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点，罗贝尔看来难望哥哥项背，即是体察事物的能力。不要说花粉飘飞的季节开着窗，就是五吨煤压在身上，罗贝尔也没什么反应。你让他从珠穆朗玛峰转到死海边的耶利哥，他恐怕根本就不会留意到海拔高度相差如此之大，你把五罐头豆子弄得他一床都是，他照样还是能呼呼大睡。

感官如此迟钝，也许并非坏事，当你在一次大战纷飞的炮火中给人开刀时，就更是如此，不过应该一提的是，细腻敏锐的感受能力（往往就意味着感受痛苦）某种程度上可说与知识的获得有绝大关系。从脚踝扭伤，我们可知身体的重力如何作用；打嗝不止，会让我们察知呼吸系统的某些秘密；遭情人抛弃，则会教给我们关于情感依赖原理的生动一课。

事实上，依普鲁斯特之见，惟有当我们遇到烦难，惟有感受到痛苦，惟有当事难如愿之时，我们才真正学到了点什么：

病痛让我们有机会凝神结想，学到不少东西，它使我们得以细细体察所经之事，若非患病我们对之也许根本不会留心。一到天黑倒头便睡，整夜酣眠如死猪的人，定然不知梦为何物，不惟不会有何了不得的发现，即对睡眠本身也无体察。他对他正在酣睡并不了然。轻微的失眠倒让我们领悟到睡眠之妙，如同于黑暗中投下一道光束。深究记忆现象，其意义并不仅在于求得准确无误的记忆。

当然，并非惟有在痛苦中，我们才会运用心智，普鲁斯特之意乃在于，身当痛苦，我们才会去寻根究底。我们痛苦，所以我们思考，盖因思考能帮助我们恰如其分地了解痛苦。思考令我们知晓痛苦自何而来，探测痛苦之程度，且终能让我们平静地面对痛苦。

由此引申出一个观点：那些并非从痛苦中升华而来的思想，均缺少某种内在的重大动机。在普鲁斯特看来，精神活动似乎可分为两类：一种可称之为无痛苦的思考，此种思考并非由特定的惶惑不安引发，起于纯知性的求知要求，所想了解者无非睡眠是怎么回事，人为何会遗忘之类；另一种则是痛苦的思考，乃是从痛苦不安中脱颖而出，比如因辗转反侧，夜不能寐而生，或由追忆一个名字终不可得而起——普鲁斯特看重的，当然是后一种思考。

有例为证。他告诉我们，获得智慧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老师传授，毫无痛苦，一种则是得自生活本身，充满痛苦，他认为得自痛苦的智慧方是真知。假笔下虚构画家艾尔斯蒂尔之口，他将这观点表而出之。这位画家对叙述者论辩道，他宁可犯些错：

再聪明的人年轻时都说过错话，做过错事，或竟过着荒唐的生活，凡此种种，晚年想起真是令人汗颜，恨不能将其从记忆中尽皆抹去而后快。可是我们真不该悔不当初，将过去全盘否定，因为谁也不能肯定现在的自己已经大彻大悟（当然是就我们能够企及的智慧而言），除非我们已犯过种种错误，经历种种缺憾，由此抵达了智慧的彼岸。我认识一些年轻人……从他们走进学校的那一天，老师就向他们灌输高尚的情操、道德的完善之类。将来回首往事，他们也许会觉得了无遗憾，要是愿意，他们甚至可以将过去的所言所行一一公之于众而毫无愧疚。但说实在的，他们是可怜虫，无谓的教条的牺牲品，他们学来的东西毫无意义，只有负面的作用。智慧是教不出来的，只有我们通过自身的经历去发现，没有人可以分担，任何人也不能代劳。

为何不行？为何智慧总是与痛苦结伴而行？艾尔斯蒂尔未加申论，但有一点他说得够清楚了：一个人经历的痛苦越深，则他从此经历中获得的思想越丰富深刻。人心似乎是个迟钝的器官，若非受到真实的痛苦的刺激，它对难解的真实就拒不接受。普鲁斯特告诉我们：“快乐对身体是件好事，但惟有悲伤才使我们心灵的力量得以发展。”悲伤带给我们的是灵魂的操练，快乐之时，我们对此能躲则躲。的确，此话意味着，倘若我们将心灵力量的养成置于优先的地位，不幸就比心满意足更有益，情场失意就比读柏拉图或斯宾诺莎更有好处。

我们钟情的女人往往让我们受尽折磨，可是她们会在我们身上激发出强烈而深刻的情感，任何天才也不能如此令我们神魂颠倒。

有道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实情也许恰恰是如此。若你的汽车一切正常，你怎会去琢磨它里面的部件有何复杂的功能？所爱者信誓旦旦，我们怎会去深究人类背叛的动机？社交场上风光无限，我们怎会想起了解社交场上的种种势利？惟有陷入哀伤之时，我们才会有普鲁斯特式的冲动，彼时我们或正以被蒙面，暗自抽泣，如秋风中的枯枝，瑟瑟呜咽。

由此可知普鲁斯特对医生何以不信任。按照普鲁斯特的一套理论，医生总是处在尴尬的位置，人们相信他们对身体的种种情状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实则他们的知识多半并非得自自己的病痛。医生所以为医生，不过是读了几年医学院罢了。

医生最令普鲁斯特反感者，就是他们的自以为是。普鲁斯特深谙病痛之苦，而医生的自以为是的全部根据，则仅是当时甚不可靠的医学知识。普鲁斯特还是小儿之时，曾被送到一位赫赫有名、叫作马坦的医生处就医。这位名医声称找到了一种根治哮喘的法子。他的法子是将普鲁斯特鼻中一隆起的赘肉烧灼除去。手术做了两小时，普鲁斯特大吃苦头。事毕，马坦医生很笃定地对他说道：“你现在可以放心到乡下去了，花粉过敏、发热之类再不会有了。”实情当然并非如此：手术后第一眼看到怒放的紫丁香，普鲁斯特便即哮喘发作，而且来势凶猛，久久不退，以致他手足发紫，差点性命不保。

普鲁斯特笔下的医生也让人不能放心。叙述者的外祖母患病，忧心忡忡的家人连忙请来医界响当当的人物布尔班医生。外祖母病得不轻，痛苦异常，布尔班医生却是不以为意，粗粗一看即开出完美药方：

“太太，你这病好治，什么时候会好？——这全看您，也许今天就没事——什么时候您发现其实根本没病，像往常一样过日子，您这病就好了。您说您不吃不喝，也不出门？”

“可是，医生，我在发热呀！”

“现在可是一点不烧。那不过是个堂皇的借口罢了。您可知道，三十九度高烧的结核病人我们还让他进食，还叫他到户外去呼吸新鲜空气哩。”

外祖母拗不过名医这番大道理，硬撑着下了床，让外孙陪着，步履蹒跚走到香榭丽舍大道，名曰呼吸新鲜空气。不说也能猜得到，如此“散步”要了她的命。

服膺普鲁斯特的人还该不该去看医生？马塞尔毕竟有个医生父亲，还有个医生弟弟，到临了对医生这个行当不免闪烁其词，甚至宽厚得令人生疑：

“相信医生自是愚不可及，然而如果不信医生，那就比愚蠢还愚蠢。”

普鲁斯特这套逻辑给出了如何找到好医生的妙招：本人也屡为疾病所苦的医生方是好医生。

以普鲁斯特遭受的不幸之深之巨，我们对他的见解似不应有半点怀疑。的确，我们应将他经历的磨难视为他的洞察力的最好的前提条件。普鲁斯特的情人在安提比斯海滨飞机失事，司汤达一再陷入无望的单恋，尼采形同社会弃儿，甚或遭三尺童子奚落……凡此种种，正可确证他们的智识不容置疑，毫无假借。给生存的意义留下深刻证言的，并非事事如意，容光焕发之人。就通常的情形而论，这一类的知识似乎专门留待遭逢巨大不幸的人去发现，而这是他们能从人生得到的仅有的恩宠。

但是且慢一厢情愿，将受苦受难想得过于浪漫，我们应该知道，受苦受难本身并非必然就会引出真知灼见。不幸的是，失恋之事许多人都曾经历，写出《追忆逝水年华》的则仅普鲁斯特一人；尝过单恋滋味的人不在少数，却无几人写得出《论爱情》；被社会遗弃的人并不鲜见，《悲剧的诞生》却难得一见。许多人患上梅毒，痛苦不堪，却没几个人写得出《恶之花》，他们只会用枪把自己结果了事。关于痛苦造就人，最可取的说法也许是，痛苦通向了种种可能性，激发起我们的智慧和想象力去探究人生的奥秘。这样的可能性就在我们身边，可惜大多数人不是视而不见，便是拒而不纳。

我们是否还有其他选择？纵使没有写出煌煌巨著的雄心壮志，我们是否也能学会从痛苦中有所收获？哲学家总是关注如何追求幸福，然而于痛苦中学会自处，学会如何超越不幸，似乎才是更值得称道的智慧。不幸不期而至，频频降临，果能学会面对不幸，对我们寻求幸福，一定大有裨益。普鲁斯特终日与病痛相伴，于此自然别有会心：

“完整的生活艺术，在于对让我们陷入痛苦的个体善加利用。”

这样的生活艺术有何具体含义？如果你服膺普鲁斯特，那它首先就意味着更好地理解生活。痛苦让人疑惑丛生，不得其解，我们不解恋人何以弃我们而去，不解宴客名单上自己何以被排除在外，为什么夜里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为什么花粉飞扬的春天就不能到户外逍遥漫步。辨明种种不适由何而来，并不能奇迹般消除我们的痛苦，但由此我们却可向康复迈出重要的第一步。进而我们还可知道自己并非惟一遭受诅咒之人，意识到痛苦的边界在何处，了然痛苦的后面藏着什么样的逻辑：

“当痛苦转化为思想的那一刻，痛苦加于我们的影响即随之减轻。”

可惜更常见的却是相反的情形：痛苦并未升华出思索，令我们对现实有更多了悟，反倒将我们推向另一面。我们对现实仍是一无所知，反为更多无谓的幻想左右，较之未尝痛苦之时更加丧失活跃的思想。普鲁斯特的小说中尽是这类可称之为“糟糕的受苦者”的角色，这些苦命人或是遭情人被叛，或是社交场上失意，他们因自感不够聪明而痛苦，因社会地位不如人而伤心，可是没一个于自己的痛苦中学得半点有益的东西，他们的回应之道是怀疑一切，处处设防，变得傲慢虚矫、冷漠无情、暴戾乖张。

这么说并不有失公允，我们可以从小说举出许多这样的糟糕的受苦人的例子。不过我们也不必责之太过，且以治病救人之心，看看普鲁斯特笔下人物特有的防范心理由何而来，给出些建设性的意见。

一号病人

维尔迪兰夫人：中产之家，沙龙女主人，其客厅是高谈艺术、政治之地，座中常客她称之为“小圈子”。极易被艺术打动，然当被优美音乐征服之时，却会感到头痛，有一次因大笑导致下颌错位。

问题：维尔迪兰夫人一生致力于社交场上地位的提升，却发现她最想结识的那些人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显贵家族的宴请名单上不见她的名字，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家的晚宴上她受冷落，她自己的沙龙里来的则都是与她同一社会阶层的人，而且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一次也没邀请她到爱丽舍宫共进午餐——总统倒请过在她看来身份比她高不到哪儿去的夏尔·斯万。

症状：维尔迪兰夫人对其处境甚为苦恼，却不见于形色。她公然宣称那些拒不邀她赴宴或不肯在她沙龙露面的人都是些“无趣的家伙”，甚至总统于勒·格雷维，她也说是“无趣的家伙”。

“无趣的家伙”一词用来倒也恰如其分，因为“无趣”恰是维尔迪兰夫人所认定的大人物的另一面。这些大人物令她兴奋无比，却又可望不可即，除了以矫情的轻蔑不屑之语遮掩心中的失落感，她实在别无可为。有次斯万在维尔迪兰夫人的客厅里不慎说走了嘴，提起他将与格雷维总统共进午餐，座中其他来客均是一脸艳羡之色，斯万见状却又故作姿态，似乎他并不当回事：

“我向你们保证，这种午宴没什么意思。其实简单之极，你们知道的——赴宴的决不会超过八个人。”

其他人都会想，斯万这么说只是出于礼貌，惟独维尔迪兰夫人当了真，她实在是苦大仇深，忍不住要暗示，凡她足迹不到之处，均不值一去：

“你的话我信，这类午宴无趣得很。你被邀赴宴当然是好事……不过我听说总统聋得像根柱子，还会用手抓东西吃。”

对策：维尔迪兰夫人何以耿耿于怀？因为我们得到的总是不及我们未得到的，因为请我们吃饭的人总是不及不肯请我们的。要是我们仅因为自己得不到，就对意下未足的一切抱怨个不停，我们的价值判断一定会出问题。

还是对自己说真话吧——我们想见总统，他却不想见我们，但我们大可不必仅以这点区区小事，就说对他毫无兴趣。维尔迪兰夫人可以学着了解社交圈势利保守的游戏规则，也可学学如何缓解自家的沮丧挫折之感，学学如何对挫折之类坦然以对，她甚至可以不冷不热给斯万来上几句，让他赴宴时别忘了请总统在菜单上签个名，带回来大家共赏。如此这般，她会变得很是讨喜，没准哪天爱丽舍宫的邀请真就来了。

二号病人

弗朗索瓦丝：叙述者家中掌厨的仆人，做得一手好芦笋，好牛排。对手下冷酷无情，对主人倒是忠心耿耿，固执别拗是出了名的。

问题：没什么见识。弗朗索瓦丝从没进过校门，外面发生的事她知道的极少，对政治和皇室的种种更是全然不晓。

症状：弗朗索瓦丝总忍不住要暗示别人，她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说白了，她是个“万事通”。常会有些事情让这位“万事通”听得茫无头绪，每当此时，她就面露慌乱之色，不过她会很快恢复常态，仿佛早已心知肚明。

弗朗索瓦丝永远是一副无所不知的样子。人们都认为鲁道夫大公死了，她倒是坚信大公还在，即使你宣称大公没死，活得好好的，在踢球哩，她也会应你一句：“是啊。”——就像她早有耳闻似的。

精神分析学的文献中提到过一个女人，无论何时，只要坐在图书馆里，她就感到头晕目眩。被书四面包围着，她会感到恶心，惟有快快离去，才会觉着释然。我们多半会想，她一定对书厌恶至极，实则相反，她渴望书籍，渴望书中蕴藏的知识，她深感自己知识匮乏，恨不能立时将架上所有图书读个遍。正因她没法做到这一点，而在这充溢着知识的环境中越发不能忍受自己知识的贫乏，她才不得不逃离图书馆。

要想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也许首先得能够承认、接受这一事实：从某种程度上说，自己的确无知。他该明白，无知的状态是可以改变的，有所不知并不说明你无能，因此大可不必将其视为个人的弱点。

然而，我们的“万事通”对获取知识的正常方式已不抱希望，像弗朗索瓦丝这么个人对这一套没有信心，也许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想想看，她一辈子都在厨房里为她主人做芦笋、做牛肉冻，而主人受过那么好的教育，渊博得惊人，他们整上午整上午地读报，而且喜欢在房里踱着步朗吟拉辛和塞维尼夫人的名句。——顺便说说，你若说起塞维尼夫人的短篇小说，没准弗朗索瓦丝也会宣称她早就读过，虽则塞维尼夫人根本没写过短篇小说。

对策：我们固然可以把弗朗索瓦丝的“无所不知”硬说成是因为她求知心切，但是她最好还是不要怕一时丢面子，问问别人鲁道夫大公究竟何许人也，否则鲁道夫究竟如何，对她来说就永远是个谜。

三号病人

阿尔弗莱德·布鲁赫：叙述者中学时代的好友，犹太人，知识分子，饶有家产，长得像贝里尼肖像画中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

问题：在重要场合常闹笑话，出洋相。

症状：寻常之辈行有不当总觉忐忑不安，道歉连连，布鲁赫则无论何时都是理直气壮，从无羞惭、尴尬之色。

有次叙述者一家邀他共进晚餐，他竟迟到了一个半小时，而且不期而至的暴雨弄得他从头到脚一身是泥。他该为他的迟到和一身泥水说声抱歉才是，可他只字未提，一屁股坐下来就大发宏论，对衣冠楚楚、按时赴约的惯例好一通贬损：

“我从不许自己因气氛不对或是什么时间之类的武断规定而受到哪怕一丁点影响。我倒是很愿意再来说说鸦片烟枪或是马来人的波形刃短剑有何用途，至于手表、雨伞之类，可说是有百害无一益，纯属中产阶级的奢侈品，我是一无所知。”

布鲁赫并非有意让众人不快，只是他似乎不能忍受自己做得不漂亮，担心想讨众人欢心结果却适得其反。索性让人不快到底反倒容易得多，至少是他在唱主角。假如他未能准时赴宴又被雨弄得狼狈不堪，何不干脆以攻代守，化尴尬之事为炫耀之资，宣称遇雨迟来正是他求之不得之事？

对策：一只手表，一把雨伞，外加道歉。

四号病人

她在小说中只同我们打了个照面。我们不知她眼睛是何颜色，不知她衣着怎样，也不知她的全名。我们只知她是阿尔贝蒂娜好友安德烈的母亲。

问题：像维尔迪兰夫人一样，安德烈的母亲一心想的就是在社交场上出人头地。她就盼着达官贵人邀她赴宴，却总不能如愿。有次她十几岁的女儿带阿尔贝蒂娜到家中玩，阿尔贝蒂娜无意中说起她曾好几次与法兰西银行总裁一家一同度假。几句话在安德烈的母亲听来竟如五雷轰顶：她可是从来无缘进得总裁的豪宅，巴不得有朝一日能有这份荣幸。

症状：每天晚上一同进餐，听阿尔贝蒂娜说起总裁豪宅里的所见所闻，（安德烈的母亲）不禁心驰神往，虽说脸上倒是一副无动于衷甚或不屑与闻的神情。她仿佛已置身总裁府第之中，一个个来客的名字让她兴奋无比，这些名字她几乎全知道，或是从哪儿看到过，或是耳熟能详。想到自己只能于遥想之中亲近这些显贵之人，她不免有几分气沮。她就总裁府中的细节问来问去，问时撇着嘴，神情冷淡倨傲。阿尔贝蒂娜所说的一切令她因自己社会地位之无足轻重大为不安，她简直没了自信，若非借着呼喝管家摆摆威风，真是难以回到“生活的现实”。她吩咐管家道：“告诉大厨，豆子烧得不烂。”——抖抖威风，她总算找到了一点平衡。

这点平衡只能靠迁怒厨子，厨子得为那些豆子负责，他的主人在小说里只走了个过场，他更是连露个面都轮不着。我们该叫他吉拉德还是图埃尔？他是什么地方人，布列塔尼还是朗盖道克？他是在哪儿学的手艺，银塔餐厅还是伏尔泰咖啡馆？这些问题颇有趣，不过我们最该一问的却是，法兰西银行总裁未邀他主人一起度假，主人何以要拿他问罪？豆子何辜，竟要为女主人上不了贵人邀请名单担干系？

无独有偶，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也以同样荒唐无理的方式给自己找平衡。公爵夫人的丈夫是个登徒子，他们的婚姻名存实亡。公爵府里有个叫普赖恩的男仆，正与一年轻女子热恋。那女子在另一大户人家做工，也是个仆人，二人休假日不一，一同休假的日子百不遇一，所以难得见面。这一日，总算等到见面的机会，不想恰遇一位叫德·高齐的先生来公爵府与夫人共进晚餐。德·高齐先生是个打猎好手，席间说要将在自家庄园打下的六对雉鸡送夫人为礼。公爵夫人连忙道谢，称高齐先生实在是慷慨，不过既已受此大礼，不好意思再劳他遣人送来，故她坚持要让自己的仆人普赖恩去取雉鸡。德·高齐先生对公爵夫人之礼数周全、为人着想，留下深刻印象。哪知公爵夫人如此“仁慈”另有缘故：她的惟一动机便是不让普赖恩如约与心上人相会，旁人甜甜蜜蜜反证的是她与美满姻缘之无缘，坏了他人好事，也算让她找到那么点平衡。

对策：放仆人、厨子、还有那些豆子一码。

五号病人

夏尔·斯万：此人曾受邀与总统共进午餐，威尔士王子的好友，最风雅的沙龙里的常客。漂亮、富有、聪明，有那么点天真，还是个情种。

问题：斯万收到一封匿名信，称他的情人奥黛特过去曾与无数男人鬼混，且时常出入妓院。斯万心烦意乱，苦想何人如此歹毒，会给他写这么封信。他注意到信中提到的一些细节，猜想写信者必是他认识的某个熟人。

症状：为了找出作案之人，斯万将他的朋友一个不漏，挨个想来：德·沙赫吕先生、劳梅亲王、德奥尚先生……想来想去，终不能相信这封信会出自其中任何一人之手。再无怀疑对象了，他又倒过头来，在心里将众人再重新掂量，这一想又觉事实上他认识的每个人都有可能干出这等事来。他该怎么想？他该如何评价他的朋友？这封折磨人的信逼着他去寻求对人更深一层的理解：

这封匿名信证明，他认识的某个人确能干出这等叫人不齿的勾当，但人心难测，阴暗的念头往往蛰伏于内心深处，他实在找不出任何理由怀疑某类人，而将另一类人排除在外。冷漠的人做得，一盆火似的人就做不出来？布尔乔亚做得出来，艺术家就做不出？下人做得出来，贵族难道就做不出？要判断一个人，我们该采取何种标准？说到底，在某种情形下，他所认识的人谁都有可能做出这等下作勾当。那么他该和他们都断绝往来？他越想心里越乱，频频以手加额，要不就掏出手帕擦拭镜片……最终，他还是继续和被他怀疑过的那些朋友见面来往，握手寒暄，但现在纯粹是出于礼貌了，——既然他们当中每个人都有可能曾想将他置于死地。

对策：斯万因匿名信而饱受折磨，但是此事并未引起他对问题做更深一层的思索。也许他经此事会多了一份世故，明白朋友表面的所作所为背后可能藏着叵测的心机，却不知这心机会怎样形之于外，也无法明白这等阴暗心理由何而来。他的心头是迷雾一团，他擦干净了镜片，却放过了深思了悟的良机，——在普鲁斯特看来，要想了然背叛与妒忌究竟为何，此其时也。足以催生出这等阴暗念头的，正是妒忌，它可让人想方设法、挖空心思去发掘他人的隐私。

我们偶或也会疑心周围的人有些事对我们秘而不宣，可总要等到深陷情网之时才会有探究的冲动，而于寻求答案之时，我们才会发现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将自己的真面目掩饰到何种程度。

妒忌的功能之一就是向我们展示，当外在的事实和内心的情感相互作用之时，会是怎样的说不清道不明，由此竟能派生出无尽的猜疑假设。我们以为对某些事情或是他人所想了然于心，只不过是因为事不关己，一旦我们像妒忌的男人那样急欲刨根问底、了解真相，马上一切就会变得难以捉摸，如同变幻不定的万花筒，再无“真相”可言。

生活中充满了矛盾，这是个简单的真理，斯万也许并非不知道，可是就他所认识的一个个人而言，他总相信他们身上他所了解的一面与他尚不了解的一面，应当不会相去太远。他只能从他们显之于外的一面去理解隐之于内的东西，此所以他对奥黛特一无所知，与他相处时显得那么高贵的女子曾一度频频光顾妓院，实在让他难以置信。与此相似，他对朋友其实也并不了解，午餐时还和他一处把酒言欢的朋友，晚餐时便发了这么一封用心歹毒、揭他女友老底的信，两相对照，他简直不能接受。

此中有何教训？普鲁斯特警告我们说：“张见他人生活的真相，发现表象底下潜藏着的真实世界，往往会让我们大吃一惊，如同造访一所看去极寻常的屋子，入内却见里面满是宝藏、刑具或是骷髅。”即便如此，当面对他人意想不到的伤害行为之时，我们仍应将其视作一个机会，去延展自己对生活的理解。

*　*　*

比之于上面提到的几个倒霉蛋，普鲁斯特本人面对不幸的方式似乎更值得赞赏。

虽说哮喘令他一到乡间即有性命之虞，虽说看上一眼怒放的紫丁香就让他满脸青紫，他却绝不来维尔迪兰夫人那一套，他不会找碴说花儿令人心烦，也不会宣称一年到头闷在门窗紧闭的屋里大有好处。

虽说知识上有不少欠缺，他却不羞于设法弥补。他问吕西安·都德（其时都德年方二十七岁）：“《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作者是谁？”“鲍斯威尔（他把BOSSWELL说成BOSSWELLE）的《约翰生传》（他将书名说错）有没有译本？狄更斯的小说哪一部最好？（他的书我一本都没看过。）”

此外，我们也从未听闻他拿下人出气之事。普鲁斯特深谙化痛苦为思想之术。他相与的那个司机奥德隆·阿尔巴赫甩了他与一女子结婚（那女子后来成了他的女仆），遭此情场变故，他还能在新人成婚之日发电报祝贺，而且信中没几句自怜的话，还尽量不让对方感到歉疚。下面即是电报全文，活体字的一句尤堪玩味：

恭喜。我不能多写，因我得了感冒，人很疲乏，但我还是要向你和你的家人送去最诚挚的祝愿，祝你们幸福美满。

此中有何教益？教益即在于，我们须认清幸福生活的秘诀乃是从各种以密码形式出现的痛苦中获取智慧，咳嗽、过敏、社交场上失态、遭人暗算，等等，等等，无一不是了悟的契机。千万别学忘恩负义之人，这种人不是骂别人讨厌，就是拿豆子撒气，要不就派时间和天气的不是。