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察觉朋友的怒火正在升腾。法国人让塞内加尔部队来为西班牙流亡者维持秩序，他也感到恶心。这支部队中的很多人都亲历了佛朗哥手下摩尔人士兵的残忍对待——那是法西斯部队中最残忍的一支。现在在这些黑色的面孔上，人们却看到了同样冷酷的表情。

法国兵根本不听人们渴望团聚的请求，将难民根据数字而非仁爱的规则分开。他们只想将这一大群难民高效地分成一个个小组，而严格按照编号划分是唯一有利于控制的途径。法国人害怕边陲小镇充斥着难民，这种担心并非毫无根据。圣西普里安镇的人口本来只有一千多，但人们很快发现这里成了两万五千多名陌生人的家。这座小镇只能为难民提供海边辽阔的荒地：海滩。科特韦梅勒（意为“朱红海岸”。）沿线的其他小镇也都如此，例如阿热莱斯、巴卡莱斯和塞普方兹为难民找到的住所都在黄沙之上。

条件十分恶劣。难民们住在用木桩和毯子临时搭建成的帐篷里，根本无法抵挡风雨雷电的袭击。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海滩在暴风骤雨中变得混乱而糟糕。安东尼奥每天晚上都自愿守卫一个小时，否则人们在睡觉时会被埋在黄沙和狂风卷起的灰土里，老弱病残身上堆起了小土堆。在这片凄凉的荒地上，沙子迷住了眼睛，进入鼻孔、嘴巴和耳朵里。人们吃着沙子，呼吸着沙子，被沙子遮住视线，这种残酷的生存条件简直让人疯狂。

法国人为第一批到达的两万多名难民提供的，只是极少的食物和一条小溪。病人根本得不到及时救治。几千名重伤员从巴塞罗那的医院撤离，很多人生了坏疽。士兵将那些出现痢疾症状的人隔离开来——招人嫌恶的恶臭足以让他们暴露。他们被安排在一个临时的检疫隔离区内，自生自灭。其他疾病也普遍存在，肺结核和肺炎都很常见。每一天，死者都被深深地埋入黄沙。

安东尼奥最憎恶的事大概是卫兵带领难民集体排便。海边的某些区域被用于排便。他多么害怕那个时刻的到来：在卫兵轻蔑的怒视下，用尽气力将粪便拉到海水中。被人带到海边这个臭气熏天的地方，海风卷起脏污的手纸，黄沙在空中飞扬，是最丢脸的事。

除了类似的某些日常惯例之外，海滩上有种全然的永恒：人们似乎感觉不到光阴的流逝。海浪无休止地涌上来，退下去。它拍击海岸的冷漠节奏，与大自然对沙滩上的人类悲剧的漠然无视如出一辙。几天过去了，几个星期过去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时间悄然流逝，不知今夕何夕。但安东尼奥坚持每天在棍子上刻下凹痕，记录时光的流逝，这种方式能减轻看着时间缓缓流走的痛苦。有些人害怕自己会乏味得发疯，想了一些办法：玩纸牌和多米诺骨牌，或者练习木雕。有几个人甚至将沙地上伸出的带刺铁丝网的残片制成了雕塑。偶尔有几个晚上，他们时不时地举办诗歌朗诵会。在死寂的夜里，某些帐篷中传出大歌黑暗而激越的调子。大歌是弗拉门戈歌曲最基本的形式，它悲怅哀婉的曲调让安东尼奥毛发倒竖。

一天晚上，难民们举办了一场舞蹈演出。卫兵在一边观看，一开始他们呆住了，后来看得如醉如痴。那时正是黄昏，人们用给养帐篷中的几个旧木箱建起一个坚固的小舞台，一位年轻女子开始起舞。没有伴奏的音乐，只有合乎节奏的击掌声，它越来越高，越来越强，成为一支掌声的乐队，时而柔和，时而激烈。呼应着舞者在木板上的踏步声，击掌声先是升高，又逐渐消失。

舞者十分清瘦，也许过去曾经丰满过，但几个月来，几乎将人饿死的生活已经消融了她的曲线。节奏感依然存在于她不可触摸的灵魂深处，痛苦的消瘦使她胳膊和手指的动作更显柔软轻盈。咸涩的海风将她的头发结成了团，一绺绺像蛇一样贴在脸上，她并未试图将它们拂开。

她的脚踝边并未旋转着一层层沉重的弗拉门戈裙裾，现场也没有吉他演奏，但在她心中，这些都有，而且观众也能感受得到，听得到。她家的房屋遭到空袭后，她最漂亮的饰有精美流苏的丝绸披肩与其他东西一起化成灰烬。此刻与她一起旋舞的是一条破损的头巾，它磨损的褶边唤起了遥远的记忆，过去它的边缘曾经镶有昂贵的缨穗。

很多观众聚拢过来，男人、女人和孩子们见证了这场与冷漠环境并不相容的情欲与激情的表演。这场舞蹈让他们忘记了一切。它持续着，吞没了海浪的声音。在冰冷的夜里，她不停地跳舞，甚至沁出了汗水。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再向观众展示时，她再用足跟开始一轮柔和的踏步。这场演出唤起了每个观众的回忆。他们想起节日和其他欢乐的时光，那些时光所含的正常与平和现在已经湮灭，每个观众的心都已飞到了遥远的地方。他们翻过群山踏入故乡的村庄或小镇，与亲人和朋友在一起。

现在，舞者伴着一支喧戏调起舞，这种欢快的舞蹈似乎与这个地方很不协调。

安东尼奥想起了妹妹。现在，梅塞德丝在哪儿呢？他没办法获得她的消息。他仍然时不时地给罗西塔姨妈寄信，信中充满暗示，说不定她会将信转给母亲。梅塞德丝可能在任何地方，甚至可能在这片海滩上的某间帐篷里。她是否找到了贾维尔？是否仍在跳舞？有一阵子，梅塞德丝的面容似乎比他面前的舞者还要真实。面前这个女人紧锁的双眉在眉心画出一道深沟，他不由想起妹妹全神贯注跳舞时的样子。随即，她们的相似之处消失了，除非梅塞德丝在他记忆中的面容已经消逝。也许现在，她的相貌已经失去了孩童的圆润，与面前的这位纤瘦舞者一样，如同鸟儿一般轻盈。他多么希望自己能知道这些！

结束时，一个脸上挂着泥土与鼻涕的小孩冲到观众前面。“妈妈！妈妈！”他哭喊起来。舞者将他抱在怀里，消失在远处的一座棚屋中。她仍然十分清楚自己从哪里来。

又是几个星期过去了，法国人宣布了一项重建计划，冒出了一大堆新目标。安东尼奥和维克多这样的强壮男人被派去拆除这片破旧的棚屋，建造一排排井然有序的木屋。现在，他们的头脑和身体都忙于这项体力劳动，这也让人困扰：连焚毁陈旧的小地毯都是一种痛苦的与过去的分离。有些小地毯是曾藏身其下的人翻山越岭拖过来的。新建的木板房也许能更好地保护他们，但它们隐含的永久性让人沮丧。

“现在这就是我们的家了，是吗？”许多人喃喃道。他们一直以为这片营地只是临时住所，是找到更佳居住地之前的过渡。突然间，它似乎变成了永远。

“这样一来，我们就不是流亡者，而是囚犯了。”维克多毅然说道，“我们必须离开。”

“我敢肯定，他们很快就会想出办法来。”虽然安东尼奥完全赞同，口中却仍在劝他。

“但我们不能再假装这是个安全的避风港了！”维克多坚持道，他年轻的战斗精神不肯衰退，“难道不该想办法回到西班牙吗？我们只是坐在这里打打牌，听人念马查多的诗，我的天哪！”

他说对了。他们只是这所室外监狱中的俘虏。现在，离开这里的唯一途径是加入志愿工作组。男人们被装进运送牲口的卡车，赶到千里之外的陌生之地，然后像牲畜一样被人检查体力，委以繁重的体力劳动，比如修公路和铁道或者种田，几乎没有自由。这更像是奴役。

像许多战士一样，安东尼奥忖度着，难民营的位置更有利于他们翻过群山，逃回西班牙，重新开始反抗佛朗哥的斗争。他勤勤恳恳地教一群孩子认字，孩子们每天围在一起看他在沙滩上画字母。他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成为几百公里外某个法国村庄中的无偿劳工。这个怀着敌意的国家只能容忍他的生存，却绝不容忍他有更多的权利。

这个曾经貌似安乐窝的地方现在成了紧紧捆住他的套索。事实上，他极其后悔离开西班牙。几个月前从巴塞罗那逃跑时，他跟在一群向北逃亡的人身后。从那时起他就痛苦极了——也许他本该向南奔赴马德里。

很多民兵心中仍有这样的信念：只要马德里还在，就不能算完全战败，自己应该待在祖国保卫剩余的国土。但对有些人来说，幸存就是放弃、顺从、听之任之。他们开始观看日落，欣赏那短暂却辉煌的壮丽时刻，看着祖国从迷雾中浮现，那儿似乎近得触手可及。

几个月来，难民们逐渐回复日常的安全感与程式，开始模拟真实的生活。他们用街道名称来称呼一排排的木板房，甚至用酒店的名字为居住的棚屋命名。通过这些方式，他们尽力给这种日子赋予些许价值。

对一些人来说，让生活有意义的方式是进行小规模的叛逆和颠覆行为，比如用沙子堆一座佛朗哥半身像，抹上糖浆，招来无数苍蝇。维克多善于煽动这种活动，有人发现了他的反抗态度。卫兵知道他是个爱招惹麻烦的人，等着他再次越界。一天排队吃饭，他的动作慢了些。那天晚上，他被卫兵埋在了沙子里，一直埋到了脖颈。沙子进入他的眼睛、耳朵和鼻孔，他差点窒息而死。连卫兵都开始怜悯他，凌晨三点，他们拙劣地将一杯水端到他的唇边。

那天晚上，维克多踉踉跄跄地回到棚屋，安东尼奥起来照顾他。这位年轻人气疯了，焦渴和暴怒令他发狂。对这些卫兵的仇恨几乎喷薄而出，他愤怒得想要杀人。

“尽量想点别的事情。”安东尼奥坐在他床头平静地说，“不要因愤怒而让他们得意。把怒火保存下来，以备将来之用。”

这说起来很容易，但这些虐待狂的行径已经唤起这位热血青年刻骨铭心的仇恨。

春天来了。天空更加碧蓝，太阳升起，灰暗的沙滩转为金黄色，大海映出澄澈的天空。直到这时，人们才想起过去曾经多么热爱海滩。它曾是休闲的地方，孩子们在飞溅的海浪中嬉戏玩耍，而现在这片海岸嘲笑着他们所有快乐的记忆。

但这个春天也带来了最糟糕的一天。消息传来，国民军攻陷了马德里。这件无可避免的事此刻成了现实。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佛朗哥宣布大获全胜。他收到了教皇发来的一封贺电。

在格拉纳达，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典，佛朗哥的支持者挥舞着旗帜。孔查放下百叶窗，关上店门，回到楼上的卧房内休息。右翼市民在这个城市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多数派，看到他们脸上的喜悦与必胜信念，她难以承受。两天后，她又出现了，透过窗户望着外面她敌视的新国家。这样一个国家，她从来不希望看到。

很多难民必须面对现实：回到西班牙会十分危险，只能继续流亡。新政权不会大赦为反对佛朗哥而战的人，民兵只要踏入西班牙，毫无疑问会被逮捕。很多媒体报道了佛朗哥对敌人的大规模屠杀。最安全的选择是移民国外。

“你为什么不去申请呢？”维克多提议，他刚刚发现亲人已经起航前往墨西哥。

“我不能放弃祖国。”安东尼奥说，“家人可能不知道我还活着，如果他们知道，一定希望我回家。”

“不管怎么做，我们大概也无法得到位置。”维克多说，“我听说撤离委员会收到了很多申请表。”

他说对了。西班牙共和国撤离服务处已经收到了二十五万份申请，只有少数人获得了船上的位置，得以离开。不过维克多很幸运。他得到了去南美洲的座位，很快登上了船。服务处的人认出了他父亲的名字，顺利地通过了他的申请。

法国人曾不情愿地为这些难民提供了临时家园，现在则渴望遣返这些异国来客，而佛朗哥也希望难民回国。手提扩音器播放着消息，力劝这些人翻越群山，回到新西班牙。

难民们进退两难。此时，法国面临着德国入侵的威胁，待在法国会有新的危险。

“我唯一不愿意的就是成为希特勒的奴隶。”安东尼奥宣布。他决定冒险回西班牙。他要冲出重围回到格拉纳达。新政权肯定像旧政权一样需要很多教师。离家之后，他每天都在思念父母，想知道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不断给他们写信，却一年多没收到他们的消息。他希望父亲已经被释放，因为他毕竟没犯什么罪。父母的照片他一张也没带，他们的面容已经在他心中模糊了。他还能想起母亲乌黑的头发和正直的举止、父亲挺出的肚子和卷曲的灰发，但见到父母的那一刻，恐怕已经认不出他们了。

很多人都有这种归家的冲动，他们和安东尼奥一样主动忽视了关于死刑与逮捕的报道。他与另外几位参加过埃布罗河战役的士兵一起启程。大家像他一样急切地要离开法国，在这里，除了敌视，他们几乎没有遇到别的。他们决定翻越比利牛斯山。爬山时安东尼奥回过头来，最后看了一眼身后这片可憎的海岸。他不知道，在这片蛮荒的沙地上，他闻到的肮脏沙粒的气味和关于那些无理暴行的记忆，会不会终生难以摆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