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这回上当受骗的又是哪个傻×？真可怜，都什么时代了，还在用这么笨拙、这么廉价的东西哄人。你不知道，现在人家勾引的手段有多爽气，动不动就是什么高档饭局，名牌衣服。不过光是这玩艺，叫我顶多让他牵牵手，跳个舞罢了。当然，只要他加得起码，我也乐意提档，有什么可不乐意的？不乐意白不乐意，反正你也无所谓，你说是不是？”

我还是不理她。

“哼，这正中你下怀是不？我才不傻呢，我有我的阴谋。你阴谋我，我也阴谋你。这是你教的，我的阴谋都是你教的。你在阴谋我，其实是在给你自己掘坟墓，哈哈哈，聪明反被聪明误。”

“行了，”我终于开腔，“说那么多干吗？”

“哼，你做这个那个，我连说都不能说啊，你是什么人，省长！市长！还是董事长！”

听着，她开始吼叫了。下面是我的，我的声音更大。

“我怎么啦——！”

“你很好，你是个作家，你会写情书，你写的情书傻×都爱看。”

“猪！你这头猪！”我忍无可忍，发作起来。

“狗！你是条狗！”她的气势一点不弱。

我说：“我要是条狗就好了，就可以咬你两口。”

她说：“所有的狗都以为自己是人，但狗就是狗。”

我说：“是的，”我开始放低声音，“狗就是狗，我是狗。”一边这么说着，一边朝她缓缓走过去。她以为我是被她的凶相吓着了，想软下来跟她讲和，所以傲慢地仰起头，是想摆摆架子呢，想不到我一靠近她就猛地一挥手，一记耳光不轻不重，响在她仰起的脸上。

起初，我打她，她就跟杀猪似的哭，声音一般是越哭越小，最后变成二胡的唱，呜呜咽咽的，婉约而哀伤。这往往令我动恻隐之情，于是我就找最动听的话去安慰她。你要相信我做安慰工作的水平（只要心情好我做什么事都有水平），反正过不了多久，她肯定会破涕为笑，而且变得特依恋，特温柔，像个孩子似的钻在我怀里，久久不出声——像在吸奶，又像被无穷的幸福醉倒了。我太喜欢她这个样子了，喜欢就想来那个……我发现，每次这个时候我们做爱总是特别成功，所以事后我常常这样狡辩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我就是想得到这样的一次爱。”

事情最后这么结束应该说是很不坏是不？但问题是不会永远这样的，比如有一天，我同样打了她，她却没有同样的哭，而是用冰冷的眼狠狠地看着我，看得我心里直恶心。我真想再补她一记耳光，但又想这太过分，于是就一摔门出走了之。

这样也好。但也不是永远这样，比如又有一天，我又同样打了她，她却没有同样的用冷眼看我，而是像只母老虎似的朝我扑将过来，跟我激烈地厮打。你们想想，她能打得过我吗？打不过她也不认输，干吗？毁我的东西。

“你放手！”

“嚓！嚓！嚓……”一沓稿子撕成碎纸片了，而且肯定是我刚写的。

“你敢摔！”

“嘭——！”这下一只陶罐碎了，它是我从郑州背回来的。

“嘭——！”又一只。

“嘭——！”又一只。

我觉得这日子真是没法过。真正的没法过。我们之间所有有点好、有点回忆价值的东西，毁的毁，弃的弃，忘的忘，伤的伤，痛的痛，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像我们想像的一样成功、美满。尽管我想得很多，但我怎么也想不到我们会变成这个样子。要说我对她不忠，那是没有的事，不是没机会，而是没兴趣。为什么没兴趣？因为……怎么说呢？也许是太累了，也许是我心理有障碍：我怕卷入一种更复杂和说不清的无聊之中。但不管怎样，有一点我算是认定了，就是我们俩的缘分已尽，长远不下去了。于是我就想到离婚。

“我们离婚吧。”确实是我先开的口。

“好啊，”她答应倒是很爽快，“给我十万块钱，我就离。”

“我一分钱也不会给你。”因为我没钱。

“那你就别提离婚的字。”她否认得也很不犹豫。

“你不想离就好好过。”我缓了口气。

“谁说我不想离？给钱就离！”她的口气更大。

“你明知道我没钱。”

“没钱就不离，我才没这么傻，值钱的时候你说要就给你了，现在不值钱了你叫走就走，没这么简单。”

你们看看，她把自己当什么了！

还是那个老同学，真难为了他，每次吵了架，他就来劝架，听我无休无止的牢骚，替我里里外外地把脉，分析。他分析的结果，认为我们的缘分还没尽。

“为什么？”

“你今天没钱她跟你要钱，这说明她不想离婚。”

“不想离就好好过嘛，我又不是非要离。”

“女人就是这样，胆子小，毛病多，为什么说女人难养？女人不是一面鼓，可以随随便便地乱敲，怎么敲听上去都欢欢喜喜的，女人是把小提琴，别别扭扭的玩艺，非得你刻刻苦苦练上几年才能弄出点像样的声音。

“我是她的鼓。”

“差不多，男人都是女人的鼓。”

“她把我敲坏了。”

“她也敲得很累。”

“真不如咬咬牙离掉算了。”

“问题是她不跟你离。”

“怎么办？”

“没什么办法，凑合着过呗。”

“我真他妈想离。”

“你从哪去弄这十万块钱？”

是啊，我就是把自己卖了也弄不到十万块钱。不，说不定哪天我发横财真有了十万块钱，她没准就不要钱而要其他的了。这很可能，是的，这很可能，所有事情都是这样，好起来总是有止境的，而一旦坏起来却是永无止境的。

200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