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全身松懈地躺在床上，慢慢地解着衣服扣子，又感到了不可抵抗的疲倦。她想，终归还是该有个家了，每个女人都如此，迟早要痛别自己的青春！

趁现在她还是一个人，还可以无所忌惮地在房间里脱掉全部衣服，光着全身走来走去。她端详着镜子中自己的躯体，俏挺的胸脯和扁平的小腹，细而有力的腰部，几乎和中学毕业时没有差别。她依然像少年时那样光着脚，不理会地面的冰凉，走进卫生间。她把热水器的火力调得很大，任凭滚烫的热水自上而下长时间地冲淋。头脑在热水的包围中处在一种麻痹的状态，几乎昏昏欲睡。她没有计算这样一动不动地冲了多久，直到父亲的敲门声将她惊醒。

“你们队里打电话来，让你马上回单位。”父亲隔着门喊她。家里的电话是装在父亲那个单元里的，因为他全天都在家。

“你不用着急，他们说呆会儿来车接你。”

尽管父亲这样说，庆春还是匆匆擦干头发。她猜不出这么晚了还有什么事非要接她回去。是不是有什么材料锁在她的抽屉里马上要用？她想不起来。

她刚刚穿好衣服，车就来了。开车来的是大个子杜长发，拖着刚刚烫伤的左脚一瘸一拐。庆春上了车才问：

“什么事找我？”

杜长发支吾了一下，说：“新民，新民……出了点事。”

庆春倏地一下紧张起来，“新民出什么事啦？”

“你别着急，没那么严重。刚才六里桥派出所来了个电话，新民受了点伤，让他们送到医院去了。”

从杜长发的口气上看，新民没有什么大事，但庆春心里还是七上八下。他们赶到医院以后庆春才知道，情况比她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新民身中两枪，其中一枪击穿肺叶。派出所是接到群众的报告才在六里桥附近的一个仓库的门口找到了他，那时候他已经流血过多昏迷过去，直到庆春赶到医院时还未醒来。闻讯赶来的人还都守候在急救室的门外。

庆春完全无法形容自己此时的心情，她甚至已经无法正常地思维和平静地呼吸。处里和队里都来了很多人，她被无数同情的目光包围着。人人都知道他们明天结婚！这就使得新民的意外变成了两人共同的悲剧。

处长马占福也已经先于她到了医院，正在面色沉重地与医生商量。新民的父母和妹妹也被接来了，在哭泣中等待亲人苏醒。李春强没有来，他带着人去六里桥现场了。那个穿西服提公文箱的毒贩开枪打倒新民之后不知去向。他是怎么把新民引到那个偏僻的仓库去的，看来只有等新民醒来才能知道。

庆春也想哭，但看到新民的母亲和妹妹止不住的欷歔，她就忍下了。大家都围着那对安静不下来的母女，用各种安抚的言语宽慰她们。而她，和新民的父亲坐在一起，低着头默默不语，没有人上来安慰她。也许人们在下意识里把她也当成了男人。一个当了好几年刑警的女人，应该有着和男人一样坚硬的心！

天快亮的时候，有人叫了新民的父亲、处长，还叫了她，一起到医生的办公室里。医生并没有一一问他们谁是谁，甚至也没有请大家坐下来，便笼统地问：“单位领导和家属都来了吧？”没等回答又接下去说：“病人的心脏已经停跳了，我们还在做最后的抢救。我们想……把情况和你们说一下，你们也要早点商量，应该准备准备了。”医生的意思是明确无误的。在这屋里只有庆春是女人，她第一个哭出来了。她觉得自己身体里有什么东西骤然坍塌下来。

之后所有的协商和安排都是在马处长和新民的父亲之间进行的。庆春记不得自己是怎么来到新民的床前，也记不得她最后又向新民哭诉了些什么。接下来她又被人带到医生的办公室里，新民的父亲和处长都在。李春强也来了，眼睛直直地盯着她看。新民的父亲递给她一张表格，用充满慈祥的声音说：

“庆春，这个字，就由你来签吧。”

这是什么？庆春拿过来看，眼前却一片昏花，怎么也看不懂。处长过来说：“这是人体器官捐献的登记表，需要亲属签字的。”

庆春惊愕地盯着处长的脸，半天才说：“是新民的吗？你们要他捐献什么？我不同意，他是烈士！”

新民的父亲哽咽着说：“是角膜，是捐献角膜，这是新民自己的愿望。”

李春强走上来，用亲人般的沉痛提示她：“庆春，你忘了？小平同志逝世后，我们集体签过字的。捐献角膜，新民也签过字的。”

庆春愣愣地，眼睛盯着那一纸薄薄的表格，李春强把自己的钢笔递给她，又说：“庆春，我们都希望他的身体能够保留下来，哪怕只是一小部分。”

庆春接过笔，感激地看一眼李春强，看一眼新民白发苍苍的父亲。她一笔一画地在表格上代表新民的亲人，签了自己的名字。放下笔，她抬头对医生问：

“新民的角膜，捐给什么人？”

医生说：“捐给医院。”

“我想知道，你们给什么人？”

医生说：“现在需要角膜的患者很多……”

“我只要知道新民的角膜给什么人！”

庆春的坚决使医生有点尴尬，他和另外一位刚刚赶来的像是眼科医生的中年人小声沟通了一下，然后对庆春说：“现在我们医院里收治了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两眼患角膜白斑，几乎双目失明。如果没有人捐献角膜，这样一个正在上大学的年轻人就……”

“是男的，还是女的？”庆春打断医生。

“是男的。”

庆春点点头，是男的。她心里感到一丝宽慰。她不希望新民的眼睛换给一个女人。或者，一个七老八十、昏聩不堪的男人。

清晨他们离开医院时，庆春没有回家，她陪着新民的父母去了新民家。她想这是她最后应尽的儿媳妇的义务。和新民的家人在一起，也是克服悲痛的最好方法。同时，她也需要躲避开他们那间已经布置得一切就绪的新房。说不定父亲现在刚刚起床，开始替那间新房里的花浇水了。这是他每天照例要做的事情。她想也许该打个电话告诉父亲，那些花的香气和艳丽已经失去了意义，就让它们随着这间新房的主人一起凋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