到学校。这样一个能力有限却爱女无限的中年男子，硬生生地在学校旁边的招待所里住了足足一个礼拜，开了新生入学家长不离不弃的先例。

无论是去领书还是体检，他都带着十几岁的我，一起吃食堂，一起领教材，一起在宿舍里铺床，放心不下呀。直到厂里人找到学校来喊他回去上班，方千叮咛万嘱咐地离开。那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长久的分别，他心中一千一万个不放心，我却开心极了，终于没人管了，可以尽情撒野了！

对我这种野孩子而言，俗话说得很对——学好三年，学坏三天，一部《古惑仔》就能点燃少女闯荡江湖的梦想。我很快就掌握了许多恶习，与一票有相同爱好的小伙伴们成天泡在一起，连课也不上。反正天高皇帝远，每天一通电话跟他报个平安，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而在同城生活的她，有着自己的家庭。我每周都会过去报一个道，吃一顿饭，然后目送她匆匆忙忙地去打麻将。她当时的男人对我还算比较上心，出门前总刻意给我留半包烟，谁知道她如此狡诈，出门前竟然数烟。每当此时，暴打可免，痛骂却难逃。

而在家里一心上班给我赚学费的他，怎么都无法想象，他的“心肝宝贝崽”每天跟他装模作样挂上电话之后，是如何故作潇洒地燃起一根劣质香烟，在寝室的床上翘着脚学习着脏话大全，把课本丢在一边。

时间久了，连学校都不回，老师们也逮不到我。就这样混了两年，我贪图那一点点钱还把学籍给退了。这意味着我跟这个学校再也没有关系了。

对于这天大的事，他俩并不知道一丝半毫。

直到有一天她心血来潮，跑来学校看我，走到寝室一看铺盖早已被卷起，不见我的踪影，方才得知我已经退学。气急败坏的她很快联系了他。几乎崩溃的他丢下手中的工作，赶到我面前。那一天，我原形毕露，抬不起头，而他苦不堪言，灰心丧气。应该是大脑想要逃避过去的不堪，关于当晚，我只记得他端起杯子喝水时那只颤抖的手。

相依为命的弊端就是这样，一人惹事，全家遭殃。

没有办法，书总是还得读下去的呀，不然孩子的前程如何是好？

已经没有退路的他，为了能够“看着我”，辞掉了单位的工作，来到了那个城市，在烈日炎炎的街头，又是那辆自行车，带着已经一百二十几斤的我四处奔走，寻找下一个学校。终于被他找到一家补习班，跟老师一沟通，文化课已经丢到九霄云外去还可以学点艺术，重新考个学校，很快就办好了入学手续。

可惜那个时候的我，依旧没有醒过来。

当时的他，月薪五百五十块，要给在学校的我每天十块钱的伙食费，已然剩不下多少。他担心他爱吃肉的“心肝宝贝崽”吃不好啊，便隔三岔五就骑着自行车，穿越大半个城市来到学校为我送菜改善伙食，不是一锅红烧肉，就是一只卤猪蹄，或是一大碗排骨汤。他就用个小小的电饭锅炖熟，再用绳子捆好锅盖，装在车篓子里，送到我的面前来，一起吃完，再骑回宿舍，准备第二天的工作。这样的饭，我应该吃过好多顿，到现在也想不起来我们是坐在哪儿吃的，只觉得他给我的一切照顾与付出都如此理所应当，非我莫属。

想来，在他的心里，我即便再胡闹，也是天底下最乖最好的女儿吧。从小到大，舍不得骂舍不得打，从不埋怨，连要求都不大提。只要在身边陪着他看看电视，像当年在老房子里一样，就是他最开心的时光。

谁知道压根无心学习的我，又给了他一次失望。在补习班里只坚持了一个学期，听闻了艺术类学校高昂的学习成本，便死活不肯再去了。

已经没有办法的他只得继续上自己的班，任由我游手好闲。直到有一天，为了赚稍微能多一点的工资，他选择南下，准备开始新的打工生涯。当时麻木不仁的我，丝毫未有挽留之意，将他送至车站。盛夏之夜，他坐上了没有空调的列车。看着车子绝尘而去，我暗自欣喜再次回到无人管束的自由自在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