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也骑摩托车？”
“摩托车，那倒多。”
他们有时也问：“爸，您在外面用什么牌的彩电？几英寸的？”
“十八英寸，美国货。”
“冰箱呢？”
这些天，于街谈巷议之中，我也粗知了些北京的时尚：家用电器，是人们顶注目的东西。彩电、冰箱、洗衣机、摩托车，这几大件成了富裕和小康的公认标志，但除了洗衣机之外，儿子的家在这方面还是个空白。媳妇常常说起她的某同学、同事、朋友或者其他什么熟人在海外的亲戚寄了多少钱回来，买了什么牌的冰箱，多少英寸的彩电，几功能的洗衣机之类的事，虽不题破，意思我是明白的。照理，做为父亲，从孩子六岁起就没有尽到养育的责任，如今是应当补还的。于是我买了彩电、冰箱，还买了台电风扇，但是对他们最眼馋的摩托车，出手就不得不犹豫了。我的钱不多，六十多岁了，也难再有作为，我得留下点钱来养老，不能再拖累孩子们。可是听到媳妇仍然不断说起她的同学、同事或其他熟人得了外财的事情，我心里总是惶然，自愧不能让他们满意。
儿子的朋友不多，在左邻右舍中的人缘似乎不够好，家里平时难得有客。街道上那位姓程的女干部倒是来过几次，帮我办了落户口的手续，还问我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我因为发觉孙子每天在过道里搭床睡觉越来越啧有烦言，所以斗胆提出可否帮助找到一所三套间的房子，老程做了一通北京住房如何紧张的解释，最后还是答应尽力去办。
敏芳，那阵子我只想你，一有空儿就想。我心里害怕，因为不知什么缘故，客居海外四十年后，在自己孩子的家里，我仍然有种半是主人半是客的感觉，也许你能体会这是为什么。
老人啊，老人总是讨人嫌的，总是累赘啊！
不然，儿子和我之间的话何以越来越少？媳妇何以常常无端发脾气？我不敢承认这是因为我。我也常常扪心自问：是不是太独了，太孤僻了？几十年独身生活，一天到晚只有自己，自己就是自己生活的全部内容，这种经历大概很容易潜移默化养成一种自私的、封闭的性格吧，不然的话，连埋头读书的孙子，还有尚不知事的孙女，何以也难于和他们沟通呢？
孙子的学校里近来又给高年级学生加了政治经济学课程，他的作业很多，所以平时不大有闲同我说话，甚至也很少同他的父母和妹妹亲热，读书把他读傻了。不知他母亲原来给他如何许的愿，他本来一直盼着能到国外找爷爷自费留学去，如今连爷爷都拔锅卷铺地回来了，因此十分失望，情绪不好。
我呢？也开始常常觉得不愉快了，尤其不喜欢家里那个永恒的话题——“国外……”
“爸，一直没问您，您在外面住几间房？”
“三间，加一个厨房。”
“噢——”儿子不屑地拉了个长音，“也不多呀。”媳妇却争论说：“这就不错啦，一个人三间，给我我就知足，还要怎么享福呀，房子多了你又懒得打扫！”
那一次我终于忍耐不住了，说：“你们怎么从来不问我，这些年我一个人在外面吃了多少苦，你们都知道我坐过牢，可你们从来不问。”
“哎，对了，爸，”媳妇突然来了兴趣，眼神都有些发邪了，“他们都说国外的监狱也比咱们吃得好，真事假事？”
我的脑袋轰地一声，脸色一定很难看，张了半天嘴，可一句话也说不出。
“妈就是崇洋媚外，”孙子哼了一声：“其实资本主义国家，虚假繁荣，经济危机……”
“那你整天还跟我嚷着要出国留学，啊？你别去呀！”媳妇遭了小辈抢白，有点恼羞成怒。
孙子的脸倏地红了，“外国的教育质量好，我要不是为了学本事……”
“在中国就不能学本事啦？还不是想整天吃西餐去，回来还能高人一等。”
“算了算了，”儿子有些不耐烦了，“动不动就是外国，外国怎么啦？外国人就高人一等啦？我就不服这个气！今儿嘿，有个老外，不到三点钟就到我们酒吧来了，要喝啤酒，我根本不理他，不到营业时间，就是里根来了我也不卖！嘿，那老外倒没说什么，旁边那个翻译倒不耐烦了，非让我卖给他们不可，说国外的酒店里，都是二十四小时服务的。我问他了，这是中国外国，咹？到中国来就得懂中国规矩，三点半营业，想喝酒是不是，三点半再来，现在我不伺候。我顶恨这号吃洋饭的，狗仗人势！”
我躲开他们的大屋子，他们吵得我心慌。
北京的早晨，天亮得真快。他们都没醒，我一个人悄悄起来了。真快，回来都快两个月了，气候已经序入初夏，渐渐热了起来，早上的清风却尚存着些湿意，或许这不应该算风，只不过是一丝丝一片片的凉气。天很蓝，显着那么干净，开阔。我干吗起这么早？干吗要到这儿来？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颐和园、香山、故宫、雍王府，还有八达岭，都去过了，可还没有到这儿来，这儿近，却偏偏没有来过。
同仁堂，门脸子已经焕然一新了。
同仁堂是靠着向御药房供给生药发家的，离它不远的内联升鞋店也是靠揽宫里活儿出的名，还有瑞蚨祥绸庄、南豫丰烟店……都是百年多的老字号，如今门脸子也都阔气了，但名字没换。
天还早，店门都没开，街面比过去显得宽展了些，也整齐，也漂亮。敏芳，你一定知道我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咱们的神经都会敏感地一跳，你没猜错，我就是从这儿踏上妻离子散的远途的！漫漫经年，往事如烟，不管到了什么时候，我只要站在这条街上，两腿都会忍不住发抖。
不，我并非为了追怀痛苦，也不需要咀嚼仇恨，我只希望这条街能引起我一线活生生的记忆，能把我的小成，我六岁的儿子，真真切切推到我的眼前，我真想抱一抱他呀。敏芳，孩子的妈！那天小成抱着我的腿，嘴里大声呼喊着，我没想到他会有那么大的力气！正是这力气支持我熬过孤独半生，熬到满头白发，熬到终于千辛万险回到了家！可是，我的小成，他在哪儿！
商店开了门，街上热闹起来了，男的、女的、少的、老的，一个个在我眼前过去。也许我永远找不到他了……
“老先生，您来买东西？”
“哦，没有，”我慌慌张张说了一句，定神看去——一个高高的青年，眉清目秀，也善气。
“您不记得我了？我是二勇。”
啊——二勇！那活泼的声音，我怎么能不记得呢。我忽然觉得这孩子就像命运之神，带着我的盼望、我的追求、我的想象，总是悄悄地，不期而至。
他穿着白而挺的长袖衬衫，下摆随便地松在直筒裤的外面，袖子卷着，露着晒成健康色的半截胳膊，又黑又软的头发不经意地披在前额上，有点乱，但不粗野，比他穿着警察制服的样子可爱了许多。他是谁？小成……？我强忍住泪水。
“你……今天又休息？”
“休息。”二勇笑道：“买点东西。”
我看看他手上，“买锁？”
“嗯，我们现在要说服大家都换上这种新锁，保险，防盗。”
“噢，”我接过那锁，下意识地摸摸看看，脑子里却不知在想什么。
“我那个管片都已经换完了，就剩最后一家，说死也不想花这个钱，财迷到家了。”二勇说起他的工作，认真得忘情，“碰上这种抠门儿的，你真没辙，我只好给他垫上吧，要是让小偷撬了门，还是我们的事。”
后来他又说了些什么，我忘了，他是怎么走的，也忘了。我糊里糊涂地走回家来，心里空茫一片，不知是因为失去了什么还是发现了什么，反正心里没滋味。
家里没人，我孤零零地从这个屋走到那个屋，心里突然有点慌，因为我意识到一种沉重的、似曾相识的寂寞感，正在不可抗拒地袭来。我不愿意，实在不愿意再回到这围困了我几十年的寂寞中去。我明白，或许正是因为二勇，这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使我发觉了自己生活的无味。一个人，如果能像他那样，单纯地沉浸在工作和事业中，那大概永远不会感到寂寞和无味的。喝茶看报，养花植草，打打太极八卦，或是提笼架鸟的各处溜达溜达，北京的老人都这么过，不是也自得其乐吗？不不，我是辛苦劳动了一辈子的人，命定享不了闲情逸致的福，有时候，忘我反而是一种幸福。二勇是幸福的，虽然他得去替那个吝啬鬼买锁，花钱搭精神，但谁能说他不幸福呢？我老了，可身体还康健，我可以，也应该去做点什么事情，比方可以到儿子的宾馆去教他们做日本菜，按地道的日本方式摆台、走菜，这方面他们一定干得不地道。
对，这事晚上就和小成说！
“爸，您就消停着吧，出那份洋相干什么！”
小成反对，他几乎不听我说完。
“爸回来到底带了多少钱？是不是怕花完了没处挣去？”媳妇正在擦饭桌，此时也疑心地停下手来。
我不理她，只一味对儿子说：“我不愿意总闲着，闲出病来。”
“外国佬到咱这儿来，吃的就是中餐，烤鸭，川味儿，在外国想吃，有吗？吃哪门子日本菜呀，日本还不是跟中国学的。”
儿子的鄙夷洋人，实在几近一种愚昧的排外。我说：“至少北京有很多日本人，他们爱吃日本菜。”
“爸！我们单位的人都知道您在海外是大老板，您要是去烧菜，摆台，不说明您不过是个厨子，是个跑堂的吗，叫我的脸往哪儿搁？”
啊，原来儿子也怕这个。你的清高，那国粹式的清高，哪儿去了！
我沉下脸，“是的，你爸爸就是厨子，就是跑堂的！我过去寄给你们的钱，现在买这些东西的钱，就是这么挣来的，干干净净！你要是觉得丢脸，可以把它们砸了，扔出去！”
小成呆了，他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发了火，我……我也不知道。
小成当夜失眠，第二天没去上班，躺在床上，早饭也不吃。媳妇和孩子们走后，我坐在他床边，拉过他的手，我想到就是这双手，曾经多么深情地抱过我的腿啊，我心一酸，说：“孩子，是我的脾气不好，你就原谅了吧。”
小成哭了，一张脸扭得很歪，他说他觉得人生无味，从小失去父亲的庇护，孤苦成人，实在没有享过一天福；他抱怨晚辈不懂孝敬，而我，这个没有尽到父爱的长辈，又不能理解他；他还说到他的妻子——在“文革”时期“革命组织”中结识的战友，如今变得怎样自私、怎样俗不可耐，结婚十八年，最近才发现她还悄悄藏着一个婚前的存折，以备将来离婚于万一，只是现在怕物价再涨才拿了出来。如此同床异梦不说，可惜的是，十八年前的五百多块钱，如今只顶三百块用了。小成瞪大一双浮肿的眼睛，气恨地说：也许三百块都不值了！
敏芳，我实在不愿意继续说下去了，小成的这些话已经使我冷战连连。夫妻之间，徒有名分，形似势利之交，哪还有一丝家室温暖可言？但愿这些人间的凉气，不致使你在天堂的琼楼玉宇之中，不胜其寒吧。
有人敲门。
是街道办事处的老程来了，给我送来一张购物卡片，说是凭这张卡片可以在市场上买到一些不好买的紧俏商品。她还说了许多话，似乎是讲了一通什么道理，又似乎是替发这张卡片的原因做了一番注释，我心里乱，懵懵懂懂地听着，却不知所云。
“您不舒服？”老程发觉不对。
“心里不痛快？”她又问。
我摇摇头，我并不盼着有人能理解我、同情我。我这一辈子的经历大概是太特殊了，感情和脾气都可能与常人大异，喜怒哀乐也就不易被人体会。我知道最好的办法是自己消化自己的烦处，就算一股脑倒给人家，换来一点同情，难道就能从此轻松了吗？同情心人皆有之，可等别人把该说的同情话说完了，仍然自己面对一切，又何必呢？
“是不是，小成他们惹您生气啦？媳妇对您怎么样？”
我胸口一阵乱跳，想到家丑不可外扬，摇头想否认，但无效。
“您不用瞒着，您儿媳妇的毛病，街道上都知道，不是一天两天了。没关系，现在不是小成妈在的时候，‘四人帮’正搞得风气不正，老太太受了欺负也没个仗义执言，现在不同了，大家都讲精神文明，您有什么不愉快，我们不能不管，何况她也有组织嘛。”
我迟疑了一下，说：“大概都是因为我自己太闲了，闲来生事……要是有事干……您看，我这身子还活泛。”
“咱们区里有‘老人之家’，下棋、唱戏、看电影，还有书报杂志，您可以随时去看。”见我不即答言，她犹豫着又说：“听说您在台湾是开餐馆的，我们街道上正准备办个青年餐厅，他们都没经验，你要有闲兴，去指点指点什么的，也行。”
“是吗？”我一下兴奋起来，“如蒙信托，一定竭尽所知，以备顾问。您知道吗，我是略懂些日本菜的。你们不准备搞日本菜？这没关系，我可以帮他们搞快餐，现在吃快餐的人最多。”
老程也挺高兴，答应帮我去联系联系。她又提起我的房子，说政府考虑到我的困难，同意帮我换到附近的一个地方去住，三间大屋，是平房，只是没有暖气，叫我和家里人商量商量。
她走了，小成也起来了，拖着鞋从里屋走出来，头发乱蓬蓬地呲着，见了我就说：“我顶烦这些街道干部，婆婆妈妈的，往人家里一坐，屁股死沉，国家养着他们干什么呀。”
敏芳，或许这也得归结为我的错，谁让孩子从小就没有父亲呢，他的人格并不是在一个健全的家庭中造成的，以致那从小受压抑的自卑心，变成了现在全没来由地仇视别人的心理，如果这确是我无意间种下的苦果，那么现在，则是到了往下吞的时候了。
从那天晚上开始，我们就是否搬到平房去的问题开始了争吵，吵了整整一个夏天又一个秋天，直到严冬将即，才终于以两票对一票形成了决议：搬。小成和孙女中立，媳妇呢，主要是舍不得那个坐式马桶和冬天的暖气。
我和孙子的动机是一致，搬了，可以成全孙子有个独立的屋子住，另外，不晓得什么鬼差神使，我又想起了那个测字先生的话：迁，主遇难呈祥。
搬家那天很忙乱，小成单位里出了辆卡车，老程替我们雇来了两个临时工，大件家什都是他们扛了。小成和孙子忙着布置屋子，媳妇主要是拢着孙女，怕她磕了碰了惹祸。三间屋，挺宽敞，墙壁是新粉刷的，四白落地。老程特地用不无夸耀的口气对我说，这是前几天公安派出所支援了几个人，作为爱民劳动帮着刷的。我想那准保有二勇。
天冷了，可那几天市面上突然炉子脱销，儿子只好从单位里暂借了个蜂窝煤炉子。三间屋，一个炉子安在哪儿呢？媳妇嘟嘟囔囔老是念叨怕孙女冻出毛病来，还说怕我不会弄蜂窝煤炉子，回头非煤气中毒把全家熏着不可……儿子苦着脸找我商量，我说炉子就安在你们屋里好了，把孩子冻着不是玩儿的。可我心里不痛快，主要是看不惯媳妇那转弯抹角的样子。
到了晚上，安好了炉子，四处都归掇完了，也吃过了乔迁之后的第一顿饭，舒舒服服地坐在客厅里。日光灯明晃晃的，屋子显得很白，很亮，也宽阔。小成和媳妇有说有笑，很起劲地计划着该添办些什么家具，墙上如何装点布置。孙子想买一个书柜，吵着说他的书已经多得没处放。对，是该买个书柜了，如果儿子和媳妇从小多看了几本书的话，我想大概不致像现在这么狭隘，这么贪财吧。
快八点钟的时候，传来敲门声，这是新居的第一个造访者。孙女争着跑去开门。进来的是两个警察，一看见那大盖帽我的心就跳起来，儿子认得为首的一个就是新居的管片民警，我也看出后面那年轻的原来是二勇。二勇老气横秋地和我打了个招呼。看架势，他们好像是找儿子说公事。不知是不是出于对警察本能的疏远，我回避开了。他们在客厅里同儿子和媳妇说话，开始声音还平和，后来不知怎么儿子激动起来，腔调不大对头了，可又听不清他们说的是什么事。
“我不同意，不同意，这种事总归不能强迫命令吧！”儿子高腔大嗓叫着，弄得我紧张起来，他居然一点不怕警察。
“谁强迫命令你啦，这不是在做你思想工作吗。”是那个老警察的声音。
“思想工作也不是万能的，我反正不同意，怎么着吧！”这口气何止是不怕，简直近乎挑衅了。
“不同意也就算了，也是为你们好，何必这么大嗓门儿。”
“我自己家，我乐意多大声就多大声，管得着吗？”
谈不下去，接着就是脚步声，开门声。他们走了。我心里惶惶然，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但又想到二勇，这孩子在谈话时似乎一声没吭，而且总归他是个好人，小成不该这么不礼貌，于是我走出来问：
“出了什么事？”
“咳，”媳妇摆了一下手，一脸不屑，“派出所也是撑的，非叫我们把大门换上保险锁。”
“哦，那不是好事吗？”
“爸，要不怎么说您老实呢，”儿子说：“您没听见吗，他们要替居民统一代买，这么一来，买进就可以是批发价，卖出却是零售价，好大的赚头呢。别看他们穿着‘官儿服’挺神气，可没处抓挠奖金去，看着别人手里哗哗的票子，能不眼红吗！嘿，就生出这么个损招来捞钱，明着还打个维护治安的幌子，蒙谁呀！这年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谁跟钱有仇？嘿，我呀，偏不让他占这个便宜。”
假使撇开我自己对警察的成见，那我实在不能苟同这种近似诽谤的说法了。我痛心小成总是用这种非常阴暗的心理去衡量、猜度一切人一切事，其实又常常并无任何根据，甚至仅仅是出于一种习惯，他那么固执，那么自信、自鸣得意，而且说：“爸，国内的事，您不懂！”
是，也许是我不懂，可一个将近“从心”之年的人，他的良知、他的直感，是不会骗人的。我信任二勇！
第二天，我照常到“青年餐厅”去上班，我在那儿上班已经好几个月了。几个月前他们开张时，老程领我去看，我提了几条建议，他们按着重新布置了餐位、灯光，增加了一些厨房设备，试了几天，挺好，于是由街道办事处正式发聘书，我就成了那儿的顾问了。我不是图钱，图的是有个寄托。那儿的年轻人挺尊重我，我也喜欢他们，有时候在家里实在不愉快了，我就想想这个餐馆，想想二勇和老程他们，心里还能觉着没白回来。
这天晚上回了家，一进院就听见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儿子正哈着腰往门上安锁，一看，正是派出所动员换的那种保险锁，我心里挺高兴，问：
“什么时候买回来的？”
孙女嘴快，说：“是警察叔叔拿来的。”
儿子拍拍手，说：“咳，是二勇送来的。”
“你们给钱了吗？”
“他没说要钱。”
我一下火了，“你怎么能不给钱？人家没要钱，咱们可得要脸！”
儿子冷笑：“您以为他会吃亏吗？他多安一家锁就多一份功劳，到时候评个先进，奖金比锁钱可多了去啦，这年头，谁也不是二百五。”
媳妇从屋里踱出来，“到底多少钱一把？太贵了咱还不要呢。”
我说：“就是十万八万，也得把钱给人家，我快七十岁了，不能陪你们丢这份人。”我拿出二十块钱，把正在温习功课的孙子叫出来，“去，给二勇送去！”
孙子一脸不高兴，“你们老占我的时间，老占我的时间，马上就该考试了，毕不了业你们谁负责。到现在我连价值规律还没背会呢，我们老师说了……”
我说：“你听爷爷的话，把钱送去，告诉他是你父母亲叫你送去的。咱们为人，得明白为人的价值，千万别把良心看得不值钱了。”
儿子这才说：“好，你去吧，反正就这么几个钱的事，爷爷是海外回来的，场面人，叫人家说小器也不好。”
孙子拉着脸走了。晚饭的气氛很别扭，我一句话也不想和他们说。
吃完饭，桌上的碗筷尚未撤净，孙女跑过来了，站在我面前，一副怯生生的表情，眨巴着眼睛酝酿半天没说出话来。
“怎么啦？”我叹口气，拍拍她的脸蛋。
“说呀。”当妈妈的一边收拾着桌子，一边督促，“和爷爷好好说。”
“爷爷……”她拿着一支笔，“你把这支笔给我……给我吧，做，做纪念。”结结巴巴说完了，立即转身跑开，缩进妈妈的身后，一脸如释重负的形迹。
我认出，那就是我在东京买的那支带电子表的笔，后来不是送给二勇了吗？
“这当爷爷的也真逗，”媳妇不知道是在对谁说，“回来都大半年了，这么个小玩意还藏着掖着的，要不是昨天搬家，我从您提箱的布兜里翻出来，还不知道您带回这么个东西来呢。这玩意现在还新鲜，再过几年一普及，就不值钱了。”
“给我！把笔给我！”
我的叫喊声想必是太大了，太凶狠了，太过分了，一刹那间我看到了一张张猝然惊怔的脸，紧接着就是孙女裂帛般的号啕。我难道发疯了吗？难道人老了，也会像孩子那样不懂克制吗？我说不清是恨谁，恨小成，恨媳妇，恨我自己，还是恨二勇？二勇，你连这样一点真情实意的薄礼也不肯接受吗！
媳妇最先反应过来，使劲搡了孙女一把：“哭什么！”她脸上笑着，话音却狠：“他爷爷，值得了几个钱的东西，至于和孩子发这么大火吗？”
“你们，知道不知道世上还有比钱更值钱的东西，啊？”
“黄金呗！”孙子插嘴说：“黄金最值钱，不过，黄金本身也属于货币，其实也是钱。”
我敲着桌子冲儿子叫道：“你们，别叫孩子沾一身的铜臭，孩子小！”
儿子点着头，风马牛不相及地说：“就是，孩子还太小，用这种笔也糟践了。”
我眼睛直发黑，踉踉跄跄地逃出家门。
钱，你这无情、丑恶、势利的东西！
外面有风，马路上，邻近人家泼出的水已经结成薄而结实的冰，啊，是冬天了。这浓浓的夜，我到哪儿去？
敏芳，我随你去吧，那很远很远的天堂，是否也是这么嘈杂，这么阴凉？
我常常瞎想，我们的天堂应该是一片淡淡的素色，绝不追求珠光宝气的豪华；应该是安静而单纯的清流，哪怕不如醇厚的琼浆；天上飞着鸽子，青灰色的鸽子，小成奔跑雀跃，张开两臂，追着笑着，“我的鸽子！”我也跟着跑起来：“我的鸽子……”敏芳，你笑什么？你的神情从来被忧郁主宰着，等到老了，又病容满面，你现在笑什么？你笑起来仍然那么好看。瞧，这就是我们的天堂，——一个地道的北京四合院，不，是三合院，院子不大，却开满淡雅的丁香花。真的，这不是梦，隔墙可闻，花气微醺……
“是找二勇的。”
在院门侧畔，几个闲聊的小童直瞪瞪地看着我，不知谁说了这么一句。
哦，这原来是二勇的家，是胡思乱想把我领到这儿来了。
院门是虚掩着的，我颤巍巍推开它，想喊一声：“二勇……”
堂屋里灯挺亮，有说笑声传来，隔窗看，一群警察正围坐着玩扑克。想必都是二勇的同事了。不知是不是我此刻的心境太孤单太寂寞的缘故，我真想就这么走进去，也变成他们当中的一员，也一起说啊笑啊玩扑克！
二勇输了，正老老实实地被一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毫不留情地用力弹脑门儿，两条黑而长的尾毛疼得几乎扭到一起去了，周围的伙伴们哈哈地乐，大声开着玩笑，那玩笑开得……有点荤。
啊，是那只灰色的鸽子最先看见了我，直对着飞过来，隔着玻璃窗咕咕地叫，又看看他的主人，又咕咕地叫。
“嘿，二勇，你家来客人啦。”
警察们止住笑声，一起转过头，望着窗外我这不速而来的老者。
“啊，是您来了，快请进。”二勇揉着脑门儿站起来。
屋子里真暖和，是炉子，还是暖气？
“得，二勇，这下你也甭想报仇了，快招待客人吧。”那五大三粗的警察得意地冲二勇扮着鬼脸，抓起他的大盖帽，“明天见。”
“不不，你们玩吧，我路过，随便看看。”
“我们玩半天了，也该散了，您坐您坐。”
警察们大声吆喝着同二勇告别，走了。我也不知所措地站起来。
“您找我有事儿？”
“没事，路过，随便进来看看。”
“那……您再坐会儿。”
“没什么事，不坐了。”
可我心里明白白的，怎么就一下子留恋起这个地方了？
二勇疑惑地看着我，“您一定有事。”
“我，我……想还你钱。”
“噢——，您的孙子来过了，其实您不用那么认真。”
“不，我不是说这笔钱。”我的眼睛回避开，可究意还欠了他什么钱，我也说不清。
二勇把话岔开了：“我听青年餐厅那帮人说，您烧菜的技术特棒。”
“啊。”我含含糊糊应了一声。
“你一个人住在这儿，”我又问：“不闷吗？”
“没事，我乐意一个人，自由。”
“您一个人在国外，”他又问：“闷吗？”
“闷。”
“噢，”他点了一下头，又说：“不过咱们不一样，我在这儿有好多同学、同事、朋友什么的，我爸爸妈妈也常回来。还有它，”他看一眼那只安静地谛听我们说话的鸽子，“它总陪着我。再说，我们所里又特别忙，我想犯闷还来不及呢。”
“是，你很喜欢这儿，喜欢你干的事，喜欢你的亲人和朋友，还有你的鸽子，这就好，这就算什么都有了，人还要什么？”
“可不是。”他笑笑。
我离开这个小小的三合院。二勇要送我回去。我坚决不让。街上，挺冷，但仍然有三五成群穿得圆圆的人在散步、闲聊；也有人来去匆匆地赶路。一个两三岁的孩子举着红彤彤的纸灯笼，站在一个门口，几个大人群星簇月般地围在他身旁指手画脚。孩子尖声地叫着笑着，又新鲜，又害怕。一群女学生迎面过来了，热烈争辩着什么，笑得多么好听，响亮！
天堂究竟在哪儿？又是大家常说的那句老话吗——在人间？或者说，在自己的心里？
我冒昧地想，大概宇宙间本来没有什么天堂，只有普通而平凡的人间，而人间不圆满，本也是无可见怪之事。就说二勇吧，他就没有一点烦恼么？既食人间烟火，人间的喜怒哀乐，就不能没有，可你看他活得多么认真、热情、兢兢业业，对自己、对别人，对这个世界，都乐意奉上一腔活泼泼的热血，他真心觉得生活挺有意思，挺值得巴结，这多好啊。而我呢，我不如他。坎坷人生、大千世界、三教九流……我已经累透了。也许正因为一切都经验过了，见识过了，才不容易保持住对生活的热爱、宽怀和童心！
冷气西来，天上细细密密地飘开了雪花。雪融在脸上，丝丝凉，似乎想提醒我什么往事，却又着物即化，像一片躲躲闪闪不可捉摸的气泡。这是入冬的头一场雪。我想咱们中国的传统，视雪为祥物，由冬天的瑞雪，盼着来年的丰岁。其实大半是农人的心理。我没种过田，可也从小喜欢雪，对了，算起来该有将近四十年没见过下雪了，难道这雪要提醒我的就是这个？这久违了的雪啊！
带着这一点兴奋，我回到家。家里人正在铺床准备睡觉，大概因为看见了下雪，孙子在他父母那个安了炉子的屋里现搭起一张折叠床来，把那间屋子塞得几乎没有驻足的余地了。
见我回来，大家有点尴尬，小成问：“爸，你怎么睡？你那屋太冷了。”
这当然只是表示一下而已，他并没有提到该不该在生炉子的屋里为我腾出个铺位。但这反而使我庆幸，因为我突然希望这能是个机会，让我去试着找到对生活、对亲人的热爱、宽怀和童心。于是我说：“不要紧，冷点睡着舒服。”说完，还冲他们笑了笑，我看出来，儿子和媳妇都松了口气，也笑了。我心里却难过，我想到我是父亲，我应当对孩子们好啊，千万别搞得他们都怕我，讨厌我！
小成给我灌了个热水袋，焐在被窝里，还把他们的屋门敞着，好让炉子的热气散过来。其实我真的一点也不冷，盖了两床薄被，睡得很死。
我记得那一夜什么梦都没有做，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苦的还是甜的。我好像从来没有睡得这么死，根本不知道身边已经发生了多大的惨祸，直到有人来砸门……
我们都中了煤气！
我被人唤醒，只觉得头沉，想吐，昏昏晕晕地看见屋里屋外有许多人走动，窗户四面大开，清晨的薄阳和冷气灌满了整个儿屋子。有人扶我起来，拿大衣给我披上；有人献计说该给我灌点醋；又有人提议该扶我出去吹吹风，于是几只手扶着我往外走，我不肯，我想着应该去儿子的屋里看看。还没移步，就看见有人把他们一个一个往外抬，我只听见一个中年人冲屋外的什么人说了句：“都没救了。”眼前便嗡地一声黑下来，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菩萨！菩萨！你是在惩罚他们，还是在惩罚我？
敏芳，据说我躺在医院里，断断续续地昏迷了一天一夜，据说我在冥冥中呼喊着你的名字，呼喊着我们的小成。潦倒风尘，坎坷湖海，我为他才活着，千难万难，也为他才回来。如今我回来了，可他也没了，只留下几撮肃然的寒灰。
我在病床上一躺两个月。肉体越安静，思想越活跃，一天到晚上下古今地胡思乱想，想我的一生，仿佛是漫漫长夜，才到天明；又仿佛是白驹过隙，不过短短瞬间。昨天，我那么年轻力壮，儿子六岁，他抱着我的腿……不，别再咀嚼那些苦难了，何不把一生中所有乐事搜罗起来，翻来覆去地回顾、体味一番呢？快乐越少，就越值得重温。
于是我想起浅沼先生，想起二勇和老程，想起青年餐厅的年轻同事们。想起他们，我能看到世间的光明，也能看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可他们毕竟是外人，再好，也没法填满我灵魂中的全部空白。
于是我又想起我的儿子、孙子，又想起父子重逢、祖孙厮认的一幕。我得承认，半生漂泊在外，暮年归于故里，已算得上人生极乐。回想起来，初初回来那几天，我的确是兴奋到了一种虚脱的状态，谁料那竟是短命的焰花，只有瞬间灿烂。在台湾，至爱亲朋间露骨的势利之交，司空见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惟决于金钱。作为过身之人，我也生了几十年旁观的感叹，谁想到如今会轮到自己？小成死了，媳妇也死了，果真是菩萨示罚吗？何以还要殃及无辜孙辈，还要再陷我这垂垂老者于寂寞的大不幸中？菩萨慧眼，何以如此粗枝大叶？
在医院的两个月里，常有人来看我，从区政府领导到左右邻居，络绎不断，但我仍然能时时体味到那种针刺般的孤单感，似乎痛彻了我的整个身心。人们来看我，异口同声地祝愿着我能早日康复出院，可谁也没有说，我出了院上哪儿去！
那天二勇来了。
因为太阳好，同室的病友都到花园里散步去了，屋里就剩下我和他。他坐在我床前的矮凳上，两条长腿很委屈地弓着，一边给我削苹果，一边兴致勃勃地同我说话。他说到他的鸽子，又要去参加大队远征了，词色中带着毫不掩饰的自信；还说到他们派出所在全局户籍管理“四知道”评比中得了头奖，还在分局的乒乓球比赛中抱了银杯，等等。他说可惜公安局没有足球队，否则他一定会是名出色的“局脚”。说到足球，他又显得有点沮丧，因为昨晚上中国队输给伊朗队的一场球赛，气得他差点没把电视机给砸了，“中国队窝里横，一出去全都废物了。”他的口气中带着近乎偏激的愤怒。
我望着他手上的苹果，那苹果削得干净、整齐，我望着他那认真的神态，我不知怎么搞的，眼泪忽地就滚下来了，不顾一切拉住他的手！
“孩子，孩子！你让我和你一起过吧，你知道我是个没家的老人吧！”
那一刻我仿佛才看清我自己，已经再也不是个刚肠男子了，我真的再也耐不住无边的寂寞，人老了就无耐性，也最怕孤单！
二勇呆了，拿着削好的苹果，不知所措。护士闻声进来，大惊小怪地以为出了什么事。二勇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走的时候既尴尬又莫名其妙，因为护士很严厉地训斥了他，她断定二勇一定说了什么伤我心的话。
我这是怎么了？我把二勇当做小成了，当做我六岁的小成了。我看到他心里就不能平静，也知道全是胡想。
从那天起我真的常常陷在一种难以自制的幻觉中，迷迷糊糊地，分不清哪个是二勇，哪个是小成，我心目中的小成，我理想中的儿子，有时是两个人，有时又是一个。
我这是疯了吧？
有一天我搞不清是真疯了还是有了异乎寻常的冷静，因为我突然生了一个妄想，又仿佛是一个深思熟虑已久的念头——为什么我就不能索性认他做个儿子，或者做个孙子！
我急不可耐地叫护士帮我买了纸笔，写了一封信，不是给二勇，而是给老程。我本想把我的一生都写出来，把几十年的那点可怜不足道的拳拳之心都一泻无余地倾倒出来，但我没有，只是非常简短也非常郑重地，把那个突然冒出来的，或许也是在不知觉中酝酿了很久的念头，告诉她。
信寄出去了，我彻夜不眠，囚犯似的等着宣判。
星期一，是医院探视的时间，可老程没来。
星期三，又是探视时间，她还是没来。
星期五，……没来。
星期天，她来了。
病房里人多，她和我寒暄，闲扯，却闭口不提那封信。到了晚上快六点了，来看我的人一拨一拨都走了，她才坐下来。
“您那封信，呃……我同二勇说了。”
“哦，”我点一下头，想尽量做得轻松。
“您喜欢他，想认个干亲，是好事。可要和他一起生活，他一时可就做不了主了。这不是叫一声干爹干爷爷就能算完的事，将来您的生老病死，他得负责任。这么大的事，也得征求他父母同意啊，二勇是个孝顺孩子。”
这话，当然是没错的，甚至也没流露出一点可否的倾向来，可我却如同被判了死刑似的，知道这事是不行了。我的盼望，不过自作多情罢了。
老程自然要往宽处开导：“其实咱们区里养老院的条件很不错，国家对孤寡老人是很关心的，您完全可以……”
“不，我不去养老院！”
我没有老，我还有事情干，我是青年餐厅的顾问。我明白国家对我不错，就更得尽一番绵薄之力，以为报效。我不去养老院！
老程走了，一连几天我心里又委屈又烦躁，我的生老病死，我自己会负责，不打算拖累任何人，如果仅仅需要个年轻力壮的人来服侍晚年的话，那不如请个保姆好了。我独身生活了几十年，温饱自理，没什么难处，我只是想和我的孩子在一起，我害怕一个人孤零零地活着，也害怕一个人孤零零地死。
有时候，你真会觉得活着比死更费劲儿。可假使我去死，那必定会给那些对我好的人带来麻烦，那么还是活着吧。也为那青年餐厅活着吧。
老程又来看过我两次，谈我的病，谈青年餐厅，谈北京的天气，以及风花雪月之类，不知有意无意，我们像约好了似的，闭口不谈二勇。
敏芳，对你的上帝，你也许至今仍能献上最虔诚的灵魂，可我不知道，一个终生为造化所忌的人，是否还愿意永远抱着那全无应验的信条不放。如果真是“心诚则灵”，那早该灵了。可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菩萨啊，一辈子就没给我好脸色！
九九八十一难，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我千辛万苦地跑回来，没有错，不后悔，可谁想得到会有那么一场无妄之灾？要恨，只能恨我的命吧，这个倒霉的命！
所以难怪，在福星降临的前一分钟，我也想不到还会有峰回路转的一天。就仿佛是咣地一声，我的生活，我的余年，就在一个猛然的转折中决定下来了。大前天傍晚，老程又来了，带着一脸不同寻常的兴奋，她几乎是一进门就对我笑道：
“老先生好点吗？您的孙子叫我来看看您。”
这竟是真的，二勇的父母回信了，同意他认我这个爷爷，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有其父必有其子，反之亦然。养育二勇的父母啊，我这孤苦伶仃的老头子没什么好说的，谢谢了！
“您以后怎么过呢？叫他到您家来，还是您搬到他那儿去？”老程问。
“都行，孩子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老程作主，“依我看，不如您搬过去。”
“行。”
我又想起那个测字先生的话了：迁，主遇难呈祥。
“老先生，我还有句话，先搁出来，当不当您自己斟酌：您的东西，钱，还是您一个人的，别往二勇那儿拿。”
“怎么？”
“我也要替二勇先想一步。不用瞒您，现在咱们这个社会上，好人难当，总短不了那么几个长舌头，备不住满世界传风播雨，说二勇为财认亲，是想图便宜，孩子脸皮薄，别委屈了他。”
“行。”这事我当然胸有成竹，“你们放心，我自会处置。”
“那行了。”老程笑笑：“你们爷俩的家务事，我清官不断，回头您出院，我叫您孙子来接您。”停一下她又压低了声音说：“我得祝贺您，贺您有眼力，跟这孩子过，保险没错！”
我要出院！
就在今天下午，我把出院的手续都办齐了，正在要走没走的当口上，青年餐厅的同事们来看我，大姑娘小伙子闹喳喳地挤满了一病房。
“今天不探视，你们怎么进来的？”我问。
“我们从太平间溜进来的。”小伙子们拍着胸脯，“没我们进不去的地方。”
“就算接您出院吧。”大姑娘们调皮地咯咯笑，“我们掐算着您准住腻味了。”
我说：“我有人接啊。”
他们说：“是二勇吧？这小子，还在大门口傻等呢，叫他跟我们进来他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